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先念与陈少敏在京山八字门

圣境山中一胜景

——记李先念与陈少敏在八字门

李飞熊

京山城北30 里的万山群中，有一条主脉，苍劲蜿蜒东来，像一条苍龙翘首在熊家滩附近，这龙头就是远近闻名的圣境山。在明朝就在这龙头上修建了寺观，供奉祖师爷，是湖北道教三大名山之一（武当、圣境、木兰）。

圣境山海拔500米，气势磅礴，山上苍松古柏参天，清泉自顶下泄沟壑，环境清幽，人们攀登而上，如升九天圣境，故名。

在圣境山脉东侧，有条约十里长的峡谷。在峡谷尽头，有一山包伸出，将峡谷又分成南北两条小谷，形同八字，就在八字头前，有座只有四五户人家的山村，叫“八字门”。村前清溪缭绕，周山古木参天。

1940年，每当晨风拂面，松涛与清泉竞响，百鸟与军号争鸣，红旗招展，抗日歌声震荡山谷。这就是当年令日寇丧胆的新四军豫鄂挺进纵队司令部驻此的情景。李先念、陈少敏等许多领导同志在这里留下的战斗足迹，国际友人史沫特莱的光临，都为这座山村增秀添色。

（一）新四军豫鄂挺进纵队在八字门建军

约在1939 年底，我军在马家冲突围后，李司令员和陈大姐到了八字门。新四军豫鄂挺进纵队在京山八字门正式建军。李先念同志任司令员，陈少敏同志任边区党委代书记，朱理治同志任纵队政治委员，刘少卿同志任参谋长，任质斌同志任政治部主任。

纵队下同五个团队和三个总队。我就在这时初次参加革命，当时只有17岁。原因是：自1938年8月29 日京山城被日机炸后，我随养父李清轩（曾在蒋章骥县政府任文书）逃回他的老家——熊滩附近李家套村。不久，为了生计，就到熊滩租了家门面，我母以开茶馆和卖早点为生。

我养父原在县政府的上司叫林镇南，据说是南洋华侨，南京金陵大学毕业（在校就加入了共产党）。此时，他在纵队下属第三团队政治部任科长兼青训班教师。他常到熊滩赶集，每去必至我家歇息，听说青训班可以学习，我向林要求上学。母亲因我是独子，对我控制甚严，经养父劝说：“让他去学习文化有什么不好？”于是林领我到了青训班，介绍给班主任李鹏。这个青训班设在水漾泉湾前路边的李家祠堂（原是私塾学校），屋不大，可容三四十个学生。当时参加学习的还有先去的聂国治（城关人，已故），后去的有查传琳（女，现住城关，老师）。学习一两月后，就因工作需要，将我和聂调到驻在水漾泉湾内的五团队政治部任民运股员。当时团长蔡松荣（现名蔡斯列），政治部主任陈一震（后期又调换吴若山），当时政治部的同事还有应城的韩家仁、蔡小梅（女）等。

（二）在八字门李司令员和陈少敏同志给我们的教诲

我们的工作主要是搞群运。通过宣传抗日，动员参军，帮助农民抢收播种，以此来深入发动群众。我们驻地离纵队司令部八字门很近（约一公里），我们政治部全体同志常去八字门大湾听李司令员和陈少敏同志作国内外的形势报告（他们也常来）。所谈内容广泛，如军事、政治、经济以及我们所处的环境，今后如何在这复杂、严酷的斗争中争取发展壮大等等。

当时李司令员给我的印象是：年约30 岁出头，中等偏高的身材，显得魁伟，面白稍带红润，秀眉大眼，神态慈祥而露严肃。讲话庄重而兼有诙谐，既能引经据典，又有通俗“比喻”，能引起肃穆听众突发哄场大笑。听一次报告，使我增长不少知识，也使我懂得了一些革命道理，真有听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之感。陈少敏同志当时年约三四十岁，中等身材，短发，面黄而略现浮肿，着灰布军服，腰扎皮带插小手枪，下肢缠布“裹腿”更显威武雄壮。有一全副武装的警卫员（约十六七岁）紧跟前后寸步不离。她讲北方话，所讲内容，主要是对党内外干部的政洽思想学习问题，讲话很有条理，逻辑性强，令人信服，声音不大，但也显得很有精神，、

当时我发现她有严重的胃病：有次讲到中途，突发胃痛，当即蹲下，警卫员等立即将她送往医院。

据我所知李司令员和陈大姐当时都住在八字门大湾纵队司令部和附近胡家湾的民房。他们还时常到我们水漾泉团治部和纵队司令部右后峡谷村中的被服厂，以及左后鲍家冲白果树湾的医院等单位视察。

（三）在八字门难忘的几件事

在八字门使我至今难忘的第一件事就是史沫特莱女士光临八字门。约在1940 年1月底2 月头某日，在我团驻地水漾泉村前路上，自熊滩方向抬来了两顶“布轿”（两人抬、有围布和轿帘），由一个班的武装护送到八字门司令部。当时只听说是国际友人来访，也不知名。

第二天早我听说安排在八字门后胡家湾（恶霸胡楚俊家）。还说有安娥同来，这下引起了我的兴趣。因安娥是《渔光曲》的作者。《渔光曲》是《渔家女》影片的主题歌，在全国很流行。史沫特莱到八字门后，进行了一系列的参观和座谈会，都是由李司令员和陈大姐、任质斌、陶铸等领导同志先后接待陪同。

