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昔日文学青年的沉浮人生

文学青年

与《一块两毛钱》

最初与他相识是在上个世纪90年代。那时,他刚刚走出校门不久,是芜湖一家知名国企分厂的厂长助理。业余时间,他喜欢写一点散文随笔之类投给《芜湖日报·星期刊》,我当时正是《星期刊》文学版的编辑。

那时还不流行电脑写作,他的文章都是用钢笔一笔一划写在方格稿子上,然后塞在信封里寄到编辑部。因为文笔不错,内容生动,经常被我采用。

1992年,《星期刊》举办过一次征文比赛,他也踊跃参与,参赛作品的题目叫《一块两毛钱》,文章讲述了少年时代他与哥哥上学时的一段经历。

那时他的家距离学校有8公里的路程,每个星期天的下午去学校,小哥俩都要轮流扛着40斤大米,哥哥还会拎着四瓶咸菜,他则攥着一块两毛钱,这一块两毛钱可以去学校兑换几顿饭的饭票。

有一天,他不小心将一块两毛钱弄丢了,返回去找到天黑依然一无所获。哥俩只好决定此后六天都不吃中饭,这样就不用交那一块两毛钱的饭票钱。到了星期六的下午,饿了一个星期的哥俩拼命往家赶,途径一片小树林,突然想起上个星期天下午曾经在这里放下米袋子休息过,于是忍着饥饿开始再次寻找,终于找到了六天前丢失的那一块两毛钱。回到家里,哥俩兴奋地跟母亲提及这段经历,却见母亲的泪唰唰地往下流……

这篇《一块两毛钱》感动了我,也感动了读者,更打动了征文的评委,后来大家一致同意将此文评为一等奖。

那次征文获奖,进一步激发了他的写作热情,此后屡有佳作在《星期刊》发表。也许正是出于对《星期刊》的喜爱,当年他甚至在《星期刊》上刊登过一则征婚启事,并最终帮助他找到了终生的伴侣。

走上仕途

写作方向悄然变化

上个世纪90年代正是国企改革全面推开的攻坚时期。作为国有企业的一名年轻的管理者,他在企业改革的浪潮中得到了历练,也看到了挑战和机遇。当时各地企业都在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纷纷对外公开招聘管理人才,心怀抱负的他积极参与了竞聘,并被一家国有企业聘为高管,由于工作业绩出色,得到有关领导赏识,从此逐渐走上了仕途。

他先后担任过某区政府部门的副主任、某街道办事处的党委副书记、某区副区长、市政府某部门的副主任等职务。2006年芜湖市进行大规模区划调整,他被调任某区担任区委常委、常务副区长。2007年又被提拔为该区的区委副书记、政府区长。此时,他年仅39岁。

在走上仕途的这十余年间,他依然没有放弃写作,先后于2003年和2009年出版过两本书。两本书都是他的作品合集,只有前一本收集了一些文学类作品,但这些文学作品大都写于他为官以前,像《一块两毛钱》这样在《芜湖日报.星期刊》上发表的作品便收入其中。从中可以发现,他为官以后的写作,以政论性的评论和理论文章居多,包括一些述职报告和他在重要会议上的讲话。这位昔日文学青年的写作方向显然发生了微妙变化,似乎与文学正在慢慢疏远。

就在他第二本名为《观潮·听涛·思雨》的理论文章合集出版后不久,他因被指控受贿50余万元而“落马”,并于2010年被一审法院以受贿罪判处有期徒刑11年。

他最终没有上诉。

深陷囹圄

重新燃起写作欲望

他在芜湖市看守所羁押了16个月,判刑后被送往位于宿松县境内的九成监狱。

他回忆说:“在我失去自由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生活在极度沮丧的绝望状态中,是亲情和友情把我从悬崖边拉了回来。”

在看守所羁押期间,亲属不能与犯罪嫌疑人见面,但他的妻子每周至少去一次看守所,给他送钱送物,仅短裤、背心就多达50多件。妻子知道他不需要这么多衣物,但一定要借这些衣物告诉他:“我和女儿在等你回来!”

