关键行动者贾充与西晋的兴亡
“晋之篡魏以贾充，其亡亦以充。” ——[宋]王应麟：《困学纪闻·考史》
众所周知，“罗马不是一日建成的”，社会变迁是历史发展的累积性结果[1]，国家的兴衰自然也不例外。现代历史社会学或“历史政治学”在叙事层面采用的都是结构/机制性叙事，从这点上来说，对国家兴衰的研究本身就暗含着历史社会学或“历史政治学”的叙事要求。相比之下，古代史家在描述帝国的兴衰浮沉时多从关键人物着手[2]，对人物的刻画也多从“忠”、“奸”的角度加以考察。这种刻画除却服务于书写本朝的政治合法性外，还包含着对当时统治者进行教化的重要作用。正是如此，古代史官对这种人物的叙事、分析本身往往显得过于脸谱化和标签化，从而饱受现代历史学和历史社会学研究的批评。然而我们不能否认关键行动者（actor）面对结构时的抉择以及产生的一系列后果，虽然这些事件之间的因果链可能很长，并且这些后果有时候超出了行动者本身的预期，但行动者在这些历史进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乃是不争的事实。
拿西晋的开国元勋贾充来说，其在历史上一直是以恩悻和奸佞的形象示人。无论看没看完《三国演义》，想必每一个国人都听过“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这一成语，而贾充便是司马昭弑君的主要幕后推手。特别是在魏帝曹髦亲自率领僮仆冲出云龙门，向相府杀来，而司马昭安插在宫内的司马伷等党羽皆不敢阻挡时，时任中护军的贾充却以“司马家事若败，汝等岂复有种乎？何不出击”[3]为由怂恿太子舍人（工具人）成济“抽戈犯陛”[4]，其口中的“畜养汝等，正谓今日。今日之事，无所问也”[5]更是成为恩悻向统治者表示忠心的最好印证。对此，同时代的河南尹庾纯曾当面痛斥贾充“天下凶凶，由尔一人”[6]。唐太宗也亲自在《晋书》中毫不留情地批评道“故贾充凶竖，怀奸志以拥权”[7]，甚至连暴君孙皓被俘后也在宴会上当面嘲讽像贾充这样的“人臣有弑其君及奸回不忠者”[8]就该被剥掉面皮。然而不可否认的是，作为关键行动者的贾充在推动魏晋嬗代这一历史进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诚然贾充是恩悻，是阴谋家，但是如果我们对其个人的认识仅仅停留在这一层面，那么我们对人物的刻画及其背后历史的理解也不会深入。对此，这篇短文试图借鉴帕吉特（John Padgett）和鲍威尔（Walter Powell）的理论“短期来看，行动者塑造关系；但从长远来看，关系塑造了行动者”[9]，从结构/能动的角度出发，通过描绘贾充打造的权力网络与姻亲网络，探讨其作为关键行动者在魏晋嬗代和西晋兴亡过程中发挥的重要作用。
贾充，字公闾，是三国时期曹魏豫州刺史贾逵之子，出身于河东襄陵（今山西襄汾）的著姓[10]。尽管贾充少孤，但在九品中正制已经全面兴起的时代，本着出身高门，父亲又是帝国重臣这一得天独厚的优势，其在仕途起步上自然与平民出身的他者有着云泥之别。作为贾家的长子，贾充先是袭父阳里亭侯爵位，然后从尚书郎做起，历任黄门侍郎、汲郡典农中郎将等职，在权位上步步高升。而在婚姻方面，贾充也是迎娶了当时在朝中任官的李丰之女李婉。然而与其父贾逵一生忠于曹魏不同[11]，在高平陵之变后的贾充投靠了当时已经掌控魏国最高军政大权的司马氏，成为其麾下的得力干将。
司马懿死后，其子司马师任大将军辅政，继续执掌魏国最高军政权力，而贾充担任了参大将军军事。期间贾充的岳父、中书令李丰因不满司马师专权，试图联合少帝曹芳的皇后父张缉、黄门监苏铄、永宁署令乐敦以及冗从仆射刘贤等人发动政变，诛杀司马师、推夏侯玄任大将军。[12]然而密谋事泄，李丰被杀，多人受到牵连，而李丰其女李婉虽免死罪，亦遭到流放，被迫与贾充分离。尽管如此，贾充的仕途不仅没有受到明显的影响，反而进一步得到了司马氏的重用。此后，贾充又随司马师征讨了在淮南起兵反抗司马氏专政的毌丘俭和文钦。在镇压叛乱的过程中，司马师因目疾复发返回许昌，留任贾充监理军事。后来司马师病死，临终前又将权力交给其弟司马昭，再一次实现了国家最高权力在权臣家族内部的传递。司马昭辅政，对位于寿春、手握重兵的诸葛诞深感不安，便派贾充去试探诸葛诞于己的态度，结果遭到诸葛诞的痛斥。