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满意，是改变的开始”
撰文 | 史晨瑾
近些年，公立医院扩张迅猛，越来越多的医疗建筑在城市中拔地而起，但人们糟糕的就医体验似乎从未改变。为什么患者们总会在医院里迷失方向、看病总要跑断腿？为什么医院会人挤人？究竟什么是好的医院建筑？这些问题在郝晓赛的脑海中萦绕多年。她是一位经验丰富的医疗建筑师，师从中国医疗建筑设计界泰斗、小汤山医院总设计师黄锡璆博士。为找到答案，郝晓赛从实践转向理论研究，现任北京建筑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建筑系主任。一年前，郝晓赛因科普医疗建筑知识，逐渐进入公共视野，她对医院建设现状的批评颇具洞见。此次，“医学界”就当下医疗建筑存在的问题、医院建筑师扮演的角色等议题，特邀郝晓赛教授深入探讨，以下为主要访谈内容：
医学界：作为一位医疗建筑师，您在看病的时候是不是轻车熟路？
建筑师对医院有着全景式的了解，我们会根据医疗服务的需求设计建筑。患者或家属则是从用户的角度体验产品。如果建筑师平时不注重设计研究、学习积累与思考，容易在设计医院时欠缺一些从患者角度出发、如何方便使用医院的考虑，如果医院运维上也欠缺用户视角的考虑，二者叠加，患者的就医体验就会很糟糕。我一向觉得自己的方向感很好，又是设计过数十家医院的医疗建筑师，去医院看病一定轻车熟路，但是最近一次带母亲看病时，却遭遇了一系列问题。那是冬天的一个周五下午，当时北京的疫情有些反复，为了减少感染风险，我一个人开车带母亲就医。此前我经常去医院开各种专家会，院方会提前安排好停车位，所以对现在北京城市中心区域医院的停车难问题完全没有概念。所以，完全没想到的是，我们行驶到医院三个街区之外就开始堵车，好不容易绕到一个偏门，车位也已停满。保安建议我开出两个街区去停车，再骑共享单车返回医院看病。我只得让母亲在原地等待，自己去停车。寒风凛冽，因为开车，我穿得薄、也没戴手套，骑车时冷极了，特别狼狈。偏门离门诊楼很远，而母亲膝关节水肿，行动不便。我提议借一副轮椅推她过去，但她有洁癖不愿意坐共享轮椅，执拗地一步步在寒天冻地中向前挪，我们到门诊楼时，已经过了预约的时间了。门诊大厅的咨询台被围得水泄不通，我想自己对就医流程已经够熟悉了，便径直到办卡挂号的窗口排队。半小时后轮到我时，工作人员称我这样的预约号需要到自助机取号，不在窗口办理。我很惊讶，说没有看到任何提示，工作人员却说，“医院里到处都挂着标识，你们怎么都不看。”一路问下来，我最终在拐过弯的一条走廊里找到了自助机。取号之后，我退回至大厅入口拍照。我发现墙壁上贴满了科室宣传、防疫宣传、消防宣传、各种筛查流程等标识，而病患一进门就需要了解的关于自助机取号的信息，则隐藏在大厅深处的一个小角落。在这里，可以深切体会到：信息太多等于信息无效。之前我曾在北京20多家医院做调研，问过咨询台工作人员大家常咨询哪些问题。我想，这些问题和医院建筑空间使用或许有关联，想了解人们使用医院建筑时困难到底在哪里。工作人员回答，患者进门会问就诊流程是什么、在哪里取号、楼梯或电梯怎么走等等。工作人员特别不理解，向我诉苦道：这些信息大厅里的标识写得很清楚啊，他们怎么看都不看呢，自助机、楼电梯，看一看不就知道了么？还用问么？这是工作人员对医院空间非常熟悉的缘故，他们观察周围信息的心态也与病人焦灼的心态完全不同。