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科往事 「5」 ║ 25岁的陈赓担任了35岁的鲍君甫的上线领导
鲍君甫的“拉出来”，是一个教科书级的案例。
鲍君甫的意义不仅在于他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的第一个反间谍关系，不仅在于鲍君甫做出的贡献，同样重要的，是中央特科在指导使用鲍君甫的过程中，形成了一系列的原则规范，成为基因密码传之后代，发扬光大，最终构成了中国共产党秘密情报工作的政治特质与致胜元素。
鲍君甫是第一个“反间谍关系”，什么是“反间谍关系”？
情报关系，按其所处部位大致可以分为两类：
——一类处于对方政治经济军事等部门，称为政经军事情报关系。
——一类处于对方间谍情报机构内部，称为反间谍关系。
政经军事情报关系，侧重搜集对方相应领域的实力、决策、动态，侧重战略性情报。
反间谍关系侧重搜集对手向己方实施渗透、进攻、破坏的行动与线索，侧重战术性情报。
建立反间谍关系，交锋的对手就是专门从事间谍情报活动的专业机构，反间谍关系本身就是专业的间谍情报人员，以专业对专业，斗争更为尖锐，较量更为复杂，难度系数更高。
“政治团结”不是一个口号
特科在“拉出来”的工作中，确定了一条原则：“政治团结为主，金钱收买为辅”。
不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中，这都不是一个空洞的政治口号，而是一个确保成功的理念与利器。选择“拉出来”的对象，寻求共同的政治基础，形成价值观的共鸣，成功的系数就比较大。争取过来以后，对象的表现往往比较坚定，可以信得过，能经得起复杂斗争的考验。
那些只看重金钱的对象，即使一时收买过来，也是做买卖的利益交换心态，有钱就干，没有钱就推脱，出现困难就动摇，关键时刻靠不住，甚至助纣倒戈。
建立反间谍关系，政治团结尤为重要。
鲍君甫就是一位深受共产党政治主张影响的国民党左派人士。
鲍君甫是广东人，在日本求学时读过一些马克思主义书籍，思想左倾。1919年从早稻田大学毕业回国，在上海的日本基督教青年会做事，为日本的几家通讯社撰稿。这期间他常到上海伊文思洋行买书，结识了在书店供职的杨剑虹。杨剑虹后来在帮助鲍君甫进入国民党特务机构时发挥了关键作用。鲍君甫和杨剑虹同为广东人，都爱好音乐，就时常一起玩乐，会友，参加演出，结为密友。
杨剑虹后来成为上海洋务工会负责人。“五卅运动”期间，日本常有各行业的工会代表来上海，会见工运方面的开明人士，多是通过鲍君甫供职的基督教青年会与洋务工会联系，鲍君甫和杨剑虹的交往更加频繁，关系愈加密切。不久，杨剑虹离开上海，到广州投靠国民党，成了陈立夫的亲信。
同期，鲍君甫加入了改组后的中国国民党，成为国民党的左派，还和几个共产党人成了朋友。“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鲍君甫因为对政变不满，被抓进监狱，关了数月被保释出狱，蛰居上海。
1928年2月，国民党中央组织部党务调查科（中统前身）成立，中央党部机要秘书陈立夫成为第一任主任，张道藩为副主任，杨剑虹因为陈立夫的器重，出任调查科采访股总干事（即股长）。
党务调查科的首要职责是打压共产党活动，破坏中共中央机关是它的一个主要任务。党务调查科成立不久，就决定在中共中央秘密机关所在地上海建立分支机构。陈立夫和杨剑虹专程来到上海，筹建机构，物色上海机构的负责人。
