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 月:《许茂和他的女儿们》被人“越俎代庖”

《许茂和他的女儿们》

                  被人“越俎代庖”

文/山  月

父亲熊小凡与《红岩》月刊很幸运,1958年,当文学艺术领域的隆冬刚刚过去,他们就开出了一朵奇葩,推出了长篇小说《达吉和她的父亲》。尽管,它被乍暖还寒的风霜雨雪摧残过,但终因春天明媚的阳光照耀,这朵奇葩不仅更炫丽,还摧生出一个更加多彩的文学园地。
然而,令人难以预料的是,《达吉和她的父亲》虽然带来的“百家争鸣”的局面,但因反常的政治气候的裹挟,很快,又归于万劫不复中。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红岩》被迫停刊,父亲被迫接受批斗、抄家、进学习班,之后便百无聊奈的赋闲在家。
好不容易,熬过10年噩梦,自残自损后的中国开始回归理性,据父亲回忆:经浩劫后的《红岩》主编王觉,于1979年夏初,又毅然带领老编辑部的同仁们,恢复出版了《红岩》。但此时的父亲心有余悸,还将当编辑办刊物视为畏途。然而,在王觉主编的精神感召下,父亲“又跟隨他从头迈步”,促使《红岩》煥发出新的生命。
重新起步困难重重,父亲说“许多事情还来不及做,第一期刚刚编完便陷入稿荒,几乎无以为继。王觉和我们一样焦灼。正巧听说内江一位叫周克芹的作者有一部长篇小说,王觉便亲自带了几个同人去内江看稿,结果带回来了《许茂和他的女儿们》(后简称《许茂》),并请来作者一起讨论修改”。
其实,令《红岩》同仁们想不到的是,长篇小说《许茂》的发现和采用,将使《红岩》继《达吉》后再创辉煌。但更令父亲想不到的是,《许茂》给他带来了很大的荣誉同时也带来了很深的伤害。
事情的由来还得从《许茂》的发现说起。1978年,已经退居二线的老编辑、评论家、作家殷白,在简阳,偶然读到一篇农民作者周克芹发表在《沱江文艺》上的长篇小说《许茂和他的女儿们》,惊喜之余,当即给文革后刚复刊的《红岩》主编王觉、马戎写信,推荐此稿,称:“如果《红岩》能够及时发表,必能一新耳目”。
凭着几十年编辑工作的经验,殷白感知:这篇小说“写出了1975年这个特定的历史时期中国农村的真实面貌”。“在相当范围和深度上,暴露出'四人帮’为害和长期'左’的错误造成的农村痼疾,已经到了不能掩盖的边沿”。
小说中,作者提出了一个很尖锐的问题:“农民为什么跟共产党走呀?”然后,作者通过小说中人物回答:“还不是因为党的各项方针、政策给农民带来好处。土地改革打垮了封建地主,政治上得到了解放,经济上也彻底翻了身,他们认定跟党走没错,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 当他们通过比较,通过认真的思考,下定决心走社会主义道路的时候,他们自觉自愿地把土地、耕牛、农具全部交给了集体,巴望着乘上这只社会主义大轮船渡过汪洋大海,通向共产主义的美好前程,祖祖辈辈永远摆脱贫困……,可是,后来这只船象搁在滩滩上,走不了啦!贫困象鬼魂似的跟着他们。……想想嘛,在这种情况下,象许茂大爷这样的农民,他能不怀疑吗?能不想想自己的前程吗?”
作为《红岩》的编辑,父亲慧眼识珠,断定这是一篇具有现实意义的好稿件,当即决定采用。但有了一篇好的稿件,尤如有了一块好玉,还需要加以打磨、雕琢,使它最终成为一件文学精品。我的父亲再次荣幸地担当起《许茂》的责任编辑。
周克芹的原本稿件,充满“土著”作家对中国农民悲剧命运的同情和关怀。字里行间里,多忧愤、多悲悯、多质疑,调子似乎有些灰暗,但在这灰暗中,父亲又发现了小说中有悲剧色彩的许茂们,仍透出顽强的生命力和对美好未来追求的亮点。只是,在人物的塑造上,描写还不够丰满、不够典型。于是,父亲用手中的笔,将这件不可多得的好玉的最亮点凸现出来,让小说“释放”出中国农民强大的生命活力。
父亲记得,当时《红岩》发稿时间紧迫,需要在一星期内将这篇小说打磨成精品,故编稿难度较大,但父亲赞赏《红岩》同仁们的眼力,发掘了这篇“土著”小说,他愿意夜以继日去编稿。
