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墨子节用、节葬与非乐的主张

春秋战国时代的统治贵族，穷奢极欲。聚敛金银珠宝，收集奇宝石玉、珍奇鸟兽狗马，衣彩纹绣，雕梁画栋、将宫室建设得富丽堂皇，毫无节制增加车船、兵器的规格与数量。礼节繁琐，又沉湎于声乐。

统治贵族不仅奉生厚，奉死也厚，盛于厚葬久丧的风俗。贵族埋藏，棺椁多重，陪葬品丰富，纹彩的衣物、金玉珠宝装饰在身上，帷幕帐幔、钟鼎、镜子、酒壶、戈、剑、羽旄等物品大量地埋藏于地下，还有车马、活人殉葬，坟墓堆积得象高山。

然而，百姓的生活却常常挣扎在死亡线上。他们负担沉重的赋税，还有各种劳役、兵役。终日劳苦，得不到休息，却食不裹腹，衣不能御寒，居室不能安固。墨子认为，统治者贪图享乐而无限度地亏夺百姓的衣食，才导致百姓财用匮乏的结果。富者田连阡陌，贫者无立锥之地，残酷的社会现实刺激了墨子提出了节用、节葬、非乐的主张。

01墨子的节用主张

墨子说，圣人治理国家与天下，不需要掠夺他国的土地和人民，就可以使国家和天下的财用增加一倍。大家听了一定十分奇怪，不用增加财富，就可以使用度成倍增加，如何实现呢？墨子回答说，“因其国家去其无用之费”。什么是“无用之费”呢？

举例来说，饮食的功用是饱腹充饥、补充气力，足以使手脚强壮、耳目聪明即可。那么、追求五味的调和，味道的多样，还要从远国运回奇怪的食物，对于食物充饥补气功用没有增加，这就“无用之费”。

衣服的功用，冬则御寒，夏则防暑。所以，冬天要加厚，夏天则轻薄。那么多花边与文饰有什么用呢？不能增加衣服的功用，却增加了费用。这种费用也是“无用之费”。

房屋的功用，冬则避风寒，夏则避雨湿，有盗贼则防侵入。房间盖那么大，那样多，雕梁画栋，装饰上奇形怪状的镂饰。不能增加房屋的功用，还要增加费用，这也是“无用之费”。

圣人为了帮助人们对付凶禽猛兽，制造了各种兵器与铠甲。凡是增加它们锋利、轻便、坚固性能的制作，都要增益；不能增加这些功用，反而增加用度的，就是“无用之费”。车用于走陆路，船用于行水道，交通四方。促进这些功用，使它们使用时轻快便利的，就要增益。不能促进这些功用，反而增加费用的，就是“无用之费”。

这样看来，墨子认为人类的一切用度，都应当是满足人身最低的限度的需求为标准。如，衣能裹腹，衣能御寒，室以安居。超出这个标准，只是为了漂亮而不能增益其功用的都属于浪费。要依据这个标准来衡量，贵族统治者奢侈生活都属于需要去除的“无用之费”。这说明墨子要求贵族与百姓应当过相同的满足最低生理需求的朴素生活，这也是圣人的法度。墨子法禹，认为大禹才是圣王的代表。

02墨子的节葬主张

厚葬久丧，一直受到儒家学者的支持。孔子就支持三年之丧，《论语》中就记载着孔子与弟子宰我讨论三年之丧的对话。

宰我问：“三年之丧，期已久矣。君子三年不为礼，礼必坏；三年不为乐，乐必崩。旧谷既没，新谷既升，钻燧改火，期可已矣。”子曰：“食夫稻，衣夫锦，于女安乎？”曰：“安。”“女安则为之。夫君子之居丧，食旨不甘，闻乐不乐，居处不安，故不为也。今女安，则为之！”宰我出，子曰：“予之不仁也！子生三年，然后免于父母之怀，夫三年之丧，天下之通丧也。予也有三年之爱于其父母乎？”

在这段对话里，宰我认为三年之丧太长了，孔子则认为，小孩子生下来，三年才能离开父母的怀抱，父母去世守三年之孝是天下通行的丧期。但是，厚葬久丧的风俗包含着人力与物力的极大浪费，墨子从节用立场出发，不能容忍这一现象，所以提出了节葬的观点。

其时，过繁过重的厚葬习俗，可以耗尽穷苦人家的所有的积蓄，甚至使他们背上沉重的债务。就是贵族人家也要令其府库空虚。这说明，厚葬之风的浪费是很严重的，百姓辛辛苦苦换来的衣食之资都被贵族搜刮了去，埋到地下，活着人却都用度不够。

古者统治者不仅陪葬的物资丰厚，还要杀人陪葬。天子人殉多则数百，少则数十。士大夫人殉，多则数十，少则数人。这是对人力的时最为残酷的损害。贵族厚葬，百姓则日用不足，于是上下积怨，贵族与百姓的矛盾日益激化，天下就不能安定。