杨剑虹找到好友鲍君甫，说中央党部成立了调查科，要在上海筹建一个调查机构，请他参加办案。鲍君甫答应了。杨剑虹把鲍君甫请到在上海的家里，引荐给了陈立夫。三人一起到一家日本菜馆吃饭。杨剑虹进一步透了底：“主要是想办法消灭在上海租界内各'各反动党派分子’的活动，尤其是中共。”“每次给租界来公函办案，多数由于办手续的时候拖长，以致泄露机密。目前要研究设法打通这条路，简化手续，严保机密。”陈立夫说：“首先要联系各种社会团体、机关和学校等，搜集各种情报材料。”
鲍君甫内心矛盾起来。如今是国民党坐天下，他既想在国民党里面做官，又担心做侦探搞反共，不仅对不起共产党的朋友，而且不取得共产党朋友的帮助，不但事情难办，也还可能有性命危险。
他决定跟自己的一个共产党朋友商量商量。
这个共产党朋友，就是陈养山。
陈养山出身于浙江上虞一个贫寒人家，在汉口一家钱庄做店员时，由恽代英指引走上革命道路，加入共产党。1925年国共合作期间，恽代英在上海筹建国民党中央交通局，将陈养山调入交通局担任发行科长，主要工作是将广州出版的进步书报杂志运到上海，再转发各地，以免被各地军阀政权控制的邮局没收。
这个期间，陈养山经人介绍向鲍君甫学习日语，两人结识。陈养山负责转寄的书报杂志存放在闸北路的一所房子里，鲍君甫有时过来帮忙发行，陈养山热情地将一些书报杂志送给鲍君甫，鲍君甫很高兴，他选一些书刊内容翻译成日文，能得到比较高的稿费。鲍君甫也很乐意帮助陈养山办事。两人渐渐成了好朋友。在国共合作期间，一些共产党员的身份是公开半公开的，鲍君甫知道陈养山是共产党员，他在内心里也赞同共产党的政治主张，两人分属不同政党这件事丝毫没有影响他对陈养山的友情。
1928年初，陈养山被组织调往浙江，在海门县计划发动农民暴动，被告密遭国民党军警追捕，陈养山在亲戚家躲避一些时日后又来到上海，一时接不上党组织关系，就住在北四川路的鲍君甫家里。陈养山先是在一家报馆找了份差事谋生，后来找到了党组织，被安排在江苏省委下属的闸北区委工作。
鲍君甫回到家里，毫不见外地向陈养山吐露了自己的矛盾心理：“想去国民党里做官，又想靠拢共产党……怎样才能两全其美？”他的想法是，答应下这个差事，同时暗地里帮助共产党做事，同时也从共产党这边弄一些真真假假的情报应付国民党。这样，既能得到一份美差，又对得起共产党朋友，自己的生命也可保无虞。
鲍君甫身为国民党员，在第一次国共合作破裂后，在国民党反动派大肆迫害共产党人的严峻形势下，能将国民党政要拉拢他的内情以及他的彷徨心理向共产党朋友倾诉，表露向共产党靠拢的心迹，这与他思想上受共产党政治主张的感召，被共产党人的品格所吸引，是密不可分的。
陈养山回忆说：“我考虑他是国民党左派，对我党有一定同情，可以争取利用，便向党中央汇报了这个情况。”
陈养山的情况报告通过闸北区委转报了党中央。周恩来研究了陈养山的报告后，指示特科情报科科长陈赓先向陈养山了解鲍君甫的情况，再约鲍君甫面谈。
陈赓面谈后向周恩来汇报，认为鲍君甫历来同情革命，在目前白色恐怖形势下与我党一些同志相处融洽，可以做我们的内线人物。
周恩来说，鲍君甫这样一个人，政治上虽然不是很可靠，但在隐蔽斗争中，只要正确引导，完全可以为我所用。至于是否使用，我还要和有些同志商量一下再定。
几天后，周恩来对陈赓说，中央已经同意谨慎使用鲍君甫，今后由你与鲍君甫单线联系。
陈赓此后开始使用化名王庸。
中央同时决定，将陈养山调入特科，断绝与其他方面的联系，由陈赓单线联系，协助对鲍君甫的联络工作。
得到共产党朋友的答复后，鲍君甫心安理得地加入了国民党调查科的工作，从此起用化名杨登瀛。