约在第二天，就在我们驻地水漾泉村前路边的李家祠堂妇抗队开欢迎座谈会，这下轰动了全村农民和我们团政治部几个娃娃。跑到祠堂前，已人围18 层，祠堂本来不大，只能容纳五六十人。门口设有卫兵，不准搁入。

当时不要说山村农民，就连我们也很少见到“洋人”！特别是“洋姑娘”（农民称呼），还有安娥，都想先睹为快，我们几个娃娃赖在大门口看热闹。

会场正中上边情摆着约三张旧方桌，两端插有青松翠柏和山花野草，把会场点缀得别具风稚，沿桌搁着土碗茶壶。史涞特莱和安娥坐上首，会议开始后，由苏菲同志代表服务队致了欢迎词，由安娥翻译，史沫特莱也作了简短的即席答词，接着举行座谈，由各妇女代表发言，史沫特莱仔细听着，不时插话、提问和赞扬，会议进入高潮时，有人提出请安娥唱她创作的《渔光曲》，她也欣然应命唱了起来：“鱼儿飘在海空，鱼儿藏在水中，早晨太阳里晒鱼网……”

接着服务队员也唱了几首妇女抗战歌曲。有《丈夫去当兵》、《军民要合作》、《送锦衣》等歌。还有人要求史沫特莱女士唱“洋歌”。我记忆她好像唱了法国的《马赛曲》。最后由服务队员代表根据地妇女向客人赠送礼品而收场。我们带着愉快满足、终身难忘的记忆，先离开了会场。

史沫特莱女士在八字门的调查采访约三四天，参观访问的重点是医院。她对医院设备的简陋、医疗器械和药物的奇缺，表示了极大的关注。

据我所知，在她离去不久，即到随县乡下天主堂找一个爱尔兰神父募捐，送来了一批西药和器械，解决了一些燃眉之急。后来听说她到武汉、重庆募捐又送来了一批西药器材。除此她还用笔杆揭露了国民党到处造谣诬蔑我军的不实之辞，报道了豫鄂边区军民对敌斗争的真相。

总之，史沫特莱女士来访，对我八字门军民精神上和物资上都是一个很大的鼓舞和支持。她在八字门留下的足迹，也给这个革命抗日根据地，在当时及以后都增色不少。

使我至今难忘的第二件事是李司令员关心伤病员，常到医院去视察。我的顶头上司林镇南初谈一女友在医院工作，他常带我作伴到医院去。有一次李司令员也去了。恰逢一个男医生给一个战士背心生的恶疮（俗称“背花”）动手术，当时无手术室，就在大厅进行，李司令员和我们在场旁观，这个医生将纱布揭开，找见脓根丛生像蜂窝，面积有碗口大小，医生用镊子将脓根一个一个拔出，这个战士见首长在场，咬牙忍痛的神态令人同感难受。李司令员在旁鼓励说：“好样的！你有关公刮骨疗毒的英雄气概！”医生接着拿出一小瓶奇药水，倒在整个“背花”上，立见药到之处即起泡沫，后来整个溃烂面积上，像热锅煮粥一样乱鼓泡沫，并有轻微响声，但见这战士反而感到轻松！当时李司令员问：“这是什么药？”医生回答：“双氧水”。听说是史沫特莱送来的。这个战士的“背花”不久就痊愈了。

（四）李司令员和陈大姐在八字门时的“传奇”

自1939 年底到1940年秋，八字门是少有转移但无战斗。因此我们的学习、工作都比较顺利。我常陪同林镇南同志赶集到熊滩家中，因我是当地人，常听到从群众中特别是沦陷区传来的李司令员和陈大姐的许多传说，他们成了带有神秘色彩的传奇人物。

“李司令，像诸葛亮能未卜先知，不但能以少胜多，还能唱空城计。像天兵天将消灭了日寇后，又无影无踪……”

“陈大姐，她骑的白马能日行千里，夜跑八百！她骑在马上，能双手打枪百发百中。她今天是位雍容华贵的夫人进应城刺探敌情，明天回到山中又成了指挥千军万马的将军。她脚大体壮，能徒手打倒三四个敌人后安全脱险！”（敌占区称她为'陈大脚’）

这大概是因李先念和陈少敏两同志自1939 年来到京山后所指挥的几次出奇致胜的战斗造成的影响。如：1939 年10 月13 日新街战斗、12 月5 日在马家冲以少胜多的突围转移战斗、1940 年10 月大扫荡提前转移敌人扑空等等。敌占区日伪军听到新四军、李司令、陈大姐（脚）就闻风丧胆，这些“传奇”在当时也真还能起到威慑敌人的作用。

约在1940 年10 月大扫荡前的9 月，李司令员就命令部队转移，经熊家滩到达大丁家冲休息时，我母亲赶到了丁家冲，向政治部吴若山主任拼死要求要我回家（因我是两姓独子），否则她就跟部队一起走！在此情况下，吴主任劝我暂留地方，日后归队。他写一纸条令林镇南同志将我就近交给县委书记刘慈恺（驻小丁家冲），刘书记对我说，目前情况紧迫，叫我跟随父母回京山家中，以后有任务就派刘学芬（当时她是张书生的爱人，城关人）找我。约在1941 年春我随父母暂回城关。

光阴似箭，半个多世纪一转眼就过去了。但是，当年在八字门的经历和见闻使我终身不忘。圣境山与豫鄂边区挺进纵队与李先念、陈大姐，与千千万万的抗日先烈一起英名永存，光耀千秋，八字门作为革命根据地，使胜境山中又添一胜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