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姐带背】古代文学 必背简答论述（三）
古代文学
1．简述汉代文学的分期。
答：汉代文学的发展，大体可划分为四个时期。
自高祖至景帝，是汉代文学的初创期。多种文体基本上沿袭战国文学的余绪，同时又有新的因素萌生，出现了像《七发》那样为汉赋体制奠定基础的作品。汉初政论文受战国说辞和辞赋的影响，大多气势磅礴，感情激切。这个时期的代表作家是贾谊和枚乘，他们的辞赋和政论文都有较高的成就。
从武帝至宜帝，是两汉文学的全盛期。代表汉代文学最高成就的新体赋在此期间定型、成熟，出现了以司马相如为首的一大批辞赋作家。史传文学也发展到高峰．不朽的传记文学名著《史记》由司马迁撰写完毕。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思想逐渐定于一尊，因此，政论散文也由越世高谈转为本经立义，在风格上向深广宏富、醇厚典重方面发展。乐府的强化，使大量民歌被采集、记录下来，此时宫廷文人也竟相创作乐府诗。
从元帝到东汉和帝，是两汉文学的中兴期。辞赋创作掀起第二次高潮，相继涌现出扬雄、班固等著名的辞赋作家。班固的《汉书》在此期间问世，成为继《史记》之后又一部重要的传记文学作品。由于经学的日益深人人心，文坛的模拟风气日趋严重，王充的《论衡》却以其“疾虚妄”的批判精神，和当时陈陈相因的不良倾向形成
从安帝到灵帝是汉王朝由盛转衰的时期，也是汉代文学的转变期。张衡集中体现了汉代文学的历史转变，从他开始，抒情短赋陆续出现，京都大赋也发展到顶点。赵壹、蔡邕、祢衡等人的辞赋更加贴近现实，批判精神很强。五言古诗进入成熟阶段，《古诗十九首》代表了文人五言诗的最高成就。作家在诗文中对人的生命、命运及价值的重新发现、思索和追求，诗文的日趋整饬华美，预示着一个文学自觉时代的即将到来。
2．试论述“赋”这种文体在汉代的发展及其在文学史上的地位。
答：“赋”最早是一种文学表现的方法，如“六义”中的“赋”为不假象征、“直指其事”的意思。最早把“赋”作为一种文学体裁的是荀子，他作有《赋》篇。赋是汉代文学最有代表性的式样，它介于诗歌和散文之间，韵散兼行，是诗的散文化，散文的诗化。汉赋对诸种文体兼收并蓄，它借鉴楚辞、战国纵横之文主客问答的形式、铺张恣肆的文风，又吸取先秦史传文学的叙事手法，并且往往将诗歌融入其中。仅从所采用的诗歌形式来看，既有传统四言，又有新兴的五言和七言。汉赋的文体来源是多方面的，是一种综合型的文学样式，它巨大的容量和颇强的表现能力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此。
贾谊是汉初骚体赋的优秀作家，他的代表性作品《吊屈原赋》是汉初文坛的重要作品，是以骚体写成的抒怀之作，这篇赋对比鲜明，感情激切，堪称汉初赋的代表之作，枚乘的《七发》辞藻繁富，多用比喻和叠字，以叙事写物为主，是一篇完整的新体赋，标志着汉赋体制的正式确立。到了汉武帝时期，新体赋定型、成熟，出现了以司马相如为代表的一大批辞赋作家。司马相如的作品代表了汉赋的最高成就，《子虚赋》、《上林赋》是他的代表作，也是汉赋中具有开拓意义和典范作用的成果，在许多方面都超越前人而成为千古绝调，是汉赋的典范之作，也成为后代赋类作品的楷模。
