头条丨袁武：母亲是我最早的模特，她从不嫌我画的不像、画的难看

袁武，1959年9月生于吉林省吉林市。1984年毕业于东北师范大学艺术系，1995年毕业于中央美术学院国画系获硕士学位。历任解放军艺术学院美术系副主任、教授，北京画院常务副院长、北京画院执行院长，2017年3月辞去北京画院执行院长之职。现为中国美术家协会理事、中国画艺术委员会副主任，北京画院专业画家，国家画院研究员，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

学画伊始，是中国大地文化荒漠的七十年代初期，那时的美术书籍对我这个工人家子弟来说比现在的珍藏孤版的善本书还难寻。

那时的画家也不像现今这样腾云驾雾一般的天上地下无所不在。

少年学画者的我从胡乱涂鸦，到结识山水画家吴士淳先生、鉴藏家程子长先生开始，才有幸得以临摹芥子园画谱，临摹于非闇、刘奎龄、刘继卣等一些画家的印刷品，这些稀有的美术资料，从老师那借来是不易的，所以更多的时候是临摹样板戏的连环画或剧照。

在七十年代里近十年的时光，我就是这样在灰色的时空中涂抹着我的一幅幅彩色画图。

以为这样就是在学画，这样就可以圆我一个模糊不清的梦想，在这个慢长的寻梦路上，我的身份一次次地更叠着，中学生、高中生、下乡知青、化工厂的工人。

恢复高考的第二年，我以下乡知青的身份，带着我大量的“临品”踌躇满志地到城里去报考大学，当时看到所有的报考者都带着黑糊糊的人头像和又干又厚彩色的风景和静物的小画稿，给老师看，并谈论着造型、色彩一些令我陌生的词汇，我听不出个所以然，也不知这些就是学画的最基础作业——写生。

我觉得我近十年的学画经历，和这许多凝聚我心血的“临品”会胜过这些拿着小画稿来的报考者，但当轮到我向老师请教时，老师对我的这些临摹的大国画却视而不见，问我会不会画素描，我不解地问：“什么是素描”？

老师无奈地说就是铅笔画！

我忙答会画，都是画的样板戏剧照，和电影明星的剧照（当时正热演电影《侦察兵》，我曾照宣传画用铅笔画了一张很精细的王心刚头像），可惜我没有带。

在场的老师和其它人都不屑地一笑。

随即冷淡下来，我却固执地说会画铅笔画，此时老师拿出一支很短的炭笔头，并撕下一页纸，不容质疑地抛给我，让我画她。

这个要求对我是突如其来，而且有生以来第一次要面对真人画画，我也只好不知深浅地拿起炭笔头，开画老师，不仅不知如何下笔，就是拿笔的方式现在想来也是不对的，只记得当时看一眼画一道线，不住地抬头低头，线条也又短又碎，却画不出个形状，只觉得刚画了一两分钟，老师就把笔收回了，并肯定地说：你不会画画呀！同时劝我不要报考了，浪费五元钱报名费，她也不会发我准考证书的！

我不知道那个场合是怎样离开的，怎样收起我那些“国画”和老师道别，怎样躲过其它会画素描的考生，得意的眼神。

这是我第一次遭遇速写的窘境，至此很长时间，我不想看那些曾经非常珍惜的、并多次临画的国画印刷品，更不敢打开那些曾视为荣耀的、临摹很精致的画幅，那段时间我作为“知青”仍然困在远离都市的偏远山区。

曾经视为生活中一大部分内容的绘画，突然成为我生活中痛楚，成了不敢做，也不会做，弃不掉又抓不牢的一件尴尬事，津津乐道、勤勤恳恳的学画之路。

因为不会画速写，因为没有从写生画起，而阻断了通向远方的步旅。

有一段时间曾经要放弃画画这件事，因为我一路走来的学画方式和眼前的高考和正规的学习，有天壤之别，这个轨迹的偏离是我无法扭转的。

这很像一直在草地上种花，想建造一座花莆，但劳作了多年却发现这些花都种到花园外面了，我的花像野花一样被高大的围墙阻隔着。

为了考上美院，为了续我少年的梦想，我不得不拿起铅笔，从速写、素描画起，虽然还是没有找到老师，但很多高考落榜生都成了教我学写生的老师。

他们年龄比我小，学画比我晚，但人家走的路正，一入手就知道画真人，这使我不得不服气。

最早为我做模特的是我的母亲，她每一次都会做的很稳、时间很长，更重要的是她不嫌我画的不像、画的难看。

后来我虽然考上了大学，但素描和色彩写生，我仍然画的不理想，特别是色彩我一直没兴趣，也找不到感觉，但速写却被我牢牢抓住，死不放手，因为我已真正知道了它的作用。

记得刚上大学时，学校附近有个菜市场，常和几个同学去那里画速写，在川流不息的人流中画速写，总难免被围观，心里紧张，手就更不好用，本来画的就不从容，这种场合就更画不成样了，很多次都是满速写本的一个个头像、半个身子，甚至只有一个帽子，带着这些残缺不全的速写无功而返。

