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些相遇其实是重逢—两岸故宫博物院团圆记

有些相遇其实是重逢

两岸故宫博物院团圆记

口述

郑欣淼

采访整理

于洋

北京故宫博物院

台北故宫博物院

一母同胞—— 一座故宫，两个故宫博物院

中国只有一座故宫（紫禁城），但故宫博物院却有两个：一个在北京（成立于1925年），一个在台北（成立于1965年）。形成这种格局，最早源于故宫文物的南迁。20世纪30年代，日本侵略军开始攻打山海关，形势危急。为了躲避战火，国民政府决定将故宫中部分珍贵的文物向南迁出，从北平火车站运到南京浦口火车站待命。当时对存放的地点还有争议，国民政府本来先联系的是上海法租界，但遭到了一部分人的反对，理由是我们为了躲日本人的战火，却要去投靠外国人的庇护，怎么也说不过去。国民政府最后决定在南京修一个保管库，后来就叫故宫博物院南京分院。该库房于1936年底修建完毕，而后这批文物便从上海陆续运到了南京。1937年七七事变后，中国的全民族抗战开辟了世界第一个大规模反法西斯战场，南京分院文物又分三路疏散到西南川黔诸省。1945年9月2日，日本正式签署投降书，宣告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最后胜利。抗战胜利后，三路故宫文物先后集中于重庆，1947年返回南京。解放战争开始以后，国内的政治格局发生了变化，国民政府便想把南迁文物中的精品迁去台湾。1948年底至1949年初，2972箱文物运往台湾；与此同时，国民政府还通知故宫，要求其从当时的库存中挑选出精美的文物空运到南京，统一迁台。故宫提供了文物名单，后因时局紧张，这一名单上的文物并没能运走。

故宫文物南迁示意图

运到台湾的文物，从50年代一直到60年代中期一直被存放在库房，没有对外开放。1965年，台湾当局为纪念孙中山先生百年诞辰，在台北士林区外双溪修建中山博物院。后为发展台湾的“观光”事业，将文物在博物院内公开陈列展示，后来改名为故宫博物院。

两个故宫博物院是历史原因形成的特殊格局。许多论者认为，蒋介石当年带走一批故宫的文物，决不仅仅是因为它们非常珍贵，更重要的是，它们是皇家收藏的传承，与“政权”是连在一起的。同时，它们也是五千年中华文化的载体，蒋介石带走它们也可能是想宣示他对中华文化的继承。

相互依赖——两个故宫博物院各有所长

集聚在午门前预备南迁的故宫文物

有人说，故宫最好的文物都被拿到台北去了。这是不准确的。实际上，运往台湾的文物只有南迁文物的1/4。南迁文物一共13000多箱，运往台湾的只有3000多箱，其余的大部分于20世纪50年代运回了北京，所以绝大多数文物还在故宫。当然，迁台文物确实是精中选优的。比如，故宫有一批于1935年到英国去展览的文物，虽然只有80箱，但比较重要，这80箱文物从南迁的时候就是被优先选择的，也在迁台文物之列。此外还有一部分比较完整、重要的清朝国史馆档案及大部头的成套好书也被运去台湾了，如《四库全书》、《四库全书荟要》、杨守敬的《观海堂丛书》，等等。但是北京故宫博物院也有相当多的精品。比如玉器，台北故宫博物院现有玉器13453件，其中属于南迁文物中的玉器为10412件，占74%，其余26%是到台湾后征集的。北京故宫博物院现藏玉器3万余件（不包括许多因附于其他器物而作为附件收藏的）。这些玉器来源于清宫遗存及建院后的征集，其中清宫遗存占80%。清宫遗存宋、元及宋元以前各代玉器，为明清两代皇家数百年间的搜集，数量巨大，品种繁多，工艺精湛。特别是清代宫廷的大型用玉，主要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有大玉山、玉组磬、大玉瓮、大玉瓶、玉屏风等，世所罕见，当年因不好运输、不好保管而都没有带走。另外，我们都知道中国宋代的绘画是一个高峰，台北故宫博物院的宋画陈列、宋画研究也很有名，但是现在收藏宋画最多的其实是北京故宫博物院。

故宫文物迁徙前工作人员正在装箱

并且很重要的一点是，关于什么是文物精品，这一观念是在不断变化的。往往随着研究的深入，人们才能体会到文物蕴含的价值。现在北京故宫博物院有很多反映清宫文化的生活用品，包括体现藏传佛教的很多文物，在过去可能不太被当回事，但是在今天用新的眼光来看待就不一样了。再如清宫的帝后画像，当年没有得到重视，现在都在北京故宫博物院。以至于后来台北故宫博物院要举办雍正展，却连一幅雍正的画像都没有，只能向北京故宫博物院借。另外，我们的目的是认识故宫，所以关于故宫的各方面资料都是有价值的，而不能光把故宫看成是一个藏宝地。

