呼和浩特：马背上失去青春却不曾知道？
呼市是北方少数民族与中原汉民族、游牧文化与农耕文明的交汇之地，也是一个移民型城市，但由于没有和新的生产方式相结合，长期以来仍处于局部工业化、整体农牧文明的发展阶段。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呼市需要提高站位，全面拥抱新时代高质量发展，以数智科技带动数字呼市为突破口，加快建设为北疆创新中心。
如今在城市发展方面，越来越形成一个共识，也就是移民城市具有发展活力。一方面，这个城市成为移民城市，说明他具有吸引力，能为更多的人提供淘金的机会；另一方面，大量人口的进入，进一步充实了这个城市的创业创新动能、生产就业劳动力、市场容量以及规模效应等。但不同的移民城市，发展水平往往不同。由于具有不同的人口结构、生产方式以及区域文化，就会产生不同的发展差异与差距。
从人口结构来看，深圳移民了很多创业创新人才，这些人往往都是新城市建设发展的塑造者，很容易成为新的主人；但宁波移来了很多产业工人，这些人往往是城市建设发展的适应者和接受者，很容易被同化。从生产方式来看，历史上的“闯关东”、“走西口”都不太成功，因为走出去了还是和传统农业生产方式相结合；但“下南洋”相对是成功的，至少与商业结合，并产生新的生产方式。从区域文化来看，只有从农业文明走向商业文明、工业文明、创新文明，才能更好地支撑经济社会发展，反之到了工业化后期以及后工业时代还用农业时代的思想，就很难走出传统发展的路径依赖。呼市作为北方少数民族与中原汉民族、游牧文化与农耕文明的交汇地，历来是一个移民型城市，但更多的是生产力的梯度迁移，而没有产生新的生产生活方式。
现在有不同的某某“决定论”，强调要素的叫做“禀赋决定论”，如比较优势理论；强调资本的叫做“资本决定论”，如资本主义的机制；强调技术的叫做“技术决定论”，如“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强调制度的叫做“制度决定论”，如新制度经济学派所主张“制度是重要的”；强调战略的叫做“战略决定论”，比如“中国奇迹”的根源在于“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国家战略。今天我们所说的是，从“人口决定论”到“文化决定论”。
“人口决定论”核心说的是一个地区之文化的形成与演化，取决于不同人口结构的配比及优化。原来都在讲“工、农、商、学、兵”，能够直接决定农业文明、商业文明、工业文明、创新文明不同阶段的发展层级与同一阶段的发育水平。“文化决定论”说的是，大家都是不同文化的产物或者符号，文化作为一种惯性深度影响着每个人的思维模式、行为模式与气质形象。“人口决定论”到“文化决定论”说的就是人口结构与文明发育、文化孕育之间的关系。比如移民城市的人口结构，能够形成更加开放、包容、宏大的文化，进而影响战略抉择、制度取舍等等；而原教旨主义盛行的地方，往往是自我封闭、自我感觉良好的“夜郎国”。
在过去，我们的生产函数是在一定的技术水平与基础构成下，研究投入与产出的关系。如今，我们更需要在特定人力资本结构下，探讨不同“决定要素”之间的关系。要素拼的是投入，科技拼的是技术门槛，制度拼的是环境，战略拼的是视野、胆略与见识，文化拼的是价值观与想法。如今是想法决定做法、做法决定目标、目标决定价值。只有改变了人及其所依存的思想意识形态，才能创造更大的价值。几乎可以说，在特定人力资本结构条件下，要素堆积比不过资本玩家，资本玩家比不过科技创新，科技创新比不过制度安排，制度安排比不过超前战略，战略制胜比不过文化引领。
某种意义上，一个地方的人口版图、创新版图、产业版图、财富版图将成为新经济地理条件下的城市发展结构。这其中，人口是价值与财富创造的主体，创新资源是各种能量的源泉，产业是财富创造的载体，金融则是创造财富的血液与分配财富的利器。呼市在全国的位置如何，取决于能否成为全国人的呼市，而不是内蒙人的呼市、更不是土著人的呼市。要成为全国人的呼市，最需要解决的一个问题，不是让呼市成为高净值人群前来购房的目的地，而是让呼市更好地承担相应的国家战略，产生更加开放、包容、融合的文化，吸引更多的企业、人才前来淘金，让更多青年才俊能够落地、生根、发芽、开花、结果。
在新时代高质量发展过程中，呼市具有如下四大着眼点：一是当前可持续发展成为新世纪重要议程，我国发展从追求高速度增长到追求高质量发展，绿色生态发展成为全球重要关切问题，呼市迫切需要在建设绿色生态安全屏障发展导向及约束下实现经济、资源、环境、生态的有机结合，探索国家战略物资富集地区的可持续发展之路；二是当前新科技革命与产业革命全面爆发，全球经济加速从工业经济向创新经济方向转变，新旧动能转换成为国家重要发展任务，呼市迫切需要在新时代高质量发展导向及战略指引下从传统工业化发展模式向创新经济方向迈进，探索沿边地区新时代高质量转型跨越发展之路；三是当前第三次经济全球化进入新的阶段，全球经济中心及其重心向中国等国家双重位移，一带一路倡议成为国际合作重要共识，呼市迫切性需要在扩大开放与提升合作发展导向下从沿边商贸合作前哨到国际开放创新合作的前台，支撑我国对俄罗斯与蒙古的国际合作战略；四是当前区域经济一体化带动战略增长极，城市进一步代表国家参与全球合作与国际竞争，区域协同创新成为地区崛起重要途径，呼市迫切需要在城市群一体化发展导向下加速首府城市、工业城市、能源城市协同发展，打造我国少数民族地区产业高地以及创新中心。
