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性•人文•文明之本性与理性1
西方文化也讨论人和动物的区别，一会用会不会制造和运用工具来区分，一会用语言文字来区分，一会用形态物质基因蛋白来区分，区分来区分去，都在本性之外打转转，结果发现都不能区分。但却对恶人之所以作恶，找寻到了物质的根据，是大脑杏仁核异常，属于自然本能行为，不是理性故意的结果。有了这样的依据，恶人杀了人便有了可以宽宥的理由，被恶人杀了的人，活该。后面再深入讨论这个问题。
豺狼虎豹自然，猩猩自然，人也自然。人要自主有为，养成人之所以为人的理性，不受自然本能的摆布，用仁爱理性主导自己的生存，避免恶念、恶行，才能和豺狼虎豹、猩猩等动物区别开来。文化智人精神进化的意义，不亚于原始智人削尖木棍，打造石器。削尖木棍，打造石器使原始智人进化为现代直立人，发展成文化智人，精神进化则使文化智人进化为文明智人，使人从动物世界走出来，成为真正意义上的人。
在自然，人与动物都一样，自然而生，自然而成，自然之争获得生存需要，形态由自然环境塑造，细菌、大象，花草、智人，没有谁特殊。人之所以为人，是人有生命觉悟，有从善弃恶的能动性和自主性，不能从善弃恶，甚至就恶而离善，人不只是和动物没有区别，会比动物更坏、更恶。
动物有理性，人有理性，理性不是区分人和动物的根据。动物获取食物，乌鸦会用树枝，食蟹猴会用石头，智人获取物质利益，创造文化，发明技术。树枝、石头和文化、技术，都用来获取物质利益，理性意义没有实质性区别。乌鸦用树枝会选择长短，食蟹猴用石头会选择大小，这样的选择就是理性。动物理性很单纯，就为食物，选择树枝、石头不过是为了更加方便地获得食物，使生存更容易些。
人有独立自主的理性，尤其文化精神，不仅独立于自然，还外在于人，不受人的影响和支配，相反，影响、塑造人的理性。文化精神通过精神实用性文化在现实中发生作用，培养人的人生观、世界观和价值观、是非观，具有一定人生观、世界观和价值观、是非观的人，发明创造和实践运用物质实用性文化，对人的生存关系发生作用。
科学等物质实用性文化在生存关系中的善恶作用，是人决定的，人的理性观念是精神实用性文化塑造的，精神实用性文化是文化精神确定的。
野兽、原始智人，以及在文化生存初级阶段的文化智人，理性是本能理性，主观上为自己，客观为别人。物质实用性文化就是在本能理性动力作用下，不断发明创造发展起来的。好奇心是本能，食欲性欲是本能，争强好胜是本能，等等多种多样的本能，促进物质实用性文化的发展，文化智人的力量飞速增长，物质利益日益丰富。
进入文化生存的高级阶段后，文化精神成熟，影响熏陶文化智人，使人的理性从本能理性升华为文化精神主导的主观理性，本能理性的意义日益减弱，文化精神的作用越来越大。文化精神不仅决定精神实用性文化的性质、价值和作用，而且掌控物质实用性文化的发展和运用，若文化内在的精神，不克服私心，不培养仁爱，还是主观为自己客观为他人，这样的文化精神，在实际当中，就会使社会法规、统治政策向强势者、决策者倾斜，结果就是主观为自己，客观也为自己，不仅是没有进步，没有文明，还会使强势者会越来越富，弱势者会越来越穷。这就是产生福布斯富豪与难民潮，欧美发达与非洲落后等两极分化的文化根源。
文化精神在物质实用性文化的发展过程中，早在数千年前就已形成，文化精神形成之后，才逐渐发展出各式各样的精神实用性文化。
中国文化一开端就以人为本，升华善之欲，凝聚形成仁爱精神，因此春秋战国之后的中国，讲修身进德，仁义礼智信，将心比己。西方文化经过文艺复兴，文化精神发生了实质性的改变，走上了以“用”为道的文化道路，形成了唯物唯利、为我唯争的精神，从哥伦布开始，在全世界掠夺财富、霸占领土。过去明火执仗地争抢、屠杀，现在金融、市场、科技等文化竞争、掠夺，许多弱势国家，普通民众自食其力的生存条件都被剥夺了。
文化生存时代，智人理性很复杂，也易变，善可能包藏着恶，恶可能是为了善，今天善，明天可能恶。仁爱理性，站得高看得远，胸怀天下，为生存平等、生命公平，营造和的社会生存关系，补不足，损有余，均贫富。人要成人，要文明，文化精神需要这样的高度，文化智人需要这样的道德，否则，不能本能理性的冲动得不到升华，就会失去为人民服务的立场，有了诱惑，有了条件，恶之欲会膨胀，清廉的会贪腐，克己奉公的会损人利己，为家国会变成为自己。
文化没有“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的精神高度，不能“合和万国”；强势者没有“终不以天下之病而利一人”的胸怀，不能“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弱势者没有礼义廉耻，不能爱人助人。仁爱精神，从个人理性、群体理性，到国家理性，要持之以恒，要一以贯之，文化精神就必须是为公的精神，精神实用性文化必须具有弘扬善，惩治恶；颂扬仁爱，压制争斗；提倡奉献，批判自私的作用。
1949年前，列强瓜分中国，军阀混战，鸦片盛行。1949年之后，一举清除了黄赌毒等丑恶，遏制住了贪腐变质的势头，精神实用性文化歌颂英雄，学雷锋，学焦裕禄，扬正气，压邪气，反资、反修、反腐败，营造社会生存关系之和。大家讲奉献，讲家国，社会实践“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短短三十年，中国就在西方野性的围追堵截中，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站立起来了，为后来的美好生活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
衡量社会善恶，野性与文明，有没有人性，就看社会中普通民众的生存压力的大小，强势者为公还是为私，是争谋求物质利益，还是自食其力谋求生存，一句话就是看社会中的丑恶的多少。丑恶不是主观意识的，而是现实客观的，主观意识的价值是非，会影响判断，有时很不可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