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棣柳堡的记忆1978

有多少次在午夜梦回，一次次回到那生我养我的鲁北平原无棣柳堡的小乡村。任时光飞逝，一刻不曾停留，只有那鲜活的记忆在时光的长河里永远不会褪色。

那里有我成长的每一个足迹，有我的快乐童年，有我今生永远也不能舍弃的根，吸引着已到中年的我把每次回家当成节日一样，时时为家乡发生的巨大变化而感到欣喜。

最近很流行的歌曲《时间都去哪儿了》，打开了我记忆的闸门。时间都去哪儿了？我的青春一去不复返了，也许我本来就是一个怀旧的人，现将童年生活的部分场景记录下来留作永久的纪念……

木刨花    房檐滴水

从我记事起，我们一家人住在村东头，有三间北房一间南房的小院子。父母、两个姐姐、妹妹和我住在西间，爷爷住在东间，老奶奶(就是爷爷的母亲)住在南屋里。

父亲有做木工的手艺，在下雨天或者农闲的时候，就在堂屋的地上搬来长凳子和锛凿斧锯，做一些农具和桌椅板凳。这时我就会在旁边玩那些雪白的刨花，它们有的松松的，像工笔画上的流云，有的紧紧地，卷成一个圆筒，玩上半天，身上都有一股木材的清香。

老奶奶年纪大了，又缠着足，干不了田里的重活，就担负起看顾我们姐弟的责任。白天爷爷、父母去队里种田挣工分，老奶奶就在家负责做饭、看孩子（也就是我们姐弟几个）。到了农历七、八月份，地里的枣子好吃的时候，大人们一般就会把风吹落的枣子捡回家晒起来，这时老奶奶在蒸锅（蒸干粮）的时候就会在晒枣的堆上挑一些熟得好的，洗净了放在锅里篦子的一圈儿，给我们蒸来吃，吃起来很甜，有种很特殊的味道。抑或抓上把枣子放在炕头的席子下面，等到冬天翻找来吃的时候已经干到了极致，压得扁扁的但是吃起来很脆、很香。

印象特别特别深的一件事，就是下雨时不能出去玩，搬一个矮凳子，坐在屋门口看从泥屋顶落下来的水滴。雨大时流下的水不断流，混混黄黄的落到滴水檐下的青砖上，在院子里汇成浩荡的泥流慢慢地涌出去。雨小点了，房檐落下的水滴在墙根的水洼砸出一个个水泡。常常想起老奶奶教我们的歌谣：“下雨啦，冒泡啦，癞蛤蟆出来戴帽啦……”

收音机

上学前，我印象最深的去处，除去自家和玩伴的家以外，就是小队的计分处和大队部。

那时还没有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全大队分成两个小队管理。各小队都有自己的计分处，每到天黑，吃过晚饭的人们就集中到计分处，按照出工时间、工作能力，记上一个工或六分或七分，由村里的会计记到工分本上，等到年底上缴国家的公粮后，把公分进行汇总把剩下粮食按分值分配到各家。评判分值多少的空档，人们就互相讲在白天干活时发生的事情或者笑话，或者撺掇跟着来计分处玩的孩子摔跤，翻跟头。

在每个村子大队部墙角上大多有一个小喇叭，类似于现在的集中广播。每天定时播放中央电台的新闻、戏曲，以及中央领导的最新指示。不管是白天晚上，只要有最高指示，村干部就在大喇叭里通知全体成年村民到大队部集合，收听中央传来的最新指示。这项行动直接和劳动分值挂钩，迟到或者不来的被扣公分，会影响到年底分口粮和菜蔬的多少，所以一般都会到得很齐。有一年年底爷爷去大姑奶奶（爷爷的大姐）家去拉大姑爷爷做的农具，看见她家有一个小喇叭，要了拿回来用两根电线搭到从我们家房檐下穿过的电话线上（那时候的电话还是老式的磁石电话，电话线就是裸露的铁丝），从此我们家也有了自己的“中央广播”。

第二年秋后，卖了隔年的小马驹，爷爷买回来一台木壳子的晶体管收音机。这可比原先的小喇叭先进多了，不仅能听中央电台的新闻，还能听各地方台的节目。一下子在四邻成了新鲜事，都到我家来看新鲜。我那时还不怎么记事，听父亲讲，最上心的是隔壁的二爷爷，来了听完全场的《红灯记》后，非要我爷爷把收音机放电池的后盖子掀开，说要看看人是怎么钻进去的，还能在里面唱。现在说起那时候的事都当笑话听，可是谁又知道在那个物质匮乏的年代，这样的一台电器，给我们带来了多少欢乐！就是这台收音机陪着我们家在昏暗的煤油灯下度过了许许多多的夜晚。

“八百元”

这个标题我是加了引号的，因为这是一个人的外号。我以这个外号做标题，完全没有不敬的意思。因为从这个外号，能了解到六七十年代人们的日常收入和生活状况。

话说村中一“悦”子辈，性诙谐，入赘本村牛氏。及子女之学，皆复父姓，牛父不允，与之论，曰：汝女牛姓，未曾改，何改吾子姓？终不改。经年，牛父亡，再无人与之论。始“单干”间，村中户年余二百，已称为富。其有女二、有子四，女已嫁，而子皆无妻，深以为忧。养一驹，年末适之市，售已归，人询之，曰：八百元儿（鲁北方言尾音多发儿化卷舌音）。邻里皆传之，因其素诙谐，后皆以“八百元”戏称之。其子婚后皆单过，“八百元”年老力衰，要其子供钱米以继其养，唯其长子不输，而余媳皆视伯。“八百元”怒责其长：还汝食奶金。子曰：吾天生，无食。后村中长者言之，始通行。