关于两个故宫博物院，我的看法是，两院同宗同源，台北故宫博物院的长处就是北京故宫博物院的短处，反之北京故宫博物院的优势往往也是台北故宫博物院的不足。

20世纪80年代之前，台北故宫博物院在世界上的影响比北京故宫博物院要大。台北故宫博物院开放比较早，对外交流频繁，办院理念先进，办展览、召开大型学术研讨会……大大弘扬了中华文化。1961年，台北故宫博物院在美国举办了一个五大城市的巡回展，影响比较广泛。此后，一位研究中国古书画的美国专家高居翰，专门到台北故宫博物院去给中国书画拍照，又制成幻灯片供大学教学用，一度引发了西方对于中国艺术的研究热潮。

北京故宫博物院整体开放比台北故宫博物院晚了20年，但是其所拥有的巨大优势——藏品的丰富性及宫殿建筑，使它从80年代开始也得到了迅速的发展。比如，北京故宫博物院和许多国家的博物馆都建立有交流关系，还有许多书画方面的专家，像徐邦达先生等一大批专家都很了不起，他们在书画鉴定等方面都是相当有影响的。

最重要的是，北京故宫博物院的前身是一个有着490余年历史的皇宫，其宫殿建筑一直保留得非常完整。虽然不可能做到百分之百还原，但起码可以直观地看到宫殿里的陈设情况。这都是台北故宫博物院无可比拟的。

两个故宫博物院固然各有特点，但又有着天然的联系，这不是人为可以割裂的。包括两个故宫博物院的研究也都是互相补充的，比如在研究陶瓷、书画、玉器等的时候，如果不知道对方的研究情况，那肯定研究不好。

破冰之旅——路虽坎坷但心是在一起的

由于历史原因，海峡两岸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都没有任何来往，更不要说两个故宫博物院了。直到1979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对台发表了《告台湾同胞书》，后来蒋经国取消“党禁”“报禁”，环境宽松了，两岸故宫博物院的交流才频繁起来。起初几年并没有官方性的对话，而是通过参加彼此的学术研讨会进行交流。80年代初，两个故宫博物院合作出了一本书，各自遴选四五十件文物进行介绍。那个时候的来往很谨慎。

我第一次去台湾访问是在2002年，是受中国时报系邀请，去台北故宫博物院参观也是他们的安排。此行，我看到了向往已久的毛公鼎、翠玉白菜以及一些珍藏的书画及清宫档案，感到特别高兴。在访台期间，我与博物馆界、收藏界进行了广泛的交流，并表达了加强两岸故宫博物院交流合作的愿望。

回想起来，此次台湾之行虽然不是两个故宫的正式会面，也没有达成任何合作协议，却取得了非常好的效果。我借此与时任台北故宫博物院院长杜正胜会了面，这为日后的破冰合作奠定了一定的基础。

除了与杜正胜院长的会面，我还与秦孝仪、石守谦等台北故宫博物院几任院长都有书信往来。我们在信中或谈诗词、叙情谊，或交流研究情况。这种私人交往，对开启日后两个故宫博物院的官方交往起了一定的作用。

此时，两岸故宫博物院的合作交流也有了一定的进展。北京故宫博物院先后三次在台湾办展或参展，两岸故宫博物院也相互接待过对方的研究人员。2005年，石守谦院长托人表达了分阶段进行合作交流的意愿，后经具体协商，两岸故宫博物院决定签署一份合作备忘录，由北京故宫博物院起草。其中涉及人员交流、学术研讨会的举办、合展等内容，都成为2009年两岸故宫博物院所达成共识的重要部分。但后来因岛内形势的变化，这份“生不逢时”的备忘录遂杳无下文。但每回想起这一段，我还是很感念石院长。

2008年，随着台湾政局的变化，两岸故宫博物院合作的大气候

已经形成，民众普遍期待实质性的进展与突破。台北故宫博物院指导委员会的召集人林百里对我说，台湾当局非常支持两岸故宫博物院的来往。这其实是一个大前提。在这个前提下，台北故宫博物院也在寻找机会，也在试探。我们一个副院长跟我讲，台北故宫博物院要出版一套《龙藏经》，他们有康熙时期的，我们有乾隆时期的，他们有几函因时间久了，无法使用，想借我们的馆藏。我说，可以支持。接着，台北故宫博物院为准备在2009年办雍正展，找人来试探借展的可能性。我一口答应，说，借什么都可以。这样事情马上就起了变化，等于向台北故宫博物院发了一张邀请卡。经过商议，两岸故宫博物院便将邀请周功鑫院长访问北京故宫博物院以及我回访台北故宫博物院等事宜确定了下来。12月20日，北京故宫博物院正式回复台北故宫博物院：“借贵院雍正大展展品选件经检视状况良好，可以参展。”同一天，周功鑫院长在台北接受媒体访问时宣布，将于2009年2月中旬率团访问北京故宫博物院。隔绝一个甲子的两岸故宫博物院由此拉开了正式交往的序幕。