武帝后期及昭帝朝，即以司马相如为代表的一批作家去世后，将近30年的时间内，赋体文学创作有所低落，见于记载的作家、作品较前期明显减少。至宣帝、成帝时，文坛重又焕发异彩。以赋名世影响后代文坛的当推王褒、扬雄。土褒有《洞箫赋》，是具有“辩丽可喜”、“虞说耳目”特点的代表作，它以善于描摹物态在文学史上占有一席之地，是目前最早的咏物赋。西汉后期赋的主要作家是扬雄，有《蜀都赋》，实开后世京都赋的先河。
两汉之际的社会动荡，导致东汉初期的社会生活乃至文化思想发生较大变化。杜笃的《论都赋》是东汉赋风转变的重要标志。它把以往天子、王侯生活的题材转化为关乎国家、社会的重大问题，作品中所表达的思想感情也具有更广泛的社会基础。东汉京都赋开始崛起，以都洛、都雍为题材的作品，规模宏大、别具特色、成就突出，影响最大的是班固的《两都赋》，它开创了京都赋的范例。此外还有张衡的《二京赋》。抒情赋此时也开始勃兴，东汉抒情赋主要有纪行赋和述志赋两类。所谓纪行赋，就是通过记叙旅途所见而抒发自己的感慨，这类题材源于刘歆的《遂仞赋》，东汉赋家时有续作。纪行赋是汉赋发展过程中开辟出的一个新的境界，是后代游记文学的先声，代表性作品有班彪的《北征赋》和班昭的《东征赋》．东汉纪行赋的殿军是蔡邕的《述行赋》。述志赋是东汉赋向抒情方向转变的又一新发展。冯衍的《显志赋》是东汉早期述志赋的重要作品。而为述志赋注入巨大活力的当属张衡，他写作了《思玄赋》、《归田赋》等抒情之作，《归田赋》成为中国文学史上第一篇描写田园隐居乐趣的作品，同时，它也是汉代第一篇比较成熟的骈体赋。汉末赵壹的《刺世疾邪赋》似一篇笔锋犀利的讨伐檄文，是早期抒情小赋的名篇。
清代王国维曾把赋作为有汉一代的代表．与唐诗、宋词、元曲并列。汉赋拥有众多才华横溢的作者和题材广泛、形式多样的作品，对我国古代文学的繁荣做出了重要贡献。
3．简答《七发》对先秦文学的继承和创新。
答：枚乘的《七发》具有充溢的气势和舒展的意象，是劝诫膏梁子弟的一篇成功之作。
《七发》从思想内容到艺术形式，对先秦文学多有借鉴，其中吴客用以劝谏楚太子的养生理论。和《吕氏春秋·本生》的论述一脉相承。此外，在体制上沿袭《楚辞》的《招魂》和《大招》，大肆铺排饮食之盛、歌舞之乐、女色之美以及宫室游观鸟兽之事。
同时，《七发》在继承先秦文学的过程中又有很大的创造性，表现出有异于先秦时期的审美情趣和艺术取向，昭示出新的文学时代的到来。《七发》虽在体制上沿袭《招魂》和《大招》，但其铺排叙事用意并不完全相同。区别在于，《招魂》和《大招》的铺排对象都是作为正碡i事物出现，以此诱导游魂的回归；而《七发》则把这样的铺排对象作为否定性因素加以处理，是对贵族公子养尊处优生活方式的批判。另外，《七发》一文以观潮的描写最为精彩，枚乘成功地突破了宋玉在《高唐赋》中所采用的客观的描写手法，而把潮水写成一支声势显赫的军阵．从而将人的主观精神贯注入自然，具有一种激动人心的力量。《七发》辞藻繁富，多用比喻和叠字，以叙事写物为主，是一篇完整的新体赋，标志着汉赋体制的正式确立。
4．为什么说《子虚赋》、《上林赋》是汉赋的典范之作?