不久，在上海报纸上登出了一则由当时兼任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部长蒋介石签署的任命：“特派杨登瀛在沪协助办理重要案件并处理之。此谕。”从此，化名杨登瀛的鲍君甫成为国民党中央组织部党务调查科上海特派员，成为国民党在上海特务组织的最高负责人。
坚持掌握领导权
组织决定由陈赓负责对鲍君甫的单线联系，就意味着由陈赓担任鲍君甫的上线领导。
那年，陈赓25岁，鲍君甫35岁。陈赓如何领导好这个比自己年长10岁的情报关系？
情报工作中，坚持情报指导干部对情报人员的领导与被领导关系，是特科确立的一条重要原则。这既是一条政治原则和组织原则，也体现了秘密情报活动的规律性要求。
一名情报关系，本身具有截然对立的两面性。一方面，他是敌方要害机构的制内人员，要履行敌方机构赋予他的职责任务；另一方面，他暗里为我所用，要完成我方交给的任务。明暗两种任务，在政治上、在阶层利益上是完全冲突、截然对立的。尤其是反间谍情报关系，面临的冲突与对立更加尖锐直接。隐蔽斗争中，敌对双方的对抗与较量，最集中地体现在对情报关系的使用上。
要保证情报关系坚定立场、真心向我、为我所用，要防止其立场摇摆、阳奉阴违、背我向敌，就必须毫不含糊地确定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牢牢掌握领导权，坚持把握思想上、组织上、行动上的领导作用，坚持政策，把握方向，善用策略。
不论对方的地位多么高、资历多么老、年龄多么大，不论指导干部与对方在这些方面存在多么大的距离，都必须坚持指导干部对情报关系的领导权，绝不允许出现客大欺店的现象。指导干部不是单枪匹马，他代表的不是个人，而是强大的组织，这不是一种人身依附关系，而是情报关系对组织的认可与服从。
当然，这种领导关系在实践中的效果，与指导干部本人的品性涵养、素质能力有很大的关系。年轻的陈赓受命领导鲍君甫后，果然不负重托。
鲍君甫虽然年长，但是，起初他在国民党特务系统内的地位并不高，底气也不足。陈赓在指导他开展活动中，着意增强他与敌人打交道的勇气和能力，鼓励他利用同杨剑虹的特殊关系，尽可能多地接近陈立夫和调查科副主任张道藩（后来接任主任），取得他们的信任和重用。并且指导他多接近上海市党部、淞沪警备司令部、市公安局和英法租界巡捕房的上层关系。
陈赓对鲍君甫的领导不仅是口头上的指导与鼓励，而且按照特科领导的意见，并根据党组织所具有的经济能力，适时给鲍君甫提供相应的活动条件与物质帮助。
张道藩和杨剑虹常来上海策动反共工作，鲍君甫在陈赓的指导与提供的经济帮助下，积极贴近，拉着他们一起吃喝玩乐，尽力为他们办事。鲍君甫为人聪明，有侦探才能，表面听话，心眼机灵，关系很快就密切起来。
张道藩在国民党的内部派系斗争中，遇到一个对手作梗，升迁之路受阻。鲍君甫得知后，施以计策，帮助张道藩除掉了这个政敌，为张道藩的升迁清除了一个障碍。此事大大加深了两人的关系。
此时，张道藩又打算筹办婚礼，未婚妻虽有一个中文名字郭淑媛，却是一个法国女子。为了把婚礼办得既风光又洋气，他请求有洋派风格的鲍君甫替他具体操办。
陈赓让好好利用这个机会，并为手头不宽裕的鲍君甫准备了一笔丰厚的婚礼礼金。鲍君甫很卖力气地帮张道藩布置新房，筹备婚礼，方方面面安排得周到细致，婚礼那天高朋满座，热闹非凡，风光而体面。鲍君甫还向张道藩奉上了一份丰厚的礼金。
张道藩十分满意，对鲍君甫心存深深的感激。