医院中就医流程、服务项目等也常有变动，为避免走弯路、耽搁时间，患者自然会选择直接问工作人员，——如果我进门就问工作人员的话，至少可以省半个小时。作为一个建筑师，我在使用医院的时候，和普通人一样也会面临“我在哪？我要去哪？目标地点与我所处的位置的空间关系是怎样的？我应该走哪条路线才能抵达？这些路线行得通么？是否因疫情临时封闭？……”等种种问题。只是受过建筑空间训练后更容易识图，更容易在头脑中建立就医路线上各种空间的关系。挂号条上面密密麻麻写了一长段文字，文字小得像食品包装上的配料表。它告诉患者，工作日某时间段内哪些科室抽血要到几层，哪些科室在另一楼层；节假日时换到哪层抽血等信息，非常复杂。看完这张挂号条后，整个人会非常烦躁。人的很多坏情绪产生于无法顺利解决问题的瞬间。因此，如果医院建筑设计能照顾到患者的使用需求，把寻路设计做好，让大家进医院方便地停好车、快速到大厅，容易弄懂自己就医的程序，之后能顺利找到自己要去的地方，就是很好的设计。至于是否有高大上的建筑外观、是否采用了高级的饰面材料，在焦灼求医的人眼中，变得没那么重要了，甚至，如果为了环境优美布置的喷水池、花池延长了人们就医行走的路程时，还会引人不快。当人烦躁时，无心欣赏任何风景。在医院设计中，“美”依附于元素的功能价值。
医学界：目前医院的寻路设计有哪些问题？
郝晓赛：近年由专业团队精心设计的某些新医院，存在空间结构复杂、空间缺乏特征及标识系统难以读取信息等现象，导致患者寻路不顺利。虽然设计医院建筑的建筑师会把为患者设计最短就医路线作为设计目标，绘制分析患者门诊就医流线是常用手法，实际上患者门诊就医后多数需要去医技做检查，而此时最易发生寻路不顺利；此外，在建筑师看来分区清晰的门诊区与医技区，多数患者却不知二者的差别。有的医生反映老年人在大医院中不容易找到目的地，有的患者反映在小医院中就诊因为就医流程复杂，就医行程变长，路径同样难找。目前我国主流医院建筑设计实践仍处于依靠标识设计解决寻路问题的阶段，既有研究文献中对医院寻路设计的探讨也一直相对匮乏，国内有针对综合交通枢纽（如国际机场航站楼、火车站、地铁站和公交车站）及博览建筑的寻路设计理论与设计实践探讨，而鲜少有城市大型综合医院的探讨，让广大医院建设领域同仁进一步理解为何“医院寻路设计不能简单等同于标识设计”很重要。寻路设计是一项系统性工程，包含很多元素。我举两个容易理解的例子。首先，信息繁杂、无效的导览图比比皆是。例如下图，房间的信息很多，人们很难迅速找到自己所在的位置和路线。而高效的导视图应该标出前进的路线、经过的区域名称等简明信息。其次，空间缺乏鲜明特征、缺少与导视图的呼应。很多时候我们迷失方向是因为无法清晰描述自己所处的环境，因此空间的鲜明特征、空间的标志物就非常重要。在下图的案例中，设计师在等宽的走廊中放置了一盏很亮的星星灯，在地图上也标注出了星星灯所在的位置，这样患者就很容易将地图和实际空间关联起来，知道自己身处何地。同一家医院，楼梯背景使用了鲜艳的橙色，患者一眼便可注意到。我国一些医院在地面贴上了很长的箭头标识，来解决大家寻路难的问题。但大量的医院环境仍然缺乏自明性，环境色包含的信息是无用的。除标识系统外，患者们就医路线过长也和建筑本身的设计有关。我国医院以管理效率为主，主流的建筑都采用了“门诊、医技和住院”的三分式布局，医技位于中心，门诊和住院分列两侧，共享医疗设施和检查设备。在这种布局下，医生位置固定，患者就像流水线上的产品，在不同的环节之间运输。