答：《子虚赋》、《上林赋》是司马相如的代表作，也是汉赋中具有开拓意义和典范作用的作品．两篇虽不作于一时，但内容联属，构思一贯，实为一篇完整作品的上下章。作品虚构子虚、乌有先生、亡是公三人．并通过他们讲述齐、楚和天子畋猎的状况，他们对此事的态度，结成作品的基本骨架。《子虚赋》写楚臣子虚使于齐，齐王盛待子虚，悉发车骑，与使者出猎。畋罢，子虚访问乌有先生，遇亡是公在座。子虚讲述齐王畋猎之盛，而自己则在齐王面前夸耀楚王游猎云梦的盛况。赋的后半部分是乌有先生对子虚的批评。他指出，子虚“不称楚王之德厚，而盛推云梦以为高，奢言淫乐而显侈靡”，这种作法是错误的。作品通过乌有先生对子虚的批评，表现出作者对诸侯及其使臣竞相侈靡、不崇德义的思想、行为的否定。“彰君恶”诸语表现出较鲜明的讽喻意图。《上林赋》紧承上篇乌有先生的言论展开，写出亡是公对子虚、乌有乃至齐、楚诸侯的批评，并通过渲染上林苑游猎之盛及天子对奢侈生活的反省，艺术地展现了汉代盛世景象，表明作者对游猎活动的态度、对人民的关心。
《子虚赋》、《上林赋》的结构，都是篇首几段用散文领起，中间若干段用韵文铺叙，篇末又用散文结尾，作品气势恢弘，波澜起伏，而又气脉贯通，一泻千里。这两篇作品句法灵活，用了许多排比句，并间杂长短句。在对各种景物进行描写时，司马相如大量采用短句，描写山水用四字句，描写游猎主要用三言，音节短促，应接不暇，文采斑驳陆离。赋中假设楚国子虚和齐国乌有先生互相夸耀，蕞后亡是公又大肆铺陈汉天子上林苑的壮丽及天子射猎的盛举，以压倒齐楚，表明诸侯之事不足道。作品采用主客问答的形式，有意识地虚构人名展开辩论，后来扬雄《长杨赋》的“子墨客卿”、“翰林主人”，张衡《二京赋》的“凭虚公子”、“安处先生”都是模仿这种形式。这样极度夸张的描写赋予作品以强烈的艺术感染力，使作品具有超乎寻常的巨丽之美，它还以大量的连词、对偶、排句，层层渲染，增加了文章辞采的富丽，使这种描写确实气势充沛，波澜壮阔。在司马相如的笔下，夸张描绘的艺术渲染原则和严正的艺术旨趣紧密地结合在一起，对艺术巨丽之美的追求和对艺术社会意义即讽谏作用的依归，较好地融为一体。
《子虚赋》、《上林赋》在汉赋发展史上有极重要的地位，汉赋自司马相如始以歌颂王朝声威和气魄为其主要内容，后世赋家相沿不改，遂形成一个“劝百讽一”的赋颂传统。但随着时代的变化，往往流为粉饰太平。它们也奠定了一种铺张扬厉的大赋体制，后世赋家大都按照这一体制进行创作，但愈来愈失去了创造性。总之，《子虚赋》、《上林赋》在许多方面都度越前人而成为千古绝调，是汉赋的典范之作。
5．简述司马迁的“实录精神”及其影响。
答：“实录”是司马迁写作《史记》的创作原则。东汉史学家班固在《汉书-司马迁传赞》中，说《史记》“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故谓之实录”，肯定了司马迁的实录精神。
《史记》的许多篇章都体现了司马迁的实录精神。司马迁曾受到汉武帝的残酷迫害，因而发愤著书，写成《史记》，但这并不影响他的公正和“实录”精神。例如在《史记》中，他并不发泄私愤，而是客观地记述武帝的事迹，既记述他的功绩也不避讳其残忍和好大喜功等事实。对汉高祖，也既写了他的统一天下的伟大历史作用和他的知人善任、深谋远虑的政治家风采，同时又揭露了他的虚伪狡诈和无赖的流氓嘴脸，真正做到了“不虚美，不隐恶”的实录。司马迁的“实录”精神和文学的真实性的相同之处，是它们都真实地反映了社会现实。但司马迁的“实录”必须以写真人真事为原则，只能在真人真事的基础上，选择事件、组织材料、裁减史实、安排情节，不能虚构人物和事件，文学的真实性则是通过艺术形象从本质上真实反映社会现实生活，它不同于生活中的真人真事，可以在不违反本质真实的基础上，通过夸张、想象等艺术手法虚构人物和事件情节，构思文学作品。