再者那个菜市场在省艺术学院的墙外，当时我读的是师范大学，在我们学画的圈子里都认为艺术学院比师大专业性强，那里的学生比我们画的好。

在那里画速写时，常会遭遇艺术学院的学生也出来画速写，看着他们用黄胄的笔法，潇洒地一挥而就地完成着一张张的速写，我只能快速地收起速写本，混在人流中窥视。

大二时我们在老师的带领下去黄山写生，在火车上和艺术学院的学生坐在同一车厢，途中许多人在打牌聊天，我实在无聊，悄悄地拿出速写本，想试着画一幅速写，只画了几笔就听见打牌的艺术学院的学生说：“我看看谁在画速写？在这里还敢画速写”！

他的潜台词我知道，会画的还没画呢，不会画的到敢显摆。

因为自己确实画不好，心很虚，果真就不敢画了。

那时候画速写心态总是不能坦然起来，画的不好，却又死要面子。

一直到大学毕业后，我被派往一个偏僻县城的师范学校教美术，才开始真正在人群中从容地画速写了。

在那个小县城的汽车站，每天中午要有很多汽车发往下面的农村，我每天下课后，会带着几个学生匆匆赶到又破又乱、人声鼎沸的候车厅，随便挤在一个角落，手眼并用地完成四、五幅速写，直到一路路长途车发完为止。

当候车厅安静下来，我的表演也谢幕了。

说是表演很准确，在那里画速写是用四尺三开的毛边纸，在画板上用毛笔直取。

每天在我的带领下，学生扛着画板的、拿宣纸的、端墨盒的、鱼贯式地冲进吵吵嚷嚷的乡下人中，打个场子就开画。

乡下人哪见过这阵式，学生和看热闹的人将我围成一个扇形。

在这小小的县城汽车站，再也遭遇不到艺术学院那帮会画速写的狂徒，在这里我找到了“山中无老虎”的感觉。

其实仔细想，这并不重要，而那一阵子的狂画，我的速写技法大踏步地提高了。

说到技法，从学画速写至今，还没有真正得到一个老师的指导和点拨，实实在在是自学成样。

当工人时，在准备考大学时看速写作品最多的是黄胄先生和顾生岳先生。

上大学后，偶然机会买到了一套袁运生先生的《云南白描写生》，这些写生作品对我影响非常大，时至今日，我每每上写生课，还要向学生推荐介绍这些作品。

我在县城汽车站画速写的方法就是从这套速写中学到的。

另一本帮助我速写进步的书籍是当时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的美国画家伯里曼的《画手百图》。

在上大学时，每天早起跑步后，回到教室在早饭前先临摹几页这本《画手百图》中的手。

因为每天为之，教室里的地上常常散落着我临画的“手稿”，同学扫地时会大声嘲我嚷“袁武把你的手捡起来”。

当时觉得这样临了很长时间也不见进步，写生中手总是画的不舒服，可是大学毕业后，在县城画速写时，突然觉得手画的很顺畅了。

我终于知道了，那“手”没有白临，只是这结果反馈的太慢了。

从考大学时开始遮遮掩掩地学画速写，到大学毕业后，找到快感地画速写；从在长春画院为收集素材地画速写，到中央美院读研时为研究而画速写；从当大学老师为教学而画速写，到最近为出版《速写集》凑作品而画速写。

这一路走下来，速写我已经画近三十多年了。

是什么动力一直催促我画速写呢？

“是先天不足的学画历程”！

至今我依然认为自己的速写画的不好。

我的速写方式是野路子，每次下乡写生，会在大量的日记中纠缠关于速写的问题，我总在怀疑我的速写方法，怀疑我的速写能力，这一切都原于我太知道它的重要性，我太喜欢它的艺术性，我太愿意坠入画速写时那沉静安宁的过程中。

我一直试着追求这样一个画速写的境界：不再想怎样构图，不再处理衣纹的组合，没有了关于形象的刻画，关于比例的短长，只是心平气和地对着那一座座房屋院落，一处处聚散的人群，一幅幅诱人的表情，画一张张小画，自由地画，愉快地画，安静地画，画出来给自己看，给大家看。

我想用速写告诉人们，我们的身边，我们的眼前的一切都会被很简单的方法画成画，而且很好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