在多年建设发展过程中，呼和浩特具有如下发展基础：一是贯彻落实绿色优先战略，构筑北方生态安全屏障。在坚持绿色优先战略下，坚持以产业升级带动绿色生态发展，构建市场导向的绿色科技创新体系，加强水、土壤、大气污染治理攻坚，探索生态综合治理体系，为全区生态优先绿色发展提供资源保障。二是集聚特色科教智力资源，推动产业技术应用创新。大力支持院地、院企合作建立创新平台等方式，创新合作模式，吸引高水平科技创新资源集聚和新技术、新产品的落地，围绕重点产业提升技术创新能力。三是国家战略物资较为富集，加快产业集聚集群集约。“羊煤土气”国家战略物资较为富集，加快将资源优势转化为投资优势、产业优势和创新优势，探索特色产业发展路径。四是加快呼包鄂城市群建设，建设沿边战略增长引擎。大城市结合不同城市资源禀赋、城市定位探索自身发展模式，逐步形成呼包鄂协同发展机制，带动沿边经济创新发展。五是强化沿边地区开放位势，打造中俄蒙合作主平台。坚持开放协同发展，促进国内外资源共享共用，充分利用“两个市场 两种资源”。
进入高质量新时代，迫切需要以生态可持续发展为导向，以营造创业创新生态为主线，以新旧动能转换为主攻方向，以国家战略物资综合开发利用及能源安全为重要突破口，以产业技术创新能力提升为着力点，以中俄蒙合作为特色，以呼包鄂城市圈一体化为支撑，深化改革开放，探索沿边地区新时代高质量转型跨越发展之路，支撑我国对俄罗斯与蒙古的国际交流合作战略，打造我国少数民族地区产业高地以及创新中心，形成促进自主创新及新兴产业发展的新模式新机制新形式，加快实现“创业创新生态加速赋能、现代产业体系取得突破、高端资源要素集聚融合、开放协同发展态势彰显、辐射带动能力基本显现、体制机制创新不断深化”的发展态势，引领辐射带动内蒙古新时代高质量发展。
重点打好如下组合拳：一是带动国家基础战略产业发展。突出呼和浩特首府城市服务支撑能力，大力发展信息服务、农业科技、科技服务，带动以包头为代表的工业强市大力发展稀土产业、合金材料、装备制造，带动以鄂尔多斯为代表的资源城市加快产业转化以及绿色发展。二是带动呼包鄂城市群发展，重点推进呼包鄂等协同创新、动区内周边地区发展、推动京蒙地区深入合作、链接国内产业创新高地等工作。三是营造质优创业创新生态，通过搭建产业创新孵化体系、引进培育高端创新平台、提升科技服务集成能力等加快双创服务体系赋能；通过承担国家重大科技项目、布局产业技术创新专项、完善政产学研金介网络等强化产业技术应用创新；通过培育壮大科技初创源头、培育挖掘高新技术企业、支持瞪羚企业做强做大、推进科技企业加快上市等培育新型科技企业梯队；通过打造特色双创活动品牌、组织举办创新创业大赛、优化提升创业创新文化，营造良好创业创新氛围。四是聚合产业应用创新资源，重点推进创业创新人才引培计划、科技金融创新中心建设、专利技术创制中心建设等工作。五是促进中俄蒙合作新格局，重点推进布局建设跨境创新平台、促进跨国技术转移转化、提升跨国科技合作层级、巩固俄蒙人文经贸交流等工作。六是建立完善创新体制机制。
在全面拥抱新时代高质量发展过程中，重点应着眼四个方面，以数智科技建设数字呼市作为突破口，形成新发展：一是着眼夯实数字科技发展基底，以数字基建带动数字科技，在一个工业化、高科技时代基础设施薄弱的地方换道超车；二是着眼缩短与数字世界的距离，以数字科技带动数字经济，在一个局部实现工业文明、整体上农业文明的地方走向创新文明；三是着眼感受数字新时代的脉搏，以数字经济带动数字社会，在一个基础资源与条件好但产业创新不足的地方走向新经济；四是着眼拥抱数字中国的新发展，以数字呼市带动数字内蒙，在一个横跨中国东北、华北、西北延边的地区提升治理能力。
具体而言，重点实现如下六个方面的突破：一是立足新基建打造超级智联生态，产生新生产方式。以往我们是凭“铁公基”打造适宜工业化的基础设施，如今只有在新基建上，才能建立软硬结合、数智兼备、器网结合、万物智联的新生产方式。二是围绕新场景优化供给结构改革，产生新的生活方式。以往是生产决定消费，产生了工业化的大规模批量化生产；如今则是消费反向决定生产，将数据、内容、算法、体验、服务、硬件等有机结合。三是立足新赛道建设现代产业体系，产生新的产业结构。以往的现代工业体系以工业化为核心，更多地是划地成园、出口导向、规模制造；如今的现代产业体系需要以产业数字化、数字产业化为核心，有了煤、就有了电、有了电就有了数据、有了数据就有了经济。四是立足新枢纽塑造价值网络关系，形成新的组织方式。所形成的组织方式不再是基于特定技术条件下，投入多少土地、劳动力、资源和企业家才能，就产生多少产出；而是将数据要素、智能技术、场景需求、平台组织、生态赋能紧密结合在一起。五是立足新生态孕育全新发展机制，产生新的增长方式。以往市场是拉手、政府是推手、企业是选手，如今需要政府搭建平台、市场开辟赛道、创业产生赛手，形成创新生态赋能的发展结构与增长方式，核心是将研发生态、创业生态、服务生态、产业生态、营商生态有机结合。六是围绕新治理打通跨行政系统顽疾，产生新的治理方式。不仅用数字技术提升现代治理能力，还以社会建设带动经济建设。
作者：
徐苏涛：北京市长城企业战略研究所高级合伙人、副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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