母亲回忆:父亲在编《许茂》的那个星期,每天都处在极度兴奋之中。他把自己溶入小说里,一字一句地循着作者的思路,走进许茂和他女儿们的内心世界,而后又走出来,帮助作者将他们内心最美好的追求描画出来。他似乎忘了,自己还需要睡觉,还需要打太极拳,还需要与老伴拉儿女家常。好像他已是小说中人。母亲看见他每日如此痴迷案头,就嗔怪他起来。不过,这时父亲总是拍着母亲的背说:就一个星期,许茂的悲喜剧就要登场了,到时候你看了莫哭鼻子哟。母亲还能说什么呢?后来她两次请来家改稿件的周克芹吃饭,桌上摆的,全是她的拿手菜:糍粑牛肉、葱烧鲫鱼、椒麻鸡……
一星期后,周克芹的长篇小说《许茂》经打磨、雕琢后,终于成为“出于其类、拨乎其萃”的作品,《红岩》文学季刊第二期正式发表。令人惊喜的是,该小说因为典型环境(中国农村)中的典型人物(中国农民),并着力对政治运动危害中国农民利益的批判和反思,而赢得广大读者的热捧和文艺界的高度关注。
1980年2月,父亲在《人民日报》上发表该小说的评论文章《发人深思的农村悲喜剧》,给读者进一步解读了《许茂》。
1980年5月,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了《许茂》一书,发行达16万册。
1982年12月,《许茂》终因是历经十年浩劫后,率先真实反映农村现实生活的作品,而荣获中国最高文学奖――第一届茅盾文学奖。
然而,就在《红岩》同人们通力合作,继《达吉》后再创辉煌时,举荐作品的殷白,却在父亲的背后突然射出几支冷箭。
起因是,殷白对父亲责编《许茂》不满,指责父亲在“不必改”的稿件中“越俎代庖”,使《许茂》遭受了许多“内伤”、“外伤”。
其实,对一篇稿件的编辑与修改,确实是不同编辑有不同看法,所谓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殷白完全可以直接与父亲面对面沟通商讨。但他选择了“告状”,而且还给“大人物告状”。他给时任中宣部副部长、中国作协副主席周扬告、给沙丁告、给《四川文艺》主编告……
殷白在致《四川文艺》主编谭兴国信中说:“《许茂》原稿我读过两遍,动笔写评论时想再读一遍,《红岩》同志借工厂发排还回原稿给我读,才注意到红笔的删改,……我查对所得总的印象,改得好的是一二,改得不好的是二三,其余大量是不必要的修改。
问题还不仅是修改的好坏得失,而是这种越俎代庖的作法不可取。《许茂》交编辑部之前,《红岩》主编,还有重庆的两位编辑和一位作家都读过原稿,加上我一致认为不必要求再改,……但后来出现的修改超过了这个范围,有些整段删除和改写,竟像编者在参加创作。这就是我指的'不尽恰当’。”
殷白致周扬的信中说:“《红岩》发表时有所修改,不尽恰当,而且字太小,简直难读。所以我请你读未经修改的本子。”
殷白不仅给文艺界上层领导写信反映父亲编《许茂》的问题,还给作者周克芹本人写信,指责父亲的“越俎代庖”。在周克芹给殷白的信中,可看到:“所摘抄的段落、文字,看来的确是改得欠妥,或至少是没有必要改。这个问题,有些是当时我看出了的,有些是没有看出来的。只有部分比较严重地脱离原作情调的地方我批上了'不必改’的字样,供小凡同志编辑时参考,而相当多的地方,确是我默认了的。”
“的确,在有些地方,改得如何,我未加以认真品评,没有看出什么来,这些,当然是我自己负责,不能怪小凡,他是一心想为《许茂》增色的,只是文字上显得枯燥一些罢了。”
其实,殷白与父亲,就如何编辑《许茂》一稿上,思路各有所识,实属学术讨论的范畴,他们一个是《许茂》的举荐人,一个是《许茂》的责任编辑,完全可以直接交流,然后选择最佳方案。但殷白所为,令人不解,当他看见父亲的修改稿后,不是和父亲直接交換意见,而是上给中央级领导写信反映,给省级刊物主编写信反映,下给作者本人写信,告之他对责编的强烈不满。
