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猫侃诗词||宋代文坛领袖欧阳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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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猫
欧阳修（1007年－1072年），字永叔，号醉翁、六一居士，汉族，吉州永丰（今江西省吉安市永丰县）人，北宋政治家、文学家，且在政治上负有盛名。因吉州原属庐陵郡，以“庐陵欧阳修”自居。官至翰林学士、枢密副使、参知政事，谥号文忠，世称欧阳文忠公。后人又将其与韩愈、柳宗元和苏轼合称“千古文章四大家”。与韩愈、柳宗元、苏轼、苏洵、苏辙、王安石、曾巩被世人称为“唐宋散文八大家”。
欧阳修是在宋代文学史上最早开创一代文风的文坛领袖。领导了北宋诗文革新运动，继承并发展了韩愈的古文理论。他的散文创作的高度成就与其正确的古文理论相辅相成，从而开创了一代文风。欧阳修在变革文风的同时，也对诗风词风进行了革新。在史学方面，也有较高成就。
朋党论[宋] 欧阳修
臣闻朋党之说，自古有之，惟幸人君辨其君子、小人而已。
大凡君子与君子以同道为朋，小人与小人以同利为朋，此自然之理也。然臣谓小人无朋，惟君子则有之，其故何哉？小人所好者利禄也，所贪者财货也，当其同利之时，暂相党引以为朋者，伪也；及其见利而争先，或利尽而交疏，则反相贼害，虽其兄弟亲戚不能相保：故臣谓小人无朋，其暂为朋者，伪也。君子则不然，所守者道义，所行者忠信，所惜者名节；以之修身，则同道而相益；以之事国，则同心而共济，终始如一：此君子之朋也。故为人君者，但当退小人之伪朋，用君子之真朋，则天下治矣。
尧之时，小人共工、驩兜等四人为一朋，君子八元、八恺十六人为一朋；舜佐尧退四凶小人之朋，而进元、岂君子之朋，尧之天下大治。及舜自为天子，而皋、夔、稷、契等二十二人，并立于朝，更相称美、更相推让，主二十二人为一朋，而舜皆用之，天下亦大治。《书》曰：“纣有臣亿万，惟亿万心；周有臣三千，惟一心。”纣之时，亿万人各异心，可谓不为朋矣，然纣以亡国；周武王之臣三千人为一大朋，而周用以兴。后汉献帝时，尽取天下名士囚禁之，目为党人；及黄巾贼起，汉室大乱，后方悔悟，尽解党人而释之，然已无救矣。唐之晚年，渐起朋党之论；及昭宗时，尽杀朝之名士，或投之黄河，曰‘此辈清流，可投浊流’，而唐遂亡矣。
夫前世之主，能使人人异心不为朋，莫如纣；有禁绝善人为朋，莫如汉献帝；能诛戮清流之朋，莫如唐昭宗之世，然皆乱亡其国。更相称美推让而不自疑，莫如逐年为聪明之圣者，以辨君子与人小也。周武之世，举其国之臣三千人共为一朋，自古为朋之多且大莫如周，然周用此以兴者，善人虽多而不厌也。
夫兴亡治乱之迹，为人君者可以鉴矣。
欧阳修造像
原文
环滁皆山也。其西南诸峰，林壑尤美，望之蔚然而深秀者，琅琊也。山行六七里，渐闻水声潺潺而泻出于两峰之间者，酿泉也。峰回路转，有亭翼然临于泉上者，醉翁亭也。作亭者谁？山之僧智仙也。名之者谁？太守自谓也。太守与客来饮于此，饮少辄醉，而年又最高，故自号曰醉翁也。醉翁之意不在酒，在乎山水之间也。山水之乐，得之心而寓之酒也。
若夫日出而林霏开，云归而岩穴暝，晦明变化者，山间之朝暮也。野芳发而幽香，佳木秀而繁阴，风霜高洁，水落而石出者，山间之四时也。朝而往，暮而归，四时之景不同，而乐亦无穷也。
