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茂和他的女儿们》
被人“越俎代庖”
文/山 月
父亲熊小凡与《红岩》月刊很幸运，1958年，当文学艺术领域的隆冬刚刚过去，他们就开出了一朵奇葩，推出了长篇小说《达吉和她的父亲》。尽管，它被乍暖还寒的风霜雨雪摧残过，但终因春天明媚的阳光照耀，这朵奇葩不仅更炫丽，还摧生出一个更加多彩的文学园地。然而，令人难以预料的是，《达吉和她的父亲》虽然带来的“百家争鸣”的局面，但因反常的政治气候的裹挟，很快，又归于万劫不复中。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红岩》被迫停刊，父亲被迫接受批斗、抄家、进学习班，之后便百无聊奈的赋闲在家。
好不容易，熬过10年噩梦，自残自损后的中国开始回归理性，据父亲回忆：经浩劫后的《红岩》主编王觉，于1979年夏初，又毅然带领老编辑部的同仁们，恢复出版了《红岩》。但此时的父亲心有余悸，还将当编辑办刊物视为畏途。然而，在王觉主编的精神感召下，父亲“又跟隨他从头迈步”，促使《红岩》煥发出新的生命。重新起步困难重重，父亲说“许多事情还来不及做，第一期刚刚编完便陷入稿荒，几乎无以为继。王觉和我们一样焦灼。正巧听说内江一位叫周克芹的作者有一部长篇小说，王觉便亲自带了几个同人去内江看稿，结果带回来了《许茂和他的女儿们》（后简称《许茂》），并请来作者一起讨论修改”。其实，令《红岩》同仁们想不到的是，长篇小说《许茂》的发现和采用，将使《红岩》继《达吉》后再创辉煌。但更令父亲想不到的是，《许茂》给他带来了很大的荣誉同时也带来了很深的伤害。事情的由来还得从《许茂》的发现说起。1978年，已经退居二线的老编辑、评论家、作家殷白，在简阳，偶然读到一篇农民作者周克芹发表在《沱江文艺》上的长篇小说《许茂和他的女儿们》，惊喜之余，当即给文革后刚复刊的《红岩》主编王觉、马戎写信，推荐此稿，称：“如果《红岩》能够及时发表，必能一新耳目”。凭着几十年编辑工作的经验，殷白感知：这篇小说“写出了1975年这个特定的历史时期中国农村的真实面貌”。“在相当范围和深度上，暴露出'四人帮’为害和长期'左’的错误造成的农村痼疾，已经到了不能掩盖的边沿”。小说中，作者提出了一个很尖锐的问题：“农民为什么跟共产党走呀？”然后，作者通过小说中人物回答：“还不是因为党的各项方针、政策给农民带来好处。土地改革打垮了封建地主，政治上得到了解放，经济上也彻底翻了身，他们认定跟党走没错，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 当他们通过比较，通过认真的思考，下定决心走社会主义道路的时候，他们自觉自愿地把土地、耕牛、农具全部交给了集体，巴望着乘上这只社会主义大轮船渡过汪洋大海，通向共产主义的美好前程，祖祖辈辈永远摆脱贫困……，可是，后来这只船象搁在滩滩上，走不了啦！贫困象鬼魂似的跟着他们。……想想嘛，在这种情况下，象许茂大爷这样的农民，他能不怀疑吗？能不想想自己的前程吗？”作为《红岩》的编辑，父亲慧眼识珠，断定这是一篇具有现实意义的好稿件，当即决定采用。但有了一篇好的稿件，尤如有了一块好玉，还需要加以打磨、雕琢，使它最终成为一件文学精品。我的父亲再次荣幸地担当起《许茂》的责任编辑。周克芹的原本稿件，充满“土著”作家对中国农民悲剧命运的同情和关怀。字里行间里，多忧愤、多悲悯、多质疑，调子似乎有些灰暗，但在这灰暗中，父亲又发现了小说中有悲剧色彩的许茂们，仍透出顽强的生命力和对美好未来追求的亮点。只是，在人物的塑造上，描写还不够丰满、不够典型。于是，父亲用手中的笔，将这件不可多得的好玉的最亮点凸现出来，让小说“释放”出中国农民强大的生命活力。父亲记得，当时《红岩》发稿时间紧迫，需要在一星期内将这篇小说打磨成精品，故编稿难度较大，但父亲赞赏《红岩》同仁们的眼力，发掘了这篇“土著”小说，他愿意夜以继日去编稿。