鲍君甫这次给张道藩操办喜事，也在官场和社交场上给众人留下印象：他是国民党要员张道藩的心腹与至友。事实上也确实如此，张道藩后来在国民党内不断升迁，历任国民党中央组织部秘书兼侍从室秘书、国民党中宣部长、中央文化运动委员会主任委员等职，他始终对鲍君甫心存感激，十分信赖，成为鲍君甫在国民党内的庇护者。三年后，鲍君甫因为顾顺章叛变而入狱，不久就被张道藩保释出来。
但是，陈赓心里明白，此时国民党特务机关对鲍君甫还没有完全信任，还在对他进行试探与考察。一天，杨剑虹突然找到鲍君甫，一起去见国民党淞沪警备部司令钱大钧，办理一桩要求英租界巡捕房发拘票、派人会同搜捕的手续。到底要搜捕什么地方什么人，杨剑虹却没有告诉鲍君甫。直到两人会同英巡捕房包探来到马立斯新村展开搜捕时，鲍君甫才知道搜捕的地方是共产党人的住地。幸而住在那里的地下党员已经转移，他们扑了个空。
后来又有一次，杨剑虹又拉着鲍君甫去平凉路搜捕，事前还是严把口风，未露丝毫详情，到了地方鲍君甫才知道是共产党的一处机关,
陈赓觉得有必要采取一些办法，帮助鲍君甫争取国民党特务机关的信任。陈赓请示上级批准后，把我们党的一些公开宣言、传单和《红旗》、《布尔什维克》等公开刊物逐期优先送给鲍君甫，有时还给他一点有关党组织活动的情报，真真假假混在一起，让他送给国民党特务机关，以示情报活动的成效。
有时，陈赓还布置一些假机关，把地址提供给鲍君甫，让他带着敌人去破坏，增加他吹牛报功的资本。随着鲍君甫不断提供有“价值”的文件和情报，加上他学识渊博，谈吐高雅，办事得力，鲍君甫逐渐取得了国民党特务机关首脑的信任与赏识，慢慢站稳了脚跟。
国民党中央党务调查科成立初期，人事变动频繁。一年多时间里，陈立夫、张道藩、吴大钧、叶秀峰先后担任主任，最后到了徐恩曾，已经是调查科的第五任主任。这个时期，调查科的头脑们忙于内部事务和派系争斗, 杨剑虹也在内斗中自杀，他们一时顾不上过问鲍君甫的工作。
鲍君甫在陈赓指导下，打着国民党“中央特派员”的招牌，在上海国民党的军警机关和租界巡捕房开展活动，少有他人管束，只有陈立夫与他保持密切联系。陈赓就要鲍君甫常去南京找陈立夫解决问题，陈立夫和张道藩也总是热情接待，有求必应。鲍君甫每次从南京回到上海，就到各警探机关谈论自己的南京之行，见到了什么人，关系是如何密切，听的人都觉得他又从南京带回了什么新任务，都把他当作“中央亲信的人”。他营造的这种印象气氛，给他的活动增添不少方便条件。
当时，中共中央机关都隐蔽在英法租界里。不论国民党特务组织还是外国租界当局，要破坏共产党组织和逮捕共产党人，都要由租界巡捕房出面才能采取行动。巡捕房是危害党组织安全的一个直接威胁。如果能从巡捕房及时获得情报，对保卫中央机关的安全至关重要。
陈赓按照中央特科的指示，要求鲍君甫将巡捕房作为工作重点。同时，国民党特务机关因为在租界搜捕共产党人必须通过租界当局，需要巡捕房随时协助捕人，并且将逮捕的共产党人及时向国民党当局引渡，所以，他们也希望鲍君甫能打通租界巡捕房的关节，与巡捕房政治部建立密切关系。
这样，鲍君甫下功夫与巡捕房拉关系，在国民党特务机关看来，也是一件理所当然的事了。
鲍君甫在日常办案中，本来就与英租界巡捕房政治部的西探长兰普逊和华人帮办谭绍良建立了工作关系。英巡捕房虽然在英租界里说了算，但是涉及到华界，免不了要与国民党警方打交道，但是他们缺乏有效的联系渠道，有些事情办起来也不便当。英巡捕房在与鲍君甫的交往中，就很想利用鲍君甫打通与国民党警方的关系，为他们办一些事情。