司马迁在创作《史记》中的这种实录精神，对后世的史学产生过巨大影响。后世的许多史学著作，特别是所谓的正史，如“二十四史”等，就不仅在体例上受《史记》影响，在写作态度上也受到司马迁实录精神的影响。同时，实录精神也对后世文学创作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6．论述《史记》的叙事艺术。
答：首先，是沟连天人、贯通古今的结构框架。司马迁在综合前代史书各种体制的基础上，创立了纪传体。《史记》全书由十二本纪、十表、八书、三十世家、七十列传组成，其中十二本纪是纲领，统摄上自黄帝、下至西汉武帝时代三千多年的兴衰沿革。十表、八书作为十二本纪的补充，形成纵横交错的叙事网络，二十世家围绕十二本纪而展开。《史记》由五种体例相互补充而形成的结构框架，沟连天人，贯通古今，在设计上颇具匠心，同时也使它的叙事范围广泛，展示了波澜壮阔的社会生活嘶图。
其次，是历史和逻辑相统一的叙事脉络。司马迁在编排人物传记时显示出高超的技巧，造成了《史记》一书婉转多变的叙事脉络，在明灭起伏中体现了历史和逻辑的统一。《史记》的人物传记有分传．有合传。分传即人各一传，合传是把几个人的传记合在一起，写成一篇传记。合传都是以类相从，把某些相同类型的人物放在一起，如《游侠列传》、《酷吏列传》等。在人物合传中，历史和逻辑的统一有时达到天衣无缝的程度，叙事手法非常高超。
再次，是对因果关系的探索展示。《史记》的叙事没有停留于对表面现象的陈述，而是追根溯源，揭示出隐藏在深层的起决定作用的因素。司马迁非常重视对事件因果关系的探究，具有敏锐的目光和正确的判断力。他批判项羽“天之亡我，非战之罪”的说法，认为项羽失败的原因是“自矜功伐”、“欲以力征经营天下”。司马迁对于事件发展过程中起决定作用的原始动因，在叙事时反复加以强调，成为贯穿人物传记的主线。司马迁对许多历史事件、人物命运因果关系的判断并不完全正确，但是他对始因的苦苦思索和在行文中的自觉揭示，使得人物传记血脉贯通，各篇都有自己的灵魂，有统摄全篇的主导思想。
最后，是对复杂事件和宏大场面的驾驭。司马迁有很强的驾驭材料的能力，无论是头绪众多的历史事件，还是人物错杂的重大场面，他写起来都条理清晰，游刃有余，如《陈涉世家》把秦末农民起义风起云涌的形势、千头万绪的事件非常清晰地勾勒出来。司马迁对事态的轻重缓急明于心而应于手，成功地运用了顺叙、倒叙、正叙、侧叙等手法．使人应接不暇而又无不了然于心。《史记》的场面描写也很精彩，如写荆轲刺秦王，险象环生，惊心动魄。司马迁采用白描、铺陈、渲染等笔法，传达出了各种宏大场面的实况及自己的独特感受。《史记》固然时而穿插生活琐事，但司马迁更善于写复杂事件、重大场面．这也是《史记》一书的厚重之处。
7．《史记》是怎样塑造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的?
