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宠书法初学蔡羽,后规范晋唐,楷书师虞世南、智永;行书学王献之,融会贯通。小楷尤清,简远空灵。其名与祝允明、文征明并称。何良俊《四友斋书论》评其书:“衡山之后,书法当以王雅宜为第一。盖其书本于大令,兼人品高旷,改神韵超逸,迥出诸人上。”王宠高洁的品行陶铸了其书法疏淡的品格。王世贞在为王宠写的《像赞》中称其“善为雅言,不及猥鄙”,“且不以所学尚人,故人乐亲附之”。王宠逝后,顾璘在怀念这位故友时说:“清夷廉旷,与物无竞,人拟之黄叔度。尊官宿儒忘年友善,罔不乐其温醇。”王宠的生存环境和品行修养,合力促成了其审美心理与书法旨趣的养成。明代朱曰藩曾说:“雅宜书蕴藉秀媚,大概类其为人。”(《跋顾孝正所藏雅宜诗卷》),指出了其人品与书品的关系。王宠高蹈出尘的心态养就了他疏淡秀雅的艺术审美心理,正如他的诗歌,随处可见的是对隐逸的企愿和对富贵生活的不屑——他以层台缓步的用笔传达给我们宁静、优雅、孤高以及与俗世的距离感。
王宠晚年书法作为流宕与疏淡的矛盾统一体,又何尝不是其愤激与冲淡这一矛盾心境的外化呢?现实人生与人格理想的分离与矛盾,使其内心虽有愤激,但又高蹈出尘,但在病痛和失败的挫折下,他慢慢变得冲淡,成为一个温和如玉、不激不厉的君子。
王宠(1494年-1533年),字履仁、履吉,号雅宜山人,苏州人。为邑诸生,贡入太学。王宠博学多才,书法和诗文在当时声誉很高,而尤以书名噪一时,尤善小楷,行草亦为精妙。其小楷代表作庄子《逍遥游》,纸本,每开尺寸长19.1、宽12.5厘米,此册小楷字较小,字数很多,但写的一笔不苟,雅有书卷气,横画起笔尖露,比文徵明含蓄,且翩然生动,诚如梁启超跋中语:“吾常谓雅宜山人书有道气,远在文徵明上。兹卷渊懿静穆,稀世瓌宝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