陈赓得知这种情况，一起与鲍君甫商量，帮他出主意想办法，增加他接近敌人的勇气和工作能力。一次，英捕房华人帮办谭绍良想要鲍君甫帮忙打听一件事情。码头上有两个工头，是英捕房的线人，这几天忽然找不到人，失踪了。他们猜疑是被淞沪警备司令部抓了，就想让鲍君甫帮助打听一下，搞清楚这两个人的下落，再做下一步计较。
鲍君甫受到陈赓的鼓励，跑到警备司令部，直接找到警备司令钱大钧。钱大钧痛快地说，这两个人确实关在我这里。还问鲍君甫，巡捕房想怎么办？鲍君甫当时没有明确回答。
钱大钧是何等地人情练达。数年后顾顺章叛变案发，他在火车上偶遇陈赓，他身为当年的黄埔教官，明知这位黄埔一期生是共产党人，明知他正在躲避国民党的追捕，他却若无其事，将陈赓从普通车厢力邀到自己的专厢包车里，畅叙黄埔旧谊，谈笑甚欢，挥手作别，放过陈赓一马。并不是钱大钧对共产党人有什么仁慈，而是他深谙国民党的官场逻辑与江湖规则，了解蒋介石对这位黄埔学生曾经的器重与厚爱。
此刻，鲍君甫虽然没有提什么明确要求，钱大钧当下就明白了英捕房派鲍君甫前来打听的用意。钱大钧知道鲍君甫在南京有相当的背景和深厚的人脉关系，在上海又跟巡捕房有交情，觉得这是个有份量的人物。虽然鲍君甫只是问了一句，钱大钧转身就吩咐下属把释放了那两个工头。
鲍君甫离开警备司令部，再到巡捕房准备给谭绍良回话，不料一见面，谭绍良就高兴地说，两个人已经放出来了。英捕房的头脑们一下子见识了鲍君甫的活动能量。
英国人吩咐谭绍良，拿出200大洋酬谢鲍君甫。这在当时是一笔不小的数目。鲍君甫心思通透，当然知道没必要拿这个钱，他一派江湖上的洒脱义气，说：“你认错人了!”干脆利索地帮了不小的忙，一不居功，二不图利，这件事给英捕房的头脑们留下很深的印象。
后来，兰普逊和谭绍良又求到鲍君甫，能不能帮忙弄一份淞沪警备司令部的印鉴式样。鲍君甫将此事告知陈赓，陈赓说，想想办法，把事情办得漂亮一些。于是，鲍君甫动了心思，通过警备司令部副官处长茅乃功，把司令部所属各处和侦缉队的印鉴式样全部弄了一套。兰普逊看到这些东西，如获至宝，十分感激。他感叹：“鲍君甫不是警备司令部的人,但可以叫司令部的人听他指挥。”
兰普逊对鲍君甫还有更多的倚重。当时日本各系统的情报机关在上海活动猖獗，日本在北四川路还有很多驻军，英国人深感威胁，英日在上海的矛盾尖锐。兰普逊知道鲍君甫在日本留过学，熟悉日本情况。于是，他经常就日本情报机关的内幕，以及中日、英日关系的有关问题向鲍君甫请教。鲍君甫施展所长，将日本政府及各财团情报系统的情况一一道来，如数家珍，他的渊博知识和准确判断，都使兰普逊十分折服。
公务活动之外，鲍君甫还很注意与他们的私人交往，他和兰普逊的家人搞得很熟，逐渐成为兰普逊家里的座上客。他同谭绍良的关系更为密切，两人都是广东人，在交往过程中成了至交好友。鲍君甫每天跑了国民党军警机关以后，总要到谭绍良那里聊天，一起吃饭，晚上同到一品香饭店抽大烟，一榻横陈，无话不谈。
这些私人交往大大促进了巡捕房在办案中对鲍君甫的信任和倚重。
兰普逊给鲍君甫办案畅开绿灯。他对鲍君甫说：“如果确有要案需要急办，不必办理拘捕手续，作为现行犯尽管随时去逮捕就行了”，赋予了鲍君甫极大的特权。兰普逊还对国民党方面表示：“巡捕房不希望同鲍君甫以外的人接触。”可见信任之深。从此，鲍君甫成了国民党方面与巡捕房打交道不可替代的人物。他被聘为英、法巡捕房的顾问，可以在巡捕房随时进出。兰普逊遇到重大疑难案件还要找他商量。巡捕房对鲍君甫的信任与倚重，反过来又提高了他在国民党特务机关里的地位。