时间飞逝，至今“八百元”的大儿子也早已经当了爷爷。去年年底“八百元”病重，直至病逝都有儿孙围在病榻前精心伺候。正月初二，传来“八百元”病逝的消息，我们堂兄弟几个去往吊唁，唯见其大儿涕泗横流、悲哭最甚。

打鱼

在村里人们有很多方法去抓鱼，用长木杆子前面装上鱼网子去抢鱼、用搬网下在水里去搬鱼、用旋网去打鱼、用十多米长的渔网去拉鱼、甚至直接下河去摸鱼，而钓鱼的倒是很少见。

小时候，最爱干的活是在农闲或者雨天，提着桶、端着盆，跟着爸爸去打鱼。记得那时家里有两条渔网，一条线细网眼小，一条线粗网眼大。都是那种尼龙丝织好后又过一遍桐油，下面的鱼兜坠有铅角子的渔网。在村边的池塘打鱼水里杂物多，跟在后面拾鱼很麻烦，不仅要把鱼网里的雨虾捡出来，还要把渔网拖出来的杂物清理干净。在河里打鱼就省事多了，只有少量的水草，打上来的鱼也干净，渔网一拖上岸就能看见白白亮亮鱼儿在网里面跳，不足之处是芦苇多，经常把渔网支起来落不到水底，鱼儿从下面全逃之夭夭了。

记得上初中第二年我学会了打鱼，周末经常就背着带有桐油味的渔网往河边跑。一次和爸爸去给枣树打药，在村东池塘边装水时，看见水里有锅盖大小的一片小鱼聚在一起，慢慢沿着水边游动。爸爸说，回去拿网去。我便跑回家，背来了渔网。爸爸把网绳系在手腕上，一把一把把渔网拾在手里，轻手轻脚走到水边，把垂下的网兜沾了一下水，追上游动的鱼群，拧身抡网松手一气呵成，渔网圆圆的扣在水面上，聚在一起的小鱼受惊四散了，藏在下面的大鱼被逮了个正着。那天晚饭吃到了美味的黑鱼汤。

看电影去

看电影是那时候比较普遍的娱乐活动，秋后每隔一个多月，就有放映员赶着毛驴拉的平板车，装着放映机和供电的马达，天黑前早早来到村子里。先看见的孩子们都跟在后面一边跑一边喊：“放……电……影……了……”

放映点一般是在学校的小操场，放映员用半圆头的铲子在地上掏好两个圆洞，把两根粗竹竿埋好，用绳子通过固定在竹竿顶部的滑轮把白色的幕布拉起来。然后，在桌子上架好放映机接好电源线，把马达开起来，调整好投影的角度，这样基本上就绪了。这个时候人们都从自家搬着凳子、椅子聚到放映场地，很多孩子早已经把中间靠前的好位置给占下了。那时看的电影除去《少林寺》等武打片，还有《闪闪的红星》《地道战》《地雷战》等战斗片，我们对放映的内容倒不是很重视，看电影占位子是那时候我们最爱干的活之一。每次都是放电影的一到，前面靠中间的好位置就让我们孩子给占下了。

邻村一个卖糖果花生的老头基本上是跟着放映员走的，哪个村放电影他一准儿会到。孩子们都会被允许从家里拿上二分、五分钱去买糖吃，一般给一毛的不多，除非非常富裕的家庭。能买的东西有花生、瓜子和手工切的糖块，印象最深的是一种叫糖稀的小吃（后来才知道就是麦芽糖），暗红发亮黏黏的，盛在小盆子里，拿两根切成段的高粱秆挑来搅着吃，我们管那叫“蘸糖稀”。买来后舍不得一口吃下去，都是把粘在秆子头上的糖稀不停地搅，离得远时都能拉出丝来。

现在的孩子对那时的很多事都很不理解，电脑、电视太普遍了，看电影都是去装饰豪华的电影院了，可是技术再先进，效果再完美，我也找不到那时看电影的感觉了。

帮工

现在是市场经济，出门凡事都要花钱，可是在我们小时候生活的农村，盖房子、打家具、修农具、收庄稼、犁地，只要是需要帮忙的，只要备好材料后和乡亲们说一声，都会凑过来帮工，不收分文。

记得我们家盖过两次房，都是靠着乡亲们的帮工盖起来的。那时候的房子是把土地基础夯实或用牛踩实后，先垒五层或七层砖基础，加上一层用铡刀铡好的干芦苇茎秆用来防潮，上面再垒土坯到顶。这样建造的房子虽然不如纯砖房漂亮，可是人住进去冬暖夏凉，除去泥的屋面需要每年春天秋后抹墙修理外，房子整体也很结实，前几年还有人住在一百多年的老房子里呢。我印象当中我们家盖第一座新房子的时候是在1986年，地基早早的就放好线、平整好了，砸地基的时候大约是在春天的一个晚上，吃过晚饭，爷爷和父亲约了十几个人来到场地上。月光不是很亮，我和姐姐搬来桌子放在边上，桌上放一个点亮的马蹄灯，沏好茶、放上几盒金鱼牌子的香烟，然后就看人们砸夯。上百斤的碌碡中间绑上一根木杠，让喊夯的人抓住了掌握方向，再在下部对称着拴上六七条绳子，砸夯的人每人拽一条，就在喊夯人的指挥下，齐心协力的从地基一头开始砸。

至今我耳畔还经常听到，那喊夯人悠扬沉稳的号子回荡在耳边，具体的词语内容却已经模糊不清了，只有那铿锵的节奏时不时回响在我的记忆里......

作者：唐令军，无棣县柳堡镇人，现供职于北京世源科技工程有限公司。爱好文学，有多篇散文、诗歌发表于报刊杂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