至于负者歌于途，行者休于树，前者呼，后者应，伛偻提携，往来而不绝者，滁人游也。临溪而渔，溪深而鱼肥。酿泉为酒，泉香而酒洌；山肴野蔌，杂然而前陈者，太守宴也。宴酣之乐，非丝非竹，射者中，弈者胜，觥筹交错，起坐而喧哗者，众宾欢也。苍颜白发，颓然乎其间者，太守醉也。
已而夕阳在山，人影散乱，太守归而宾客从也。树林阴翳，鸣声上下，游人去而禽鸟乐也。然而禽鸟知山林之乐，而不知人之乐；人知从太守游而乐，而不知太守之乐其乐也。醉能同其乐，醒能述以文者，太守也。太守谓谁？庐陵欧阳修也。
译文
环绕滁州的都是山。那西南的几座山峰，树林和山谷尤其优美。一眼望去树木茂盛，又幽深又秀丽的，那是琅琊山。沿着山路走六七里，渐渐听到潺潺的水声，看到流水从两座山峰之间倾泻而出的，那是酿泉。泉水沿着山峰折绕，沿着山路拐弯，有一座亭子像飞鸟展翅似地，飞架在泉上，那就是醉翁亭。建造这亭子的是谁呢？是山上的和尚智仙。给它取名的又是谁呢？太守用自己的别号（醉翁）来命名。太守和他的宾客们来这儿饮酒，只喝一点儿就醉了；而且年纪又最大，所以自号“醉翁”。醉翁的情趣不在于喝酒，而在欣赏山水的美景。欣赏山水美景的乐趣，领会在心里，寄托在酒上。像那太阳出来，树林中的雾气散去，云聚拢过来，山里就昏暗了，或暗或明，变化不一，这就是山间早晚的景象。野花开了，散发出一股清幽的香味，好看的树木枝叶繁茂，形成一片浓郁的绿荫，天气高爽，霜色洁白，水面低落下去，石头裸露出来，是山中四季的景色。早晨上山，傍晚返回，四季的景色不同，那乐趣也是没有穷尽的。至于背着东西的人在路上歌唱，走路的人在树下休息，前面的人呼喊，后面的人应答，老老小小，来来往往络绎不绝的，是滁州人在游山啊。到溪边捕鱼，溪水深鱼儿肥，用泉水酿酒，泉水香甜，酒水清澈，山中的野味野菜，杂乱地摆放在前面，这是太守在举行酒宴。宴会喝酒的乐趣，不在于音乐，投壶的人射中了目标，下棋的人得胜了，酒杯和酒筹交互错杂，时起时坐，大声喧哗的，是众位宾客欢乐的样子。脸色苍老，头发花白，醉醺醺地坐在众人中间的，是太守喝醉了。不久太阳落到山顶，人的影子散乱一地。太守下山回家，宾客跟随着。树林茂密阴蔽，鸟儿到处鸣叫，那是因为是游人离开后鸟儿们在快乐啊。然而鸟儿只知道山林的乐趣，却不知道游人的乐趣，游人只知道跟随太守游玩的乐趣，却不知道太守以宾客的快乐为快乐。醉了能够同大家一起快乐，醒来能够用文章记述这乐事的人，是太守。太守是谁？是庐陵人欧阳修。
科举之路
欧阳修的科举之路可谓坎坷。天圣元年（1023年）和天圣四年（1026年）两次参加科举都意外落榜。
天圣七年（1029年）春天，由胥偃保举，欧阳修就试开封府最高学府国子监。同年秋天，欧阳修参加了国子监的解试。欧阳修在国子学的广文馆试、国学解试中均获第一名，成为监元和解元，又在第二年的礼部省试中再获第一，成为省元，也算是“连中三元”。欧阳修觉得，在即将到来的殿试中，自己肯定也能夺得状元，于是特意做了一身新衣服，准备到时候穿。欧阳修在广文馆有个同学，叫王拱辰，才19岁，也获得了殿试资格。一天晚上，王拱辰调皮地穿上欧阳修的新衣服，得意地说：“我穿状元袍子啦！”没想到，殿试那天，真的是王拱辰中了状元。天圣八年（1030年），由宋仁宗赵祯主持的殿试在崇政殿举行。殿试放榜后，欧阳修被仁宗皇帝唱十四名，位列二甲进士及第。据欧阳修同乡时任主考官晏殊后来对人说，欧阳修未能夺魁，主要是锋芒过于显露，众考官欲挫其锐气，促其成才。
步入官场