母亲回忆：父亲在编《许茂》的那个星期，每天都处在极度兴奋之中。他把自己溶入小说里，一字一句地循着作者的思路，走进许茂和他女儿们的内心世界，而后又走出来，帮助作者将他们内心最美好的追求描画出来。他似乎忘了，自己还需要睡觉，还需要打太极拳，还需要与老伴拉儿女家常。好像他已是小说中人。母亲看见他每日如此痴迷案头，就嗔怪他起来。不过，这时父亲总是拍着母亲的背说：就一个星期，许茂的悲喜剧就要登场了，到时候你看了莫哭鼻子哟。母亲还能说什么呢？后来她两次请来家改稿件的周克芹吃饭，桌上摆的，全是她的拿手菜：糍粑牛肉、葱烧鲫鱼、椒麻鸡……一星期后，周克芹的长篇小说《许茂》经打磨、雕琢后，终于成为“出于其类、拨乎其萃”的作品，《红岩》文学季刊第二期正式发表。令人惊喜的是，该小说因为典型环境（中国农村）中的典型人物（中国农民），并着力对政治运动危害中国农民利益的批判和反思，而赢得广大读者的热捧和文艺界的高度关注。1980年2月，父亲在《人民日报》上发表该小说的评论文章《发人深思的农村悲喜剧》，给读者进一步解读了《许茂》。1980年5月，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了《许茂》一书，发行达16万册。1982年12月，《许茂》终因是历经十年浩劫后，率先真实反映农村现实生活的作品，而荣获中国最高文学奖――第一届茅盾文学奖。然而，就在《红岩》同人们通力合作，继《达吉》后再创辉煌时，举荐作品的殷白，却在父亲的背后突然射出几支冷箭。起因是，殷白对父亲责编《许茂》不满，指责父亲在“不必改”的稿件中“越俎代庖”，使《许茂》遭受了许多“内伤”、“外伤”。其实，对一篇稿件的编辑与修改，确实是不同编辑有不同看法，所谓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殷白完全可以直接与父亲面对面沟通商讨。但他选择了“告状”，而且还给“大人物告状”。他给时任中宣部副部长、中国作协副主席周扬告、给沙丁告、给《四川文艺》主编告……殷白在致《四川文艺》主编谭兴国信中说：“《许茂》原稿我读过两遍，动笔写评论时想再读一遍，《红岩》同志借工厂发排还回原稿给我读，才注意到红笔的删改，……我查对所得总的印象，改得好的是一二，改得不好的是二三，其余大量是不必要的修改。问题还不仅是修改的好坏得失，而是这种越俎代庖的作法不可取。《许茂》交编辑部之前，《红岩》主编，还有重庆的两位编辑和一位作家都读过原稿，加上我一致认为不必要求再改，……但后来出现的修改超过了这个范围，有些整段删除和改写，竟像编者在参加创作。这就是我指的'不尽恰当’。”殷白致周扬的信中说：“《红岩》发表时有所修改，不尽恰当，而且字太小，简直难读。所以我请你读未经修改的本子。”殷白不仅给文艺界上层领导写信反映父亲编《许茂》的问题，还给作者周克芹本人写信，指责父亲的“越俎代庖”。在周克芹给殷白的信中，可看到：“所摘抄的段落、文字，看来的确是改得欠妥，或至少是没有必要改。这个问题，有些是当时我看出了的，有些是没有看出来的。只有部分比较严重地脱离原作情调的地方我批上了'不必改’的字样，供小凡同志编辑时参考，而相当多的地方，确是我默认了的。”“的确，在有些地方，改得如何，我未加以认真品评，没有看出什么来，这些，当然是我自己负责，不能怪小凡，他是一心想为《许茂》增色的，只是文字上显得枯燥一些罢了。”其实，殷白与父亲，就如何编辑《许茂》一稿上，思路各有所识，实属学术讨论的范畴，他们一个是《许茂》的举荐人，一个是《许茂》的责任编辑，完全可以直接交流，然后选择最佳方案。但殷白所为，令人不解，当他看见父亲的修改稿后，不是和父亲直接交換意见，而是上给中央级领导写信反映，给省级刊物主编写信反映，下给作者本人写信，告之他对责编的强烈不满。父亲后来得知了这些情况，尽管自己受到极大伤害，但父亲选择了沉默，没有为自己辩解。