于是司马昭在贾充的谋划下以征诸葛诞入朝担任司空、实夺军权的方式逼反诸葛诞，并成功地镇压了第三次淮南叛乱，消除了对司马氏而言的最后隐患。前述种种事件，可见贾充深得司马氏兄弟的信任。而贾充自然也不负众望，在高贵乡公曹髦带领僮仆来攻相府时，指使成济挥戈弑君，将曹氏君主最后一次反击夺权的希望彻底化为泡影。期间，贾充还迎娶了郭槐。于贾充而言，郭槐不仅仅是司马氏权力网络中的又一功臣郭淮的侄女，而且其出身中古门阀中的太原郭氏，与其联姻不仅可以进一步增强自身在司马氏权力网络中的影响力，而且由于这种联姻也是高门阀阅之间的联姻，能共同增进士族彼此间的利益，形成多维度的利益共同体。公元263年，邓艾偷渡阴平，进逼成都，刘禅出降，蜀汉灭亡。一年后，灭蜀功臣邓艾与钟会反目，邓艾被卫瓘钟会设计杀死，钟会据蜀自立，贾充又以中护军假节、都督关中、陇右诸军事，率军驻守汉中，未几钟会兵败身死，蜀乱平息。贾充还朝，又参议军国机密，其与裴秀、王沈、羊祜和荀勖共同组成了司马昭身边的最亲信团体，加快了篡魏的步伐。
起先司马师无后，司马昭将自己的次子司马攸过继给司马师为嗣。司马昭曾说“此景王之天下也，吾何与焉”[13]，一度有意传位于司马攸，而正是贾充在司马昭面前尽言司马炎“宽仁，且又居长，有人君之德”[14]才最终改变了司马昭的决定，司马昭临终前也交待晋武帝道“知汝者贾公闾也”[15]。这样，资历甚浅、才能平庸的的司马炎才得以即位进而实现了魏晋嬗代。在西晋建立后，作为开国元勋的贾充自然成为了第一等功臣，升任车骑将军、散骑常侍、尚书仆射、封鲁郡公。客观而言，这一时期的贾充发挥了其在法律订立方面的天赋，主持修撰《晋律》，在施政方面也做到“务农节用，并官省职”[16]，受到了好评。
尽管贾充位极人臣，但是在私人交谊方面，晋武帝对在年龄上作为长辈的贾充并不一定有着特殊的信任。[17]有鉴于此，贾充不仅和司马皇室进行了联姻，而且还采取了两边下注[18]的方式。起先贾充将大女儿贾褒嫁给了齐王司马攸，而后又将三女儿贾南风嫁给了晋武帝的太子，也即后来的晋惠帝司马衷，通过两边下注的联姻方式将功臣与皇室之间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在功臣的关系上再加上一层姻亲关系，形成利益共同体。在这层意义上，司马氏代魏建晋是行动者促成关系网络的结果，而作为当事人的贾充也是在塑造一种有利于自身利益的关系网络。晋武帝在位期间曾经染疫重病一场，一度到了病危的地步。在这种情况下，朝廷曾属意齐王司马攸，贾充对此虽不表态，但也受到夏侯和等拥立齐王的势力拉拢。病愈后的晋武帝得知此事，无比忌惮，不仅免去夏侯和的官职，也夺去贾充的兵权。尽管后来贾充在出镇、太子妃册立以及伐吴等大事上也屡受政敌打击，节节败退，但仍得善终，且死后备受哀荣，不仅得到了与其一生作为完全不符的褒谥“武”，其家族的利益也得到保全。
晋武帝死后，晋惠帝即位，原本攀附贾家的杨氏成为朝中的掌权者，开始大肆推行排他性策略。然而吊诡的是，西晋的大权最终还是在政变中落入了阴谋家贾南风之手。贾后诉诸的大肆杀戮不仅开始动摇西晋自建立以来就已经积弊深重的政治整合，而且掀开了长达16年的“八王之乱”的序幕。而在“八王之乱”结束的10年后，已经千疮百孔的西晋帝国大厦在游牧民族的入侵中轰然坍塌，最终淹没在历史的尘埃之中。这一系列事件的因果链虽长，贾充也不是直接导致西晋灭亡的罪魁祸首，但他构建的关系网络对西晋的灭亡产生了重大影响，因此很难将其与“八王之乱”乃至西晋的灭亡撇开关系。
总而言之，作为司马师司马昭构建的权力网络中的关键节点，贾充之于司马氏而言毫无疑问是推动魏晋鼎革的功臣，然而正如本文在开头提及的“短期来看，行动者塑造关系；但从长远来看，关系塑造了行动者”那样，作为关键行动者的贾充不仅在魏晋嬗代的过程中发挥了关键影响，其在西晋建立后塑造的关系网络也深刻地影响了其后的行动者乃至整个王朝国家的命运。套用世人对汉淮阴侯韩信个人成败的总结“成也萧何、败也萧何”，我们也可以将西晋这个短命帝国的命运同贾充个人联系在一起。在特定意义上，西晋的兴亡可谓是“兴也贾充、衰也贾充”。
注释：
[1] Dingxin Zhao. The Confucian-Legalist State: A New Theory of Chinese History.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15.