答：《史记》中的“纪”、“传”是以人物为中心的纪传散文，通过展示人物的活动而再现多彩的历史画面。司马迁在按照惯例为帝王将相立传的同时，也把许多下层人物写入书中，其中包括刺客、游侠、商人、方士等，使得《史记》所收的人物非常广泛，并且都刻画得栩栩如生。
一、人物个性与共性的展现。《史记》中的人物形象各具姿态，都有自己鲜明的个性特征。不但不同类型的人物迥然有别，就是同一类型的人物．形象也罕有雷同，如同是以好士闻名的贵公子，信陵君和其他三公子在人格上有高下之别。可以说《史记》中的人物形象各有各的风貌，各有各的性格，同时，他们身上还表现出许多带有普遍性的东西，即得到社会广泛认可、并对后代产生深远影响的某些共性。《史记》中的人物既有鲜明的个性，又有普遍的共性，是共性与个性完美的结合，这是《史记》在刻画人物方面取得的重要成就，最容易引起读者的共鸣。
二、复杂人格的多维透视。司马迁在刻画人物时，采用多维透视的方法，他笔下的人物显露出多方面的性格特征，有血有肉．生动丰满。项羽是司马迁着力最多的一位英雄人物，在他身上就可以发现多重人格。他爱人礼士，又妒贤嫉能；他是残暴的，焚烧咸阳，坑杀俘虏；他又是仁爱的，鸿门宴有恻隐之心，不杀刘邦，还时常虑念百姓疾苦。这些相互对立的因素有机地集于项羽一身，使得人物形象具有丰富的内涵和深厚的底蕴，而且显得非常真实。司马迁在刻画人物时，一方面能把握他的基本特征，同时对其性格的次要方面也能给予充分的重视，多侧面地展现人物的精神风貌。
三、旁见侧出的笔法，又称互见法，即在一个人物的传记中着重表现他的主要特征，而其他方面的性格特征则放到别人的传记中显示。《高祖本纪》主要写刘邦带有神异色彩的发迹史以及他的雄才大略、知人善任，对他的许多弱点则没有充分展示。而在其他人的传记中，却使人看到刘邦形象的另外一些侧面。《史记》人物形象具有多方面的性格特征，要把相关传记联系起来加以观照才能全面地把握。
8．简述《史记》是怎样形成其雄深雅健的风格的。
答：《史记》的人物传记既有宏伟的画面．又有深邃的意蕴，形成了雄深雅健的风格。
首先是表现在叙述一系列重大历史事件的过程中，展示个人命运偶然性中所体现的历史必然性。在《苏秦列传》和《张仪列传》中，司马迁对于战国诸侯间微妙复杂的利害关系反复予以演示，以七国争雄为背景展开了广阔的画面。《史记》中的人物形形色色，有的先荣后辱，有的先辱后荣，通过描写叙述他们对时势潮流的顺应与抗拒、对历史机遇的及时把握与失之交臂，以如椽巨笔勾勒出历史和人生的壮阔画面，点出其中蕴含的哲理。
其次是浓郁的悲剧气氛。司马迁的人生遭遇是不幸的，他的命运是悲剧性的，《史记》也成功地塑造了一大批悲剧人物形象，使全书具有浓郁的悲剧气氛。他为众多悲剧人物立传，寄寓自己深切的同情。他笔下的虞卿、范睢、魏豹、彭越等人，或在穷愁中著书立说，或历经磨难而愈加坚强，或身被刑戮而自负其材，欲有所用。所述这些苦难的经历都带有悲剧性，其中暗含了司马迁自己的人生感慨。司马迁在探讨人物悲剧的根源时，流露出对天意的怀疑，以及命运不可捉摸、难以把握之感。司马迁还通过为悲剧人物立传，揭示了异化造成的人性扭曲。
再次是强烈的传奇色彩。《史记》富有传奇色彩，除了类似荒诞不经的传说之外，所写的许多真人真事也带有传奇色彩，如鲁仲连为人排患解难而无所取，终身不复见。《史记》中的许多故事都疏离常规，出乎意料，也富有传奇性。《史记》的传奇性还源于司马迁叙事写人的笔法，《史记》的章法、句法、用词都有许多独特之处，它别出心裁，不蹈故常，摇曳回荡，跌宕有致，以其新异和多变而产生传奇效果。
9．论述《史记》对后世文学的影响。