徐恩曾接任调查科主任后，按照陈立夫的要求，专程来上海探望鲍君甫。徐恩曾知道鲍君甫在上海的能量有多大，尤其知道他与巡捕房的关系非同一般，就把陈立夫交下来的上海方面的重大案件，全部交给鲍君甫办理。徐恩曾秉承陈立夫的意图，经常到上海来拉拢鲍君甫，以多种方式表达对鲍君甫的信任，他虽然经常写信或打电报给鲍君甫作出工作指示，但是从来不检査他的工作。徐恩曾对鲍君甫说：“在用钱上，中央（指陈立夫）总是依从你的。”并且送了两本曾国藩家书给鲍君甫，以示亲密与笼络。
特科在情报工作中，将政治原则和人性特点紧密结合。陈赓领导鲍君甫的工作，不仅在政治上引导教育和工作上指导帮助，而且尽可能地帮助鲍君甫改善工作条件，解决困难和问题。陈赓报经组织批准，每月给鲍君甫提供可观的活动经费，破例给他添置了一辆私人轿车，以提高他的社会地位，并委派在苏联受过训练的特科干部连德生担任司机兼保镖。特科在北四川路大德里的过街楼上给鲍君甫设立了一个办公场所，挂上“国民党中央调查科驻沪办事处”的牌子，让中共党员张红惠化名安娥担任他的专职秘书，同时负责传递情报。
在特科的领导与资助下，鲍君甫具备了相当的地位与身份，可以从容周旋于上海滩的隐蔽战场了。
指导发挥作用
台湾国民党当局在六十多年后总结道：“钱壮飞、鲍君甫一在南京窃取国民党情报资敌，破坏国民党的反共组织；一在上海协助被捕中共人员脱险，保全中共秘密机关。”来自斗争对手的回顾总结，确实道出了当年的实情。
随着鲍君甫站稳脚跟，他的情报作用也开始逐渐发挥，特科得以提前掌握敌人获知的中共机密以及进行破坏活动的警报，有针对性地采取防范措施，提前进行转移，营救被捕同志，必要时进行锄奸行动。
鲍君甫给英捕房帮忙，英捕房也经常给鲍君甫提供情报或者线人。这些线人中，有些就是共产党的叛徒。一天，谭绍良给鲍君甫推荐了一个叫王松生的人，说这人对共产党的事知道得很清楚。几天后，王松生给鲍君甫带来一份中共中央的秘密文件，想卖个好价钱。鲍君甫做出不信任的样子问：你这文件是真的还是假的？王松生急切道：当然是真的，是共产党一个头脑缺钱花才托我卖的。
鲍君甫给了王松生一个好价钱，说还愿意收买这种文件。王松生告诉鲍君甫，托他卖文件的人叫陈慰年，什么样的共产党文件都可以搞到，如果杨先生愿意，可以领他来面谈。
鲍君甫约了时间请王松生、陈慰年到五芳斋吃饭，随即将情况通知了陈赓，特科红队设好埋伏，解决了叛徒陈慰年。
鲍君甫在陈赓指导下，有时借国民党或巡捕房之手就可以解决叛徒。一次，淞沪警备司令部侦缉队抓到的一名嫌疑犯，声称有重要情况，要见“大头子”才能说。警备司令部觉得此人有来头，就安排他见了“大头子”鲍君甫。
鲍君甫审问得知此人是中共山东省委负责人，还在莫斯科东方大学和苏军情报局学习过，是来上海向中共中央汇报工作时被捕的。
陈赓派人调查核实了此人身份，确是中共山东省委负责人，在苏联学习过，认识许多党的重要干部，了解许多党内重要情况，如不除掉，祸患难料。
鲍君甫告诉淞沪警备司令部：此人确系共产党的一个大干部，但没什么利用价值。警备司令部听言这个叛徒留着无用，就把他枪毙了事。
1929年9月，团中央书记任弼时在参加共青团江苏省委会议时，被公共租界巡捕房逮捕。他被捕时将暗藏的文件嚼碎吞了下去，一口咬定自己名叫“彭德生”，巡捕房上刑也没有吐露真实身份。只从他身上搜出一张月票，上面填的是假地址。
周恩来派陈赓找鲍君甫设法营救。
鲍君甫打听案情后，立即将月票地址的情况告诉陈赓。特科迅速在假地址找了间房子，让任弼时爱人陈琮英搬进去，敌人来查对时应付了过去。
鲍君甫又给抓捕任弼时的巡捕房探长陆连奎送去100大洋，请他多加关照。并在德大西餐厅请兰普逊吃大菜，觥筹交错间，鲍君甫说：“那个彭德生是我手底下的人”。
兰普逊在审讯中没有拿到真凭实据，陆连奎又松了口，再听鲍君甫这么一说，就把任弼时放了。