[2] 以“二十四史”为代表的国史均是以对关键历史人物记载的纪传体传世。
[3] [晋]陈寿著、[宋]裴松之注：《三国志·魏书·三少帝纪》注引《魏氏春秋》，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145页。
[4] [唐]房玄龄等撰：《晋书·帝纪第二》，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36页。
[5] [晋]陈寿著、[宋]裴松之注：《三国志·魏书·三少帝纪》注引《汉晋春秋》，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144页。
[6] [唐]房玄龄等撰：《晋书·庾纯传》，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1389页。
[7] [唐]房玄龄等撰：《晋书·帝纪第三》，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82页。
[8] [宋]司马光编著、[元]胡三省音注：《资治通鉴·晋纪三》，北京：中华书局1956年版，第2569页。
[9] John F. Padgett and Walter W. Powell. The Emergence of Organizations and Markets.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2012, p.2.
[10] [晋]陈寿著、[宋]裴松之注：《三国志·魏书·贾逵传》注引《魏略》，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480页。
[11] 将贾奎与贾充政治立场进行对比可见：高平陵之变后，王淩试图起兵反抗司马懿，结果事泄身死。干宝《晋纪》曾载王凌被押回洛阳的途中路过项县，见到贾奎庙曾哭道“贾梁道，王淩固忠于魏之社稷者，唯尔有神，知之”。见[晋]陈寿著、[宋]裴松之注：《三国志·魏书·王淩传》注引《晋纪》，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760页。而贾充受司马昭之意试探诸葛诞是否司马昭代魏，诸葛诞曾经厉声呵斥，反问贾充“还是不是贾逵的儿子”。见[唐]房玄龄等撰：《晋书·贾充传》，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1165页。
[12] [唐]房玄龄等撰：《晋书·帝纪第二》，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27页。
[13] [唐]房玄龄等撰：《晋书·帝纪第三》，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49页。
[14] [唐]房玄龄等撰：《晋书·贾充传》，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1166页。
[15] [唐]房玄龄等撰：《晋书·贾充传》，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1166页。
[16] [唐]房玄龄等撰：《晋书·贾充传》，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1167页。
[17] 仇鹿鸣：《魏晋之际的政治权力与家族网络》，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版，第205页。
[18] 贾充分别将大小女儿嫁给司马宗室的联姻方式实质就是两边下注，这样无论是司马衷还是司马攸上台，都对己有利。
撰文：杨端程 审订：秦汉元 编辑：康张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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