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析乔伊斯《死者》中的“死亡”主题
摘要：《死者》是爱尔兰现代作家詹姆斯·乔伊斯早期的短篇小说集《都柏林人》中的压轴篇。《都柏林人》以爱尔兰首都为背景，描绘了都柏林市井百姓“精神死亡”的生活状况，其目的是唤醒民族意识。本文从五个方面探讨“精神死亡”这一主题在《死者》中的体现及意义。
论文关键词：詹姆斯·乔伊斯,《都柏林人》,《死者》,精神死亡
一、心如死水一潭的少女莉莉和缺乏音乐激情的玛丽·简
莉莉是看门人的女儿，莫坎家的女佣，在圣诞舞会上脚不点地地忙碌着。她身材细长，是个正在发育的姑娘，而“面色发白，头发呈干草色。”从肖像描写上看，她是个正值青春年华的少女，但严重营养不良，脸色缺乏应有的红润，这说明置于英国殖民统治下的爱尔兰下层人民的生活穷困。但精神上如何呢？当男主人公加布里埃尔与她开玩笑地说，在某个好日子里会去参加她和那年轻人的婚礼时，她辛酸地说：“现在的男人都是只说废话，直到骗走你身上的所有的东西。”（P.252）本来是一个花季少女，应该有花儿一般的甜蜜梦想，对爱情充满憧憬与希望的，却说出了让人心酸的话语，语言虽尖刻，却让人洞悉她那颗冰冷的心。小说中没有交代她的过去，但从中不难发现她小小年纪肯定经历了坎坷痛苦的人生，屡受伤害，以至于对今后的人生不再抱有任何幻想。在她眼里，加布里埃尔同其他任何一位白人男性一样，都是只会占女人便宜的一路货色，他们是长期处于统治地位的英国殖民势力的象征，这反映了在资本主义文明蹂躏下的下层社会的小人物的孤独、麻木和可怖的灵魂。
玛丽·简是两位老姑娘的侄女，上过专科学校，是位音乐教师。舞会上，她弹奏的曲子充满速奏和困难的乐章，加布里埃尔虽然喜欢音乐，但听不进去，因为她弹奏的曲子没有主旋律，而且他也怀疑其他听众能否听出什么主旋律来。但在曲子结束时客厅里报以热烈的掌声，“掌声最热烈的地方来自于门口那四个年轻人，在曲子开始时他们到点心房去了，而琴声结束时他们又回到了门口。”（P.263）由于简对生活缺乏热情，只是盲目的顺从。在音乐的演奏中又缺乏激情，只是机械地演奏学术派等古板的乐曲，也是由于一层不变的枯燥的生活没能激起她欢快流畅的音乐细胞，她的听众也只是盲目地附和。揭示了爱尔兰中下层阶级精神麻木，生活得百无聊赖，缺乏生气，这对音乐艺术也是一种莫大的讽刺。
二、昏聩衰老的莫坎老姑娘和亘古不变的舞会
加布里埃尔的两位姨妈是梳着老式发型的老姑娘。朱莉娅姨妈“头发灰白，脸宽大而松弛，也是灰白色，但她那迟钝的眼睛和分开的嘴唇却使她看上去像一个不知自己立身何处，该往何处去的女人。”（P.254）凯特姨妈虽然精神些，但脸上布满了皱纹和褶痕，像只萎缩了的红苹果。她们代表了都柏林渐渐衰老的一代，虽然不乏爱尔兰人热情、好客、谦虚的优良传统，但她们永远循规蹈矩，墨守成规，三十年如一日地在家举办圣诞舞会，朱莉娅姨妈也是一如既往地每年都唱着同一支老歌。她们不能超越那些熟悉的活动，所以她们的生活毫无新意，对世界麻木不仁，她们被历史和时代所摒弃，也折射了在现代社会中，西方世界的人们面临的危机和困境。她们代表着爱尔兰老一辈人，文学论文发表精神上的瘫痪使她们在阴暗、冷清的房子里过着貌似幸福的生活。
莫坎家的舞会也是由沉闷的常规构成，这些常规使都柏林的生活毫无生气。舞会上的活动每年都是重复的：加布里埃尔发表演讲，弗雷狄·马林斯喝得醉醺醺地到来，大家都跳着熟悉的舞。就像加布里埃尔讲的那段轶事中磨坊里的马即使被带出干活的磨房也永远绕着圈子走一样，这种沉闷把人固定在一种麻木状态。即使餐桌上的摆设也预示着死亡，有生命的东西摆在桌子相对的两端，之间平行摆放着其他菜肴，中间被果盘分开，两只酒瓶“像两个忠实的卫兵”（P.274）似的守护着一只水果盘。军事用语把聚会盛宴的餐桌变成了战场，充满了杀戮和死亡的气息。
