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堆发现夏代青铜器

1987年10月11日，三星堆遗址内的南兴镇 真武村砖厂在该村名为“仓包包”的高地上取土，发现铜牌饰、玉青瑗、玉凿、石壁、石斧等文物。广汉市文管所闻讯后，立即派员前往调查，并从民工手中收回部分文物。随后，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三星堆遗址工作站又站往调查，将遗留在民工手中的文物全部追回。现将调查情况及两次回收的文物集中简报如下。以下的截图，即来自《三星堆遗址真武仓包包祭祀坑调查简报》。

　　在二十多年前，三星堆遗址专业考古工作者，就已经作出明确的分析结论，“不仅说明三星堆古蜀人的青铜文化出现的上限已大大超出商代前期，还可上溯到二里头时期”，而且，从形制上分析，其实是比二里头还要早。

　　目前我们知道青铜牌饰从出土地点看，主要发现在天山北路、三星堆、齐家文化范围、二里头遗址。从时间上看，分布在公元前2000年前左右到公元前1500年之间，也就是说，二里头文化之后，在偃师商城，郑州商城，至今尚未发现青铜牌饰。二里头出土的几块青铜牌饰，非常成熟，并未体现出这类器物的初起、发展和成型演变。反而是天山北路和三星堆，更多地表现了这类器物出现的原始形态。这一点陈小三教授也早就注意到了，并蓍文进行分析论证。由此推之，三星堆的青铜牌饰应该比二里头早才对。

　　再联系到三星堆出土的青铜铃和二里头、肥西两地也非常相似，我们不能不认识到，它们之间有着深刻的联系。但分析青铜铃的形态，仍然是三星堆的比后二者更早，这似乎又在映证，三星堆青铜技术，其实是后二者的源。

三星堆青铜牌饰一

三星堆青铜牌饰二

　　从三星堆的陶盉陶豆、青铜牌饰、青铜铃、龙山玉礼器等等的器物类型学分析，三星堆以上的器物都是先于二里头出现。从逻辑推理上，得不出二里头向三星堆进行文化传播影响。如果二里头向三星堆进行文化传播影响能够成立，则只能建立在二里头的晚期物品传播影响到三星堆；不可能出现二里头早期器物传播影响三星堆。但考古的实证，却是二里头早期的器物出现在三星堆。不仅如此，实际上三星堆与二里头相似甚至相同的器物，三星堆明显还有比二里头早期还要早的器物类型存在。
　　特别是三星堆中的龙山文化玉礼器，很多和石峁、良渚非常相似，包括玉牙璋的两种刃口，都和石峁相一致。这也证明三星堆在龙山文化晚期，已经大量地兴起玉礼器。本文中出现的所谓玉箍形器和玉瑗，也出现在石峁文化玉器中，这也从玉石的断代分析上证明，三星堆的青铜牌饰比二里头更早。
　　除非有某个考古遗址几乎在较为接近的时期向三星堆和二里头传播文化，否则这样的考古现象不会存在。但是，我们至今并没有发现存在这样的遗址。
　　问题是，二里头的出现，本身就是文化移民的结果。那么，二里头文化移民究竟从哪里来？它的青铜技术受谁传播？它的龙山玉礼器文化继承自哪里？为什么它的中心区域考古浮选会出现大量水稻？

二里头青铜牌饰一

二里头青铜牌饰二

二里头青铜牌饰三

　　在二里头，二期高等级墓葬中出现了和三星堆非常相似的陶盉陶豆，青铜铃、牌饰等。按照叶舒宪的考证，这和40年代民族学调查中所发现的羌族的端公使用的法器非常相似，其青铜牌饰就为系贴于神杖上端（有一定弧度），青铜铃亦系于杖首，就是神职人员的用品。这反映出二里头二期时，虽然出现了社会高等级人物，但还没有代表王权的人物出现。
　　二里头第三期开始，则出现了王者使用的大型宫殿，也在这一时段，从墓葬中出土了龙山文化时期以来，代表王权的玉牙璋。也就是说，根据这一考古现象推论，二里头实际上是第三期才有正式的王权代表人物入驻。这进一步证明，二里头文化移民的确定性，而代表王权的人物，其实是从宗主国来的。在1980年二里头VM3墓，出土了一大一小两枚牙璋。该墓位于圪垱头村公坟之南，附近地势高亢，西距一号宫殿遗迹约350米。该墓葬内，还发现了红漆皮木棺痕迹，牙璋位于墓的中央位置，上下对向。这可能表示，一枚牙璋代表着宗主国的王权，一枚代表二里头王权。至今为止，据说二里头已出土牙璋5件，但同一墓葬出土两件者，是个孤例。

　　至此，我们似乎也应该反思一个问题，为什么在三星堆长期工作的专业工作者得出的研究结果不能得到尊重，反倒是某些行业领导或权威、所谓的学术带头人、大学教授可以左右我们的考古研究结论？三星堆研究是如此，二里头研究是如此，南方的许多考古研究是如此，辽北的考古研究亦是如此。在中国广袤的大地上，这到底是基于什么原则的考古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