不可思议的是，殷白对此没有罢休，仍对父亲耿耿于怀。时至1987年，他还在《文艺理论与批评》上，致信xxx诸友，将父亲的修改稿与原稿再次进行“全部对比”，末了，还声称，要“为当代文风，某些擅改文章之风，立此存照，对我也是除却一桩痛苦的负担。”接着，又愤愤然写出《一种才华的遭遇》一文，为作者周克芹所受到父亲的“伤害”呜不平。殷白写道：“克芹也有不能原谅的，就是《许茂》从发表到出书一直存在的错删错改，作为作者的他，因怕这怕那而屈从无语”。“《许茂》在发表和出书时遭受的许多'内伤’、'硬伤’，”很久我才悟到周克芹“他还是那个'怕’字，怕得罪编者，怕人说'不谦虚’，怕……我曾为之悲哀。他至少该在《许茂》出书前作一遍认真的校订，可是没有，无论作者、出书的编者都没有这样做，一切照搬《红岩》，将错就错，似乎社会的'轰动效应’、庆功授奖，掩盖和代替了一切。”“克芹哪，你生前如此辛酸地对我说过想留下一本书，难道应该是如此草率的一个本子吗？何况还是得茅盾奖的一本书呢。”“除了遗憾，还有什么可说的呢。”最后，殷白还不无伤感的写道：“为它蒙受的人为的创伤感到难过、遗憾和惋惜。”一桩奇案？对，也可以说是一桩现代版的拍案惊奇。因为，殷白为周克芹的“难过、遗憾和惋惜”是何等的荒诞无稽。周克芹因《许茂》在中国文坛上一炮走红，周克芹因《许茂》荣获中国第一届茅盾文学奖，周克芹因《许茂》从农民业余作者华丽转身为专业作家。作为《许茂》的责任编辑的父亲，果真“害”了作者周克芹？很难想象，在那个刚刚解冻的中国文坛，《许茂》尤如一朵奇葩，如此神速的怒放出来，周克芹因此而奠定了他在中国文坛里程碑的地位――打破长达10年的文化专制主义，让植根于现实生活的文学艺术再获新生。其开创性成就，得到官方和社会的一致认同，这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周克芹当属第一人。真不知，获得如此巨大成功的《许茂》，殷白因父亲编辑时改了一些字句和段落，就为周克芹“蒙受的人为创伤，感到难过、遗憾和惋措”，有多少“悲剧”的价值？不过，难能可贵的是，父亲尽管几十年都走在文艺这根纲丝绳上，不时受到极左思潮的冲击，但他还是秉承了一个文学编辑的基本审美原则，尊重文学艺术的规律，只要是反映人的爱恨情仇、喜怒哀乐、生离死别……等人性的小说，父亲都会用本能的鉴赏眼光，让《达吉》和《许茂》们闪烁出纯正的人的文学光彩。当然，不管是《达吉》还是《许茂》，或多或少还带有“文以载道”的痕迹，带有那个时代的烙印，但终究是瑕不掩瑜，它们仍然获得了巨大成功。
熊小凡先生， (1927～2008)笔名晓梵、闻录。籍贯四川宜宾。中共党员。1947年肄业于上海同济大学附中。中国作家协会会员。
1948年后历任重庆文学刊物《摹仿》、《观众报》编辑，重庆市文联创委会干部，《奔腾》月刊、双周刊编辑，《红岩》月刊、文学季刊及双月刊小说编辑、编辑部主任、副主编，编审。中国作家协会四川省分会理事、青年创作委员会第二届委员，重庆市作家协会顾问。曾获1988年中国作家协会文学期刊编辑荣誉奖、四川省第二届文学优秀编辑奖。
有突出贡献中青年专家，享受政府特殊津贴。1948年开始发表作品。1984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
著有评论《思想、形象及其他》、《发人深思的农村悲喜剧》等。《带着微笑观察生活》获四川省首届文学评论奖。【编者注】
作者简介：山月，本名杨晓渝，共和国同龄，下乡插队10年，返城后进工厂，后调入《重庆工人报》《中国工商导报》《信息世界》《决策导刊》做采编工作。1987年调重庆社科院。作品曾在国内外多家报刊发表。著有长篇小说《魂断武陵山》，曾在本号发表《我的父亲熊小凡》等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