上海北火车站华界旁边有一处党的宣传机关被叛徒出卖，陈赓得到消息后，立即带人赶去，将文件旗帜等重要物品拿走。然后，陈赓又通知鲍君甫，可以去向敌方告密。上海市公安局和巡捕房得报后，在鲍君甫带领下搜查了这个机关，搜到了一些用处不大的宣传品。公安局局长袁良为破获了一个共党机关感到兴奋，分外高兴，还签发手谕：“以后杨特派员来报告消息，当快些行动。”
1930年上半年，我党有两个秘密机关暴露，巡捕房和国民党当局准备去抄查，将会造成严重损失。陈赓迅速通知鲍君甫，立即赶到这两个地方，将里面的文件等重要物品转移，敌人搜查时没能得到什么重要的东西。
鲍君甫还在保护周恩来的安全上立了一功。
那是1931年4月，中共党员黄第洪奉共产国际指示从莫斯科培训回国，到中央特科工作。黄第洪是黄埔一期学生，与陈赓同学，又与周恩来有师生之谊，到上海后要求面见周恩来，地点定在先施公司对面的邮局。
就在见面之前，鲍君甫派连德生送来一封急信，内容触目惊心，竟是黄第洪写给蒋介石的一封信的抄件。黄第洪在信中表示要效忠于校长蒋介石，讲他已与周恩来联系，可设计抓捕。
此信由蒋介石批给徐恩曾，徐恩曾又将信转给鲍君甫，命他从速处理。
鲍君甫接信后，立即让安娥把黄第洪的信以及蒋介石和徐恩曾的批示抄了一份，派连德生送交陈赓。
特科派出一名干部拿着鲍君甫的特派员名片去找黄第洪，黄第洪兴冲冲跟着来人去见杨特派员，从此人间消失。
此外，鲍君甫还参与了营救彭湃、杨殷等同志的行动，协助侦察叛徒白鑫、戴冰石的行踪，做出很大贡献。
但是，领导使用一个拉出来的敌内情报关系，并不总是一帆风顺的。随着鲍君甫在国民党特务系统地位的巩固与提高，他为我工作的态度也发生了一些变化，给我们做事时，不如以前那样痛快，有时表现得畏首畏尾，有时表现出骄矜自满的神色，对组织派去的连德生也不够尊重，以对佣人的态度无故发脾气，耍威风。
针对这种情况，陈赓提高了警惕。一方面采取措施防备他倒向敌人告密，反过来整我们。留意不让他接触更多的我们内部干部，把在他的办事处工作的安娥和连德生都撤了回来。一方面对他进行必要的敲打暗示，巩固他为我工作的思想基础，帮助他认清自己的分量，不要盲目自大，要认清阵营和利害。有的时候，陈赓又视情代表党组织对他工作给予鼓励，增强他的成就感和事业心。
陈赓还派陈养山对鲍君甫的妻子做一些思想工作，鲍君甫的妻子是一个通情达理的人，对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有所认识，她帮助鲍君甫稳定对革命的忠诚和信心，在帮助鲍君甫坚持革命方面起了好的作用。
1931年4月顾顺章叛变后，陈赓在党的机关全面紧急转移的要害关头，抽出时间立即向鲍君甫报警。鲍君甫对共产党在关键时刻够朋友的做法深有感触。陈赓代表特科与鲍君甫讨论，根据他的具体情况，是否需要撤离？经过反复分析形势和权衡利弊，两人一致认为，撤离反而被动，凭鲍君甫和陈立夫、张道藩的关系，估计不会有大的麻烦。
于是，鲍君甫没有撤离，采取了静观其变的策略。不久，国民党特务根据顾顺章的出卖，逮捕了鲍君甫。鲍君甫在狱中没有吐露任何机密，后来陈立夫和张道藩出于自保，再加上此前的关系，很快将鲍君甫保释出狱。
鲍君甫被捕后，特科及时给鲍君甫妻子提供经济上的帮助，保障他们的生活。鲍君甫获释后，陈赓已经被迫转移，鲍君甫就此与共产党中断了联系。后来，由张道藩推荐，他担任了国民党南京反省院副院长多年，他的人生就此走上了一条崎岖的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