父亲后来得知了这些情况,尽管自己受到极大伤害,但父亲选择了沉默,没有为自己辩解。不可思议的是,殷白对此没有罢休,仍对父亲耿耿于怀。时至1987年,他还在《文艺理论与批评》上,致信xxx诸友,将父亲的修改稿与原稿再次进行“全部对比”,末了,还声称,要“为当代文风,某些擅改文章之风,立此存照,对我也是除却一桩痛苦的负担。”接着,又愤愤然写出《一种才华的遭遇》一文,为作者周克芹所受到父亲的“伤害”呜不平。
殷白写道:“克芹也有不能原谅的,就是《许茂》从发表到出书一直存在的错删错改,作为作者的他,因怕这怕那而屈从无语”。“《许茂》在发表和出书时遭受的许多'内伤’、'硬伤’,”很久我才悟到周克芹“他还是那个'怕’字,怕得罪编者,怕人说'不谦虚’,怕……我曾为之悲哀。他至少该在《许茂》出书前作一遍认真的校订,可是没有,无论作者、出书的编者都没有这样做,一切照搬《红岩》,将错就错,似乎社会的'轰动效应’、庆功授奖,掩盖和代替了一切。”
“克芹哪,你生前如此辛酸地对我说过想留下一本书,难道应该是如此草率的一个本子吗?何况还是得茅盾奖的一本书呢。”“除了遗憾,还有什么可说的呢。”最后,殷白还不无伤感的写道:“为它蒙受的人为的创伤感到难过、遗憾和惋惜。”
这真是一桩现代文学史上的奇案!
一桩奇案?对,也可以说是一桩现代版的拍案惊奇。因为,殷白为周克芹的“难过、遗憾和惋惜”是何等的荒诞无稽。周克芹因《许茂》在中国文坛上一炮走红,周克芹因《许茂》荣获中国第一届茅盾文学奖,周克芹因《许茂》从农民业余作者华丽转身为专业作家。
作为《许茂》的责任编辑的父亲,果真“害”了作者周克芹?很难想象,在那个刚刚解冻的中国文坛,《许茂》尤如一朵奇葩,如此神速的怒放出来,周克芹因此而奠定了他在中国文坛里程碑的地位――打破长达10年的文化专制主义,让植根于现实生活的文学艺术再获新生。其开创性成就,得到官方和社会的一致认同,这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周克芹当属第一人。真不知,获得如此巨大成功的《许茂》,殷白因父亲编辑时改了一些字句和段落,就为周克芹“蒙受的人为创伤,感到难过、遗憾和惋措”,有多少“悲剧”的价值?
不过,难能可贵的是,父亲尽管几十年都走在文艺这根纲丝绳上,不时受到极左思潮的冲击,但他还是秉承了一个文学编辑的基本审美原则,尊重文学艺术的规律,只要是反映人的爱恨情仇、喜怒哀乐、生离死别……等人性的小说,父亲都会用本能的鉴赏眼光,让《达吉》和《许茂》们闪烁出纯正的人的文学光彩。当然,不管是《达吉》还是《许茂》,或多或少还带有“文以载道”的痕迹,带有那个时代的烙印,但终究是瑕不掩瑜,它们仍然获得了巨大成功。
2021年9月16日

熊小凡先生, (1927~2008)笔名晓梵、闻录。籍贯四川宜宾。中共党员。1947年肄业于上海同济大学附中。中国作家协会会员。

1948年后历任重庆文学刊物《摹仿》、《观众报》编辑,重庆市文联创委会干部,《奔腾》月刊、双周刊编辑,《红岩》月刊、文学季刊及双月刊小说编辑、编辑部主任、副主编,编审。中国作家协会四川省分会理事、青年创作委员会第二届委员,重庆市作家协会顾问。曾获1988年中国作家协会文学期刊编辑荣誉奖、四川省第二届文学优秀编辑奖。

有突出贡献中青年专家,享受政府特殊津贴。1948年开始发表作品。1984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

著有评论《思想、形象及其他》、《发人深思的农村悲喜剧》等。《带着微笑观察生活》获四川省首届文学评论奖。【编者注】

作者简介:山月,本名杨晓渝,共和国同龄,下乡插队10年,返城后进工厂,后调入《重庆工人报》《中国工商导报》《信息世界》《决策导刊》做采编工作。1987年调重庆社科院。作品曾在国内外多家报刊发表。著有长篇小说《魂断武陵山》,曾在本号发表《我的父亲熊小凡》等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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