与“三分式”模式相对的是中心式布局，这种布局能够减少患者移动的距离，是理想化的状态。在中心式布局中，所有医疗服务需求都能在一条走廊周围解决，患者无需走动太多。但我国医生少患者多，囿于现实，采用三分式布局是最优选择。在实际运营过程中，过个一年半载，医院用房往往会因为新业务的开展等原因面临局部功能调整，这时很多医院管理者采取了权宜之计。当医院规模调整、或者增加某一医疗设备用房时，大部分人管理者会找间空房子，梳理水电管线，符合临床要求后便投入使用，很少有医疗建筑师等专业人士帮助医院管理者梳理流线、进行整体优化布局。由此以来，一些功能关联密切的用房，被设置到不同楼层、甚至不同建筑物内。对用到相关医疗服务的患者、家属而言，他们的就医路线就被拉长了，他们看个病，可能需要在不同楼层之间、甚至不同建筑物里寻找分散的就医目的地，这时就难免会出现寻路不顺利情况。英国建筑师John Weeks提出了“机变建筑”理论，以解决医院建筑的这种“生长”需求。他主张，可以通过一条长而宽的大通廊（即“医疗主街”），把各个独立的功能部门用房连接起来，同时，在中间留下很多松散的、可以自由“生长”的空隙。这样以来，未来医院加建时，就可以建在这些空隙中，与关联密切的功能部门贴建、或就近布置，而不是见缝插针地找空房间、致使就医流线过长。John Weeks的医院建筑作品在建筑堆里看上去毫不起眼，它没有正立面，但是因为它回应了医院“生长与发展”的本质需求，而成为影响一代医院建造的里程碑式作品。
医学界：您可以讲讲自己的从业经历吗？为什么决定从实践转向理论？
郝晓赛：2000年建筑学硕士毕业后，我进入中元国际工程有限公司（下简称“中元”），开启了医疗建筑师的职业生涯。当时在建筑圈里，医疗建筑是个相对冷门的建筑类型，一些建筑师嫌医院建筑设计太过复杂、设计费也不高而拒绝承接此类项目。当时我所在的设计院办公室，同事们看不到前途，便纷纷跳槽、出国，空的位置上落满灰尘、堆满图纸，像半个仓库。我入职的时候，距黄锡璆博士（下简称“黄博”）从比利时鲁汶大学获得博士学位归国不过10余年，他把欧洲先进的医院设计理念带回了国内。他从3000多平方米的门诊楼起步，慢慢地，项目越做越大，当时刚主持完成首个14余万平方米、1000床位的佛山市第一人民医院的项目设计。设计院施行“老带新”政策，我便成为黄博士的弟子之一。21世纪初，国内建筑设计市场十分火热。跟黄博士同期留学归国的建筑师，大多忙于设计高大上的大型体育场馆、博物馆或设计收取费高的大型房地产项目。但黄博则另辟蹊径，选择了医院建筑方向。他给出的理由很简单：我国没有太多人懂得如何做医疗建筑，但国家要盖医院，人们看病是刚需。年轻的我当时不太能理解他的选择，觉得和老一辈人有代沟。但建设小汤山医院的经历，改变了我对医疗建筑行业的看法。2003年，SARS暴发，我参加工作刚满3年。中元因为有设计传染病医院的经验，临危受命，由黄博士挂帅、承担了小汤山医院的设计任务。团队几十位成员轮班倒，保证每天24小时每一分钟都有人画图，我就是轮流上“前线”的建筑师之一，病房、门诊、医技的平面图，都有参与设计。而黄博士则是统帅全局、贯穿始终的那个人。后来，我与黄博聚餐时聊起这件事，他回忆称，那时候他背负了巨大的压力，下笔画每一根线都有压力，特别担心医护人员用起来会感染。为此，他不停地与北京佑安医院、301医院呼吸科的医生沟通，问他们流线的设计是否合理，如果医生说不行，便再加扇门、再增加条通道。