闲话“推敲”
闲暇时，听听广播，看看报纸，翻翻杂志，到街上转转看看那些五花八门的广告牌，总会听到看到有些遣词造句不大妥贴，甚至错误。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有一条是不能否定的，那就是：有些和语言文字打交道的人，搞文艺创作的人，在公众场合说话的人，缺乏“推敲”精神。
“推敲”一词《现代汉语词典》（第5版，第1385页）是这样释义的：传说唐代诗人贾岛骑着驴作诗，得到“鸟宿池边树，僧敲月下门”两句。第二句的“敲”字又想改用“推”字，犹豫不决，就用手做推、敲的样子，无意中碰上了韩愈，向韩愈说明原委。韩愈想了一会儿说，用“敲”字好（见于《苕溪渔隐丛话》卷十九引《刘宾客嘉话录》）。后人就用“推敲”来比喻斟酌字句、反复琢磨。
韩愈这一建议好。在月光皎洁、万籁俱寂的夜晚，僧人轻轻的敲门声，惊动了宿鸟，“敲”字以动衬静、响中寓静，更能突出表现夜深人静，僧人晚归的意境。这个故事不仅给后人创造了一个词“推敲”，还提醒人们作诗为文要养成“斟酌字句、反复琢磨”的好习惯。
从古至今，一些文人雅士（包括一些伟人），他们在作诗为文或书信往来中遣词造句是十分注意推敲的。
《唐才子传》中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唐朝末年，诗人郑谷回到故乡江西宜春，他以文会友，经常和一些文人往来。当地有个僧人叫齐己，喜欢写诗。他十分仰慕郑谷的才名，有一天，拿着自己的作品求教于郑谷，其中有一首《早梅》诗，“万木冻欲折，孤根暖独回。 前村深雪里，昨夜数枝开。 风递幽香去，禽窥素艳来。 明年如应律，先发映春台。”当郑谷读到诗的颔联，笑着说：“'数枝’非'早’也，未若'一枝’佳”。齐己十分佩服，立即“叩地膜拜”，将“数枝”改为“一枝”，并尊称郑谷为“一字师”。无疑，由“数枝”改为“一枝”确实是精妙之笔。它把梅花斗霜傲雪、“一枝”独开的奇丽景象，描绘得更加形象，也更能确切地显示“早梅”之“早”。
贾岛与韩愈是路遇，创造了“推敲”的佳话；齐己是登门拜访郑谷，称郑谷为“一字之师”。再看一个文学大家自己推敲诗句的故事。
王安石是北宋政治家、文学家，他有诗《泊船瓜洲》一首。诗是这样写的：京口瓜洲一水间，钟山只隔数重山。 春风又绿江南岸，明月何时照我还？
据南宋洪迈《容斋续笔》卷八记载：“吴中人士家藏其草。初云'又到江南岸’。圈去'到’字，注'不好’。改为'过’字，复圈去而改为'入’。旋改为'满’字。凡如是十许字，始定为'绿’。”这表明王安石经过推敲，“到”、“过”、“入”、“满”等词都不理想，只有“绿”这个词才最精当，事实确也如此。“绿”字在这个语境是使动用法，一个“绿”字把看不见的春风转换成鲜明的视觉形象，是静态的描写与动态的过程有机地结合起来，使情景显得更加生机盎然，这是“到”、“过”、“入”、“满”等词都无法比拟的。
以上三个故事都是讲古人的，下面讲一个今人推敲的故事。
现代京剧《红灯记》，剧中人物李铁梅有一段唱词，不修改时是这样的：“强忍仇恨咬碎牙，咬住仇，咬住恨，嚼碎仇恨强咽下，仇恨入心要发芽，不低头，不后退，不许泪水腮边洒，流入心田开火花……”
一日，江青拿着剧本去找郭沫若征求意见。当郭老看到这段唱词后，直言不讳地说：“不许泪水腮边洒”不好，宜将“洒”改为“挂”。“洒”只强调“悲”的一面，而唱词的前半部分重在写铁梅的“愁”和“恨”，有坚强的一面（不低头，不后退）。爹爹、奶奶被日寇枪杀了，铁梅能不悲吗，但过分强调“悲”，“愁”、“恨”、“坚强”就被淡化了，这段唱词前后文脉也就不通了。江青听罢，连连点头，遂将“不许泪水腮边洒”改为“不许泪水腮边挂”，江青佩服地笑着称郭老为“一字之师”。
前面讲的“推敲”都属于“炼字”的范畴，要想在诗文中避免出现知识性错误，“推敲”是个好办法。
解放初期，一次谭小培、谭富英父子和其他几个角儿到中南海怀仁堂献艺，谭富英唱了《捉放宿店》（亦作《捉放曹》）中陈宫的一段。唱词中有这样两句：“同心协力把业创，凌烟阁上美名扬。”座中，毛主席十分专注，当谭富英唱罢，走下台，来到毛主席身边，毛主席起身，递给谭富英一支香烟，而后说：“'同心协力把业创，凌烟阁上美名扬’这句唱词值得推敲。'凌烟阁’是唐朝为表彰功臣而建筑的绘有功臣图像的高阁，《捉放曹》中的'曹’指的是汉末之曹操，曹孟德，怎么能在唐朝的'凌烟阁’扬美名呢？”谭氏父子很虚心，尔后将这句唱词改为“同心协力灭奸党，匡扶汉室美名扬。”（现在梨园界也有按老词唱的）老唱词中确有知识性错误，这样一改就符合历史真实了。
