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然：来了，走了

就像母亲会给人留下很多记忆一样，母校也是如此。

时间要回到40多年前，而首先浮现在脑海的是校门前的操场。操场不在校门内，是因为学校在农村中，操场与农民共享，时常可以看到农民晾晒的稻谷和玉米。那就是一块原生态的地皮，如果不是因为我们踩得结实了，撒上种子是能长出庄稼的。而因为没有庄稼，所以晴天一片浮尘，雨天一片泥泞。尤其是在雨天，我们把操场上的泥土带进教室，教室就有了操场的印记，成了上不成体育课的慰藉。当然，更多的时候操场上人头攒动，放两堆衣服做球门，就可以踢足球，抱些稻草铺在地上，就可以跳高，打篮球的从来不嫌篮板破旧，练田径的从来不嫌地不平。也就是在这块操场上，我跨了人生的第一个栏，参加的是100米低栏比赛，为什么不是110米高栏呢？因为我们的操场只有100米直道，而栏是用木条钉死无法升高的。

学校的鸟真多，有麻雀、乌鸦、伯劳、白头翁等等。它们一天到晚的叫，从这个枝头到那个枝头，有时还站在教室的窗台上。在我们当中特别是男同学中，对鸟感兴趣的大有人在，口袋里藏着弹弓的人，眼睛早就瞄着那只鸟，想象着它从树上落下来时的情景，而想捕捉幼鸟的，则从老鸟飞行的轨迹中，猜想着从哪儿找到鸟巢。也就在某一个星期天，我和同学扛着梯子，第一次上房，掏了一窝麻雀。当然，不是所有的人都对鸟儿有兴趣，但几乎所有的人都对学习不感兴趣，上课只是为了等待下课的铃声。

所以，在那个年代，我们这些学生是很少有人把心思放在学习上的。有把癞蛤蟆放在女同学屉里，引起尖叫的；有把作业本撕下来，叠成纸飞机，射来射去的；还有在教师板书时，从窗口翻身出去，不知去向的。但就在整个教室常常会乱成一锅粥时，只有一个人，那个在讲台上的人，还在娓娓道来，他或者在说着我们如何才能成为革命事业的接班人；或者在演算着(X+Y)的平方等于多少；或者在给我们分析鲁迅的小说《祝福》……他们不是没有对我们发过火过，也不是没有苦口婆心地开导过我们，但是面对我们这些无可救药的人，他们觉得唯一能做的就是还站在讲台上，他们或许觉得放弃了讲台，就是放弃了我们，放弃了一切。所以，他们像一棵棵树一样守在那儿，好像要为我们这些冥顽不化的孩子们挡住些什么。他们当中有教我们政治的强教师、孙老师，有教我们语文的吴老师、周老师，有教我们数学的冒老师、胡老师，教我们物理的马老师，教我们英语的刘老师……

有一个大科学家说，教育就是忘记了在学校所学的一切之后所剩下的东西。我剩下的就是上面的点点滴滴，尤其那些坚守在讲台上的我的老师们。

最后顺便说一句，母校原名叫“城南中学”，在当今到处都在争第一的社会，这个名字倒是淡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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