参与过黄博士带队的小汤山医院设计后，我越来越理解黄博士对事业的选择，决心向黄博士学习，也选择了医疗建筑作为自己的终身事业。我在中元工作了9年，主持或参与完成了20余项建筑设计。医院的建设周期很长，有时一个项目从开始启动到最后建设完成长达十余年。在长期的项目配合工作中，我们和医院业主处成了老朋友，也很清楚整个医院的人事更迭：比如目睹一些甲方从基建处领导变成医院的副院长；一些副院长退休了，新的年轻人上来。这段工作经历宝贵、温暖，却也夹杂着一些迷茫和无力。有件事情成为我转行的导火索。2006年，在一个项目投标前期看场地时，这个项目的业主、河北某医院的书记提了个很奇葩的要求，他希望我们把医院设计成元宝形的，除此之外，别无他求。投标述标前候场时，几家前来投标的设计团队聚在一起聊天，一家设计团队负责人大义凛然地表示反对这种设计导向：“建筑师不能为五斗米折腰！”然而，最后中标的却正是这家团队，是他们设计了活灵活现的元宝形医院。先不说这个造型的审美问题，不知道为了将整个门急诊综合楼塞进元宝造型中，面积是否有浪费？功能是否不便？我很想去暗访一下这个作品。这件事后，我思考了很多：无论设计医院建筑的建筑师再怎么追求个人理论修养的提升、设计方法和手法及技术的精进，如果业主不能理解、因此也不接受专业水平高的设计作品，也就是说，没有人买单的话，建筑师做再多努力都是徒劳无益。我想，做好一个个的医院建筑设计是不够的，如果我能成为一个科普好的医疗建筑设计观念的人，一定会影响更多的人，会有更多的业主理解医院建筑设计、为好的设计买单，从而能影响更多的医院建设。梁思成先生在 1932 年曾说，“非得社会对于建筑和建筑师有了认识，建筑不会得到最高的发达。所以你们负有宣传的使命，对于社会有指导的义务。”这段话，对当今中国社会依然有现实意义。于是，在设计院工作多年后，我重返校园，到清华大学攻读博士学位，从单纯的技术服务者转变为理论的研究者和传播者。之前在实践中积累的很多困惑，也慢慢找到了答案。我对医院建筑的理解与关注也从原来专业而深入的器物层面迈向广阔的人文领域：借助医学社会学的理论视野研究中国的医院建筑。博士毕业后，我到北京建筑大学任教，但仍活跃在医疗建筑领域。在做一些面向青年医疗建筑师的培训时，我也会教他们写作与演讲，希望他们能将优秀的建筑理念传播出去。
医学界：您认为未来的医院建筑应该注重发展哪些方面？
郝晓赛：一是面向我国的老龄化社会结构，注重医院建筑的适老化设计；二是面向我国“三分式”医院长期存在的事实，注重医院建筑的寻路设计。
地下车库经过设计后，人们容易找到连接地面医疗功能用房的通路
例如当今人们驾车出行更为普遍，患者和家属在地下车库停好车后如何借助空间环境信息，顺利找到通往医疗功能用房的入口或医疗街等，都需要做好设计。1.郝晓赛. 再造医院：医学社会影响下的中国医院建筑 [M]. 北京: 建筑工业出版社, 2019-082.郝晓赛. 从社会角度考量医疗建筑[J]. 中国医院建筑与装备, 2019, v.20(11):9-9.3.让我站在这儿向大家讲什么是好的医疗建筑，我其实是很忐忑的 | 郝晓赛 一席第759位讲者https://mp.weixin.qq.com/s/6znyu_0WXmHRR9hu_EBb-ghttps://mp.weixin.qq.com/s/4S0_pjnBMSfVqruqAGpMlw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