三、烂醉如泥的弗雷迪和油腔滑调的布朗
弗雷迪·马林斯是莫坎家舞会上的常客，而且每次都喝得醉醺醺地到来，“他相貌粗俗，一只塌鼻子……他眼睛上厚重的眼皮和头发稀疏零乱的样子，显出一副没睡醒的模样。”（p.260）他是个不顾家庭，没有责任心的酒徒，他的母亲不得不跟着已出嫁的女儿在远离家乡的苏格兰生活，每年只在圣诞节回爱尔兰探望他。每年的舞会上他都烂醉如泥，丑态百出，尽管他那可怜的母亲在除夕之夜让他发誓不再喝酒。对女主人的歌唱他只是一味地恭维，他是极度的空虚、无聊，犹如行尸走肉般地活着，其精神已严重地瘫痪。
布朗是一个面容枯槁的高个子男人，蓄着硬挺的灰白胡子，皮肤黝黑，一笑满脸皱纹。他是个油腔滑调的老男人，喜欢在年轻的女人堆里打情骂俏，而她们都讨厌他，他却厚颜无耻地说“我是一个能讨女士们欢心的人。”（P.257）他故弄玄虚，装模作样，有时想以打趣、幽默来活跃气氛，但又常受到冷落。餐桌上谈到音乐时，他高谈阔论，卖弄风骚。他外表虚假，内心空虚，又强作欢颜，装腔作势，满面都刻上了无聊、枯槁、老气横秋的印记，足以可见其精神的死亡，道德的沦丧。而且布朗还是天主教势力的一个代表，20世纪初，英国天主教势力的恶性蔓延，无孔不入，已渗透到爱尔兰社会的每一个角落，从而使这块英国的殖民地陷于道德瘫痪之中。即使连梅勒里山的修士也未能幸免，他们“从不说话，每天都是两点钟起床，晚上睡进为自己准备的棺材里。”（P.280）他们也精神瘫痪、麻木不仁、行将就木。
弗雷迪和布朗是爱尔兰中年一代的代表，他们没有理想和追求，只是在追忆往昔中过着醉生梦死的生活。
四、崇洋媚外的男高音达西和因循守旧的大学教师艾弗丝小姐
巴特尔·达西是全都柏林都在谈论的男高音，他是个面庞黝黑的年轻人，蓄着潇洒的小胡子。他冷漠、高傲，一晚上一直不肯唱歌。他高度推崇外国的歌唱家，认为当今优秀的歌唱家都在伦敦、巴黎、米兰等地，而对本国老一辈歌唱家帕金森连听都没听说过，而他本人的演唱才让人怀疑呢。一直不肯唱歌的达西，晚饭后在楼上唱了一支古老的爱尔兰民歌，而“歌唱的人对自己所唱的歌词和嗓子都毫无把握,”（P.291）还推说自己是由于感冒，弄坏了嗓子。
艾弗丝小姐是一位狂热的爱尔兰文化捍卫者，她是加布里埃尔的同学，又是同事。舞会上“她没有穿那种低领的紧身胸衣，在衣领的正面别了一枚很大的胸针，上面刻着爱尔兰文题铭和格言。”（P.263）她极其保守，思想顽固，容不得半点不爱国的举动，她因加布里埃尔给一家保守报写文学评论而称他为“西布立吞人”（P.264）。艾弗丝小姐为了强调这一点还邀请加布里埃尔夏天去阿兰岛旅行，那里讲爱尔兰语。她是个彻底的民族主义者，代表着一批激进文化民族主义分子。他们夸夸其谈，做表面文章，容不得半点不激进的言辞。他们打着振兴民族的旗号，却干着争权夺利的勾当。他们是乔伊斯批判的对象，乔伊斯早在9岁那年就写过一首小诗，严厉谴责势利小人蒂莫西·希利背叛爱尔兰民族领袖帕纳尔的可耻行径。
达西和艾弗丝是爱尔兰青年知识分子的代表，二人似乎都很有思想，但却是两个极端：一个崇洋媚外，瞧不起自己的民族；一个固步自封，因循守旧，丝毫不肯接受外来的文明。他们的精神实际上都处于麻痹状态，对民族事业都是极其有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