他至今难忘2009年11月17日,这天他透过看守所铁门上的透视孔,看到外面白雪茫茫。管教干部突然送给他一盒饼干,说是女儿带给他的,他听罢当场流下泪来。他没有想到女儿居然瞒着妈妈一个人冒着大雪来到看守所想要看望他。当她得知无法见到爸爸的时候,就买了一盒饼干,央求管教民警带给他。这一年,女儿刚刚15岁。

就是从女儿送来饼干的那一天起,他重新燃起了写作欲望,不仅开始定期给妻子和女儿写信,而且还开始构思长篇小说的写作。

这是他在狱中创作长篇小说的书稿

被关押在九成监狱以后,虽然距离芜湖的路途遥远了,妻子照例几乎每个星期都会去探视他。妻子在于2012年写给他的一封信中这样说:“你不要老是反对我来看你。我知道你是心疼我,怕我来回辛苦。但老公,你知道吗?我看不到你,心里更不好受。看到了心里踏实,人也精神多了。懂吗?我的宝贝。”

可以说,妻子和女儿用真挚的爱,始终温暖着他的心。而来自老领导老朋友的关爱和鼓励,也对他调整心态努力改造帮助很大。

一位当年重用他、培养他的老领导,在他入狱以后,一次又一次来监狱探视他,勉励他深刻反思自己,争取尽快站起来。

他回忆说,这位已经退下来的老领导的勉励,让他十分悔恨自己没能守住廉洁自律的底线,模糊了人情往来的界限,收了不该收的财物,给对自己恩重如山的老领导以无情的打击。

他在狱中给老领导的信中这样写道:“我会在自己恢复自由后,洗心革面,重新做人,争取在新的领域做出人民认可的成绩。”

就这样,在亲人和朋友的关爱和鼓励下,他在大墙内重新振作了起来,始终服从管教,表现良好,多次获得减刑。

新的生活

与文学重新亲近起来

我再次见到他,是在今年春节之前一个朋友的聚会上。他如数家珍地提到自己当年在《芜湖日报·星期刊》上发表的作品,甚至还记得我当年对他的《一块两毛钱》所做的评语。我惊叹他的超强记忆,也感动于他的念旧。

在那次聚会上,他表示要赠我几本他出狱后出版的新书,后来,因为突如其来的疫情让这一计划暂时搁浅,直到本周一,他托人带来口信,表示希望能与我见面。

他在某小区一楼的门面房拥有几间办公室,他在那里注册了一家企业管理咨询公司,运用自己多年积累的知识和经验,为一些企业提供较为高端的咨询服务。

最大的那间办公室的两面墙壁都被高大的书橱所占据,他从书橱中抽出了几本书,都是最近两年他出版的文学作品,其中包括两部长篇小说《最后的城中村》和《春去落花疑若梦》,以及书信集《与女儿书》、散文集《孤雁吹箫》、诗集《秋·枫叶·爱》。

我感觉几经沉浮,他与文学重新亲近起来。他说,这些书的书稿大部分都是他在狱中完成的,总计约200万字。在创作中,他深刻反省了自己,悟出了很多做人的道理,更懂得了什么样的生活才最值得珍惜,从而实现了可谓脱胎换骨的自我改造。

如今,他除了去给一些企业的创新发展出谋划策,更多时间他都是用来看书、写作、陪伴爱人。

他的女儿目前远走他乡在攻读博士,他很为女儿骄傲,但也和妻子一样期盼女儿能够尽快解决好自己的终身大事。

他说已经无数次在心里预演女儿出嫁那天,自己将要发表的致辞。他渴望借那个场合,表达对女儿和妻子的爱,更要感谢女儿和妻子对自己的爱,还要感谢前来参加婚礼的老领导、老朋友对自己的包容、呵护与帮助。

见6月1日《大江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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