2月14日，周功鑫院长一行来北京访问，被称为“破冰之旅”。15日下午，两岸故宫博物院正式会谈，最终形成了八项共识，由雍正展发展为建立展览交流机制，由《龙藏经》出版发展为建立使用文物影像互惠机制，由雍正展学术研讨会发展为建立学术研讨会交流机制，此外还落实了双方合作机制、建立两院人员互访机制以及出版品互赠机制等。

2009 年，周功鑫院长（右）首次访问北京故宫博物院，郑欣淼院长与她亲切握手

3月1日，我带领一行十人去台北故宫博物院参访。3月2日下午举行会谈，达成“两岸故宫落实合作交流方案”。会议后召开记者会，公报了消息，我与周功鑫院长真诚地接受了记者采访。

两岸故宫博物院交往过程中，有许多需要特别注意的地方。比如，我们要体谅他们的政治生态。周院长来京访问的时候，现场有大陆记者全程进行电视直播。周院长对我说：“我也要对台湾的民众有所交代，所以我要在北京饭店开记者招待会。”我表示支持。当天下午5时在周院长下榻的北京饭店举行的第一次非正式会谈上，我首先表达了未经对方同意临时取消机场媒体采访与记者会的歉意，并表示完全尊重台北故宫博物院单方召开记者会的权利。而我3月1日到台湾回访，刚一下飞机周院长就告诉我说，我们现在马上到圆山饭店，但是不能先吃饭，得先去见记者。我说好。对于这么热的话题，台湾的每个新闻单位都是分了两拨人，一拨在机场，一拨在圆山饭店，抢着要报道。这在台湾是很正常的情况，但和大陆的习惯很不一样。

交流过程中，首先要把握“只有一个中国”的原则决不可动摇，而其他方面的问题有时则需要凭借自己的经验来把握。比如，一般来说，两岸故宫博物院间的各项合作都需要签协议，但因为牵涉名称载示问题（台北故宫博物院正式名称是“国立故宫博物院”），依照相关规定，这是不可能签的。我们想了好多办法，最后一想，为什么非签协议不可？于是我们这边与周院长那边，本着做事的诚心，对着电脑共同把拟好的条款认真过了一遍，搁置争议，不再双方正式联署，而是通过各自的口径去宣布。这就是在凭我们的智慧在解决问题。

在我看来，台北故宫博物院同北京故宫博物院的交流也是出于热心和真心。比如雍正展，台北故宫博物院自己拿出200多件文物，只向北京故宫博物院借了30多件，但周院长说，这次展览算是我们两个故宫博物院合办的。这个意义就不一样了。就因为这句话，我也作为主办方代表出席了开幕式。在这个过程中，还有一段小小的插曲：开始对方说马英九要出席开幕式，我跟他们说，马英九出席，我就不能出席了，不然我应该怎么称呼他？台北故宫博物院答应了，说不请马英九了。我到台北出席开幕式，台北故宫博物院说邀请了“立法院”院长王金平。我们反复考虑，这次不便再给台北故宫博物院提反对意见了，同时也来不及报告上级领导，只能照原计划出席会议。当天我非常紧张，不过好在最后王金平也没有来。

近些年来，两岸故宫博物院在文物影像互惠、展览交流、两院人员互访、出版物互赠及合作出版、信息与教育推广交流、学术研讨会交流、文化产品交流、专业学术课题共同研究等领域中有了进一步的发展。比如2009年雍正大展，北京故宫博物院借给台北故宫博物院37件文物；2011年的“山水合璧——黄公望与富春山居图特展”及“康熙大帝与太阳王路易十四——中法艺术与文化交流特展”，北京故宫博物院又分别借给台北故宫博物院4件和14件文物。而后北京故宫博物院又提议搞两岸故宫博物院的重走文物南迁路活动，他们都很支持。2010年11月2日，两岸故宫博物院举行了视频会议，对未来的合作计划进行了深入探讨。两岸故宫博物院的学术研讨会，今年也将举办第五届。

有人认为，北京故宫博物院一直把文物借给台北故宫博物院展览，而台北故宫博物院的文物却因为司法免扣押的问题没有办法到大陆展览，我们是不是吃亏了？我认为不能这样看。台北故宫博物院方面不是说不想来大陆展出，而是受制于其他因素，是不得已的。北京故宫博物院的文物到台湾去展出，也都是同胞去看我们中华民族的东西，这有什么关系？同时，我们也坚信，台北故宫博物院的文物迟早会到北京故宫博物院来展出。

总的来说，推进两岸故宫博物院的交流，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故宫博物院人自己有没有决心。两岸故宫博物院都是实实在在、真心想交流的，这是非常重要的。同时，我认为，两岸故宫博物院的交流合作不只是两个博物院的事，需要两岸同胞的参与、推动；而两岸故宫博物院交流合作的目的，就是有利于增进两岸间的了解，促进文化的认同。我相信，随着我们的不断努力，两岸故宫博物院的交流之路一定会越走越平坦，越走越广阔。

选自《纵横》2015年第7期

中国文史出版社旗下《纵横》杂志出品

责编/于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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