儒家高唱孝道，为厚葬久葬之风推波助澜。按照礼制，孝子哭丧必不用正常的声音，身住在草庐之中，睡在茅草之上，饿了也强忍着不吃，冷了也忍着不穿，故意将自己的身体搞垮，使面黄肌瘦，眼睛凹陷，颜色黧黑，耳目不聪明，手足不劲强。被人搀扶才能起，拄着拐杖才能走。这样的生活，还要维持三年，才能称得上尽孝，才能称为上士。

不仅如此，依照礼制，君死丧三年。父母死，丧三年。妻与长子死，丧三年。伯父、叔父、兄弟、庶子死，丧一年。姑姑、姐姐、外甥、舅父死丧五月。按照这种礼制，王公大人必不上朝听政，士大夫必不能治理政事，农夫必不能耕稼树艺，百工必不能制制造舟车器具，妇人必不能纺织。

王公大人、士大夫不能治政，天下必然混乱，农夫不能耕稼，日用必然不足。生产生活的秩序遭到破坏，天下必然不得太平。

03墨子的非乐主张

墨子衡量一个政策的好坏，始终坚持功利的观点。一项政策，如果能够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就是好政策。反之，就不是好政策。大钟、鸣鼓、琴瑟、竽笙之声，不能富贫、众寡、安危、定乱，无助于天下生利除害，所以墨子说：“从事于音乐是不对的。”

统治者为了听音乐，就要厚敛于民，置备一套乐器，这是夺民之利，掠民之财。有了乐器，还要找人来演奏。从事演奏的乐师，不劳而获，还必须要精美的食物，穿着华丽的衣裳。因为吃得不好，颜色就不值得看。衣服不华美，身形动作不值得看。不劳而获的人多了，老百姓的负担必然就要加重。

选择乐师必然不能选择老弱与幼小的人，必然选择壮年的男子或女子，这样致使男子不能耕田种地，女子不能纺线织布。耽误了生产，人民衣食便不足。有了乐队，有了乐师，王公大人自己欣赏必然不觉得不尽兴，必然要与人共同来欣赏。如果与官员一同欣赏，必然要荒废他们治理政事，如果与百姓一同欣赏，必然要耽误他们的生产。

天下最大的祸患有三种，饥者不得食，寒者不得衣，劳者不得食。然而撞大钟、击鸣鼓、弹琴瑟、吹竽笙，不仅无助改善这些情形，反而使这些现象更严重。天下国与国相争，强欺小，大凌小，盗贼横行，从事于音乐，无助于安危定乱。

根据了这些理由，墨子提出了非乐的主张。音乐固然好听，但不能解决广大人民最迫切解决的生活问题——吃饱、穿暖、安居。音乐不能当饭吃，做衣穿，所以墨子从节用的立场出发，提出了废除人类艺术欣赏与享受的权利。

《墨子 三辩》篇记载了墨子与程繁关于音乐的一段辩论。程繁认为，音乐有养倦之功，不仅不会影响王公官员治理政事，百姓从事各种事业，反而有所助益。人不能永远处于工作的状态，工作劳累了就要休息，休息就要听音乐。

对于这个问题，墨子并不直接回答，他说从尧舜，到当下，音乐越来越多，天下反面越来越乱，据此他推论说，音乐对于治国不仅无用，而且有害。表面上墨子胜了这场辩论，但却逃避了问题。尧舜到春秋时代，天下越来越乱的论断是没有根据的尧舜治天下未必比当时的王公贵族更高明。

墨子不仅剥夺了人们艺术享受的权利，还将人们休息的权息一起剥夺了。这可以从墨子与墨家生勤死薄，以自苦为极的生活态度看出来。在那个时代，贫苦大众无权享受音乐，音乐是贵族专有的奢侈品。墨子非乐，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也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

04小结

墨子节用的立场是从功利角度出发而做出的。不过，他的功利仅限于维持人类最低的物质生活需求。饮食能充饥补气就好，味道是否鲜美，味道是否调和，是无须考虑的。衣服冬暖夏清，足以覆体就好，服装是否美观、华丽，也是无须考虑的。言外之意，只要能吃饱穿暖，美味与美观，对于人没有实际用处。

节葬主张是对于当时天下厚葬久丧习俗的反动，具有积极的意义。而且我们现代的丧葬习俗，是符合墨子观点的。死去人既已埋葬，活着人就不应当久哭，而应当尽快从事生产。

墨子非乐的主张过于偏激，他依据狭隘的功利观念，主张废除人们音乐艺术享受的权利，认为音乐是一种不能加利于民的东西。可能，对于当时的贫苦百姓，他们真得没有音乐，或者不需要音乐。音乐是贵族的专利品，既然老百姓能够没有音乐，为什么贵族就不能？

参考资料：

《墨子》中华文化讲堂 注解

《任继愈谈墨子与墨家》 任继愈 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