答：《史记》的影响是极其深远的，它为后代文学的发展提供了丰富的营养和强大的动力。
一、《史记》是我国纪传体史学的奠基之作，同时也是我国传记文学的开端。中国古代史传文学在先秦时期就已经初具规模，记言为《尚书》，记事为《春秋》，其后又有编年体的《左传》和国别体的《国语》、《战国策》。但是，以人物为中心的纪传体史学著作，却是司马迁的首创。《史记》的出现，标志中国古代史传文学的发展已经达到高峰。
二、司马迁作为伟大的历史学家和文学家，在《史记》一书中大力弘扬人文精神，为后代作家树立起一面光辉的旗帜。《史记》所渗透的人文精神是多方面的，主要有以立德、立功、立言为宗旨以求青史留名的积极人世精神，忍辱含垢、历尽艰辛而百折不挠、自强不息的进取精神，舍生取义、赴汤蹈火的勇于牺牲精神，批判暴政酷刑、呼唤世间真情的人道主义精神，立志高远、义不受辱的人格自尊精神等．．《史记》中一系列血肉丰满的人物形象，从不同侧面集中体现了上述精神，许多人物成为后代作家仰慕和思索的对象，给他们以鼓舞和启迪。
三、后代散文、小说、戏剧与《史记》多有渊源关系。首先，《史记》是传记文学的典范，也是古代散文的楷模，它的写作技巧、文章风格、语言特点，无不令后代散文家翕然宗之。从唐宋古文八大家，到明代前后七子、清代的桐城派，都对《史记》推崇备至，他们的文章也深受司马迁的影响。其次，《史记》的许多传记情节曲折，人物形象栩栩如生，为后代小说创作积累r宝贵的经验。小说塑造人物形象的许多基本手法，在《史记》中都已经开始运用。从唐传奇到明清小说，在人物塑造、情节安排、场面描写等方面都可以见到《史记》的痕迹。再次，《史记》的许多故事在古代广为流传，成为后代小说、戏剧的取材对象，许多人物故事相继被写入戏剧，搬上舞台。
1O．简述两汉乐府叙事诗的叙事技巧。
答：两汉乐府诗中有叙事诗，也有抒情诗，而以叙事诗的成就更为突出．．两汉乐府叙事诗的出现，标志着中国古代叙事诗的成熟。
一、生活镜头的选取表现了两汉乐府叙事诗高度的艺术性。两汉乐府诗都是感于哀乐、缘事而发的，创作主体在选择叙事对象时，善于发现富有诗意的镜头，及时摄入画面。如两汉乐府诗有两篇作品是以酒店妇女为主角的，一篇是收录在相和歌辞的《陇西行》，一篇是辛延年的《羽林郎》，通过描写她们与顾客的交往及各类人物的举止言行，艺术地展示了汉代的市井风情。选择常见生活情节时别具慧眼，对于偶然性、突发性事件的捕捉很有新意。
二、两汉乐府叙事诗多数具有比较完整的情节。而不限于撷取一两个生活片断，那些有代表性的作品都是讲述一个有头有尾、有连续情节的故事。《妇病行》有临终托孤、沿街乞讨等场面，中间又穿插许多细节。长篇叙事诗《孔雀东南飞》的故事情节更是波澜起伏，扣人心弦。
三、两汉乐府叙事在刻画人物方面也取得很大成就，塑造出一批栩栩如生的形象，各具特点．绝无雷同。秦罗敷和胡姬都是反抗强暴的女性，罗敷以机智的言词戏弄向她求婚的使君，演出一场幽默的喜剧；胡姬则是以生命抗拒羽林郎的调戏，具有悲剧主角的品格。一个聪明多智，一个刚烈坚贞，显示出两种不同的气质和性格。
四、两汉乐府叙事诗的娴熟技巧，还体现为叙事详略得当，繁简有法。详于叙事而略于抒情，如《十五从军征》以景物渲染、叙述行动为主，而无直接的抒情；铺陈场面、详写中间过程而略写首尾始末，如《孔雀东南飞》；详写服饰仪仗而略写容貌形体，如对刘兰芝、胡姬人物形象的塑造，为读者留下了广阔的想象天地。
总之，两汉乐府诗的叙事技巧对传统笔法有所超越，显示出由注重形似向崇尚神似演变的征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