众所周知，毛泽东不仅是政治家，他的文史哲功底也是十分深厚的，他在写诗作文时遣词造句是十分讲究的。
毛泽东主席曾经与陈毅元帅讨论过诗词问题。一次，毛主席给陈老总写了一封谈诗的信，信中有这样一句话：“如同你会写自由诗一样，我则对词学稍懂一点。”后来，这句话修改为“如同你会写自由诗一样，我则对长短句的词学稍懂一点。”显然，这一修改是非常必要，也是恰当的。因为，对原来的“词学”加了一个定语“长短句的”，这就比只用“词学”更加准确。因为，一般说的“词学”既可以指一种文学体裁，又可指“词汇学”，因而是有歧义的。但在其前面加了一个定语，这种歧义就消失了。它只能指毛泽东用此词的本意，指一种文学体裁了（作为一种文学体裁的“词”又称“长短句”）。可见，毛泽东在此对“词学”一词所作的“长短句的”限制，是十分必要的，又是恰当的。
用词不当造成知识性错误，在报刊上也偶尔见到。
《广西日报》1997年4月18日发表了一篇题为《甘为“绿叶”扶“红花”》的通讯，记述一位名叫邓爱馨的“先进贤内助”的事迹。文中写道：“1964年3月15日，正处豆蔻年华的邓爱馨与从柳州农校毕业8年的曾吉恕等13名干部职工一起到柳城县寨龙乡建立蚕种场。八个月后，相中曾吉恕是个'事业型’男子的邓爱馨不顾众人'反对’，毅然与地主家庭出身的曾吉恕在茅屋里举行简易的婚礼”很明显，通讯中用“豆蔻年华”来说明邓爱馨是很不准确的。
“豆蔻年华”这一成语出自唐代诗人杜牧《赠别》诗中，诗为：“娉娉袅袅十三余，豆蔻梢头二月初。”这两句诗的大意是：身姿轻盈美好、芳龄十三岁的小歌女，就像那二月初旬含苞待放在枝梢头的豆寇花。由此可见，“豆蔻年华”是有其特定的年龄指代的，用以指代“娉娉袅袅十三余”的十三四岁的少女。而这样年龄的少女，即使像通讯所说的经过“八个月后”，邓爱馨也不过十四五岁，那是达不到按我国《婚姻法》规定的结婚年龄的。因此，要么是邓爱馨违反《婚姻法》结婚，要么是邓爱馨不是十四五岁的少女，不能用“豆蔻年华”来形容她。看来，问题只能出在后者。
该通讯的作者由于未能正确地理解“豆蔻年华”这一成语所表达的概念的内涵和外延，因而误用了。
古人的诗文作品中包括一些名篇也不乏欠推敲者。诸如“蟹六跪而二螯”《荀子·劝学》，此“六跪”者，大概是荀卿失手之处吧！假如当时荀卿对“蟹”推敲一番，就会避免这一低级错误。
当今，各类媒体（所指不是传播手段，是作为传播载体的汉字和普通话语音）错误频频，它们是无意地对国人的误导，对中国的语言文字的污染，甚至破坏。对那些尚不具备辨别能力的学龄前儿童，小学生毒害尤甚。
某直辖市的电视台一档《雏鹰行动》节目，当一群娃娃跑上台时，主持人居然说出“欢迎你们这些小雏鹰”。
某省级电视台的一场歌舞晚会，主持人朗诵了仅仅二十七个字的《敕勒歌》，居然读错了三个字。
某出版社出版的儿童读物，把李白的“床前明月光”之“床”按《现代汉语词典》解读为：“供人躺在上面睡觉的家具”，并配以一人躺在床上睡觉的画图。在另一本画册中，写到：大白鹅吃鱼虾。
看看沿街的广告牌，除去胡乱改造成语（美其名曰利用“谐音”）外，很多字都写错了，诸如：装潢之“潢”写成“簧”或“璜”；文身之“文”写成“纹”等。
听听歌曲，“我看见一座座山一座座山川”。川，河流。《吕氏春秋·有始》：“何谓六川？河水（“河”特指黄河）、赤水、辽水、黑水、江水（“江”特指长江）、淮水。”“川”的本义是河流、水道，它是不能用“座”来限制的。
再看看一些人讲话或一些访谈对话节目中常被错用的成语、俗语：不耻下问、始作俑者、首当其冲、差强人意、美轮美奂、率先垂范、一路走好等等，举不胜举。
唐代诗人卢延让《苦吟诗》说：“吟安一个字，捻断数茎须”；贾岛《题诗后》说：“二句三年得，一吟双泪流。”这说明，一首好诗、一篇禁得住推敲的文章不是轻而易举得来的，非下苦功不可。
但愿那些和语言文字打交道的人们，搞文艺创作的人们，在公众场合说话的人们，在出手前，出口前，多斟酌斟酌，多推敲推敲。
以上所言，绝不是好为人师，权作闲话。
2019年11月26日于京
本文参考书目：《唐诗鉴赏辞典》，《唐才子传》，彭漪涟著《古诗词逻辑趣谈》（上海人民出版社）。
作者简介：李尚森，河北省作家协会会员，河北省散文学会会员，华夏精短文文学会会员、签约作家，燕鼎文化签约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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