虽然没中状元，欧阳修也获得了不错的名次，被授任将仕郎，试秘书省校书郎，充任西京（洛阳）留守推官。金榜题名的同时，他也迎来了洞房花烛。宋代有“榜下择婿”的风俗，朝中高官都喜欢在新科进士中挑选乘龙快婿。欧阳修刚一中进士，就被恩师胥偃定为自己的女婿。
天圣九年（1031年）三月，欧阳修抵达洛阳，与梅尧臣、尹洙结为至交，互相切磋诗文。同年，在东武县迎娶新娘胥氏。当时他的上司为吴越忠懿王钱俶之子、西京留守钱惟演。
钱惟演对欧阳修这样的青年才俊非常好，简直是把他们“贡”起来。不但很少让欧阳修等年轻文人承担琐碎的行政事务，还公然支持他吃喝玩乐。有一次，欧阳修和年轻的同僚到嵩山游玩，傍晚下起了雪。忽然，钱惟演的使者赶到了，带来优秀的厨子和歌妓，并传钱惟演的话说：“府里没什么事，你们不用急着回来，好好地在嵩山赏雪吧。”
当然，这些青年才俊们，在吃喝玩乐之余，也会吟诗作赋。当时文坛上流行骈文，文风华丽，但是免不了说大话、套话，欧阳修他们就是用这样的文章去参加科举考试的。终于可以毫无压力地创作了，他们当然不满足于那样死板的文风，而是凭借自己丰富的学识，以效法先秦两汉的古人为手段，力图打破当时陈腐的文风，推行“古文”。在钱惟演的支持下，欧阳修等人有了充分的时间去琢磨古文创作，后来古文的创作在宋代繁盛一时，留下了无数千古名篇。钱惟演“富养”这几个小文人，真可谓是功在千秋。
后来，钱惟演政治失意，被迫离开了洛阳。欧阳修等人为钱惟演送行，双方都流下了惜别的泪水。
钱惟演的继任者王曙是位年逾古稀的“老干部”，管束属下向来十分严格。到任后，他看到钱惟演留下的这些年轻人整天游山玩水，十分不满。有一天，王曙把欧阳修等人集中起来，严厉地教导他们说：“你们看寇莱公（寇准）这样的人，尚且因为耽于享乐而被贬官，何况你们这些人在才能上比不了寇莱公，怎么还敢这样呢？”大家都被训得不敢做声。只有欧阳修年轻气盛，反应敏捷，回嘴说：“寇莱公后来之所以倒霉，不是因为耽于享乐，而是因为一把年纪了还不知道退隐。”一下把王老爷子噎得说不出话来。
在洛阳的奢华生活，不仅奠定了欧阳修一生的文学基础，更成为了欧阳修生命中最美好的回忆。后来他被贬官的时候，还深情地写道：“曾是洛阳花下客，野芳虽晚不须嗟。（虽然我现在被贬到穷乡僻壤，在春天都看不见花，但我曾经在洛阳享受过那样绚烂的青春，这一生还有什么不能承受呢？）
景祐元年（1034年），召试学士院，授任宣德郎，28岁的欧阳修回京做了馆阁校勘，参与编修《崇文总目》。他在京中继续把“座上客常满，樽中酒不空”当成座右铭。不过，此时的欧阳修，毕竟不再是那个享受青春的少年，他开始担负起社会责任。
仕途崎岖
当时，北宋王朝积贫积弱的弊病开始显现，贫富差距拉大，社会矛盾日益突出。景祐三年，与欧阳修交往颇深的范仲淹着手呼吁改革，他把社会问题归咎为腐败，而欧阳修看得更深刻，认为冗官冗员才是根本问题。最终，范仲淹的改革冒犯了既得利益者，受到了打击，被贬饶州。欧阳修作为范仲淹一派也受牵连，被贬为夷陵（今湖北宜昌）县令。
欧阳修高中进士时所娶的胥氏夫人，新婚不久便去世了。被贬后不久，欧阳修娶了已故宰相薛奎的二女儿。值得一提的是，薛奎的大女婿不是别人，就是跟欧阳修一起参加殿试而获得了状元的王拱辰。后来，王拱辰的夫人去世了，他又娶了薛奎的三女儿，继续做薛家的女婿、欧阳修的连襟。欧阳修写诗调侃他说：“旧女婿为新女婿，大姨夫作小姨夫。”
康定元年（1040年），欧阳修被召回京，复任馆阁校勘，编修崇文总目，后知谏院。庆历三年（1043年），任右正言、知制诰。范仲淹、韩琦、富弼等人推行“庆历新政”，欧阳修参与革新，成为革新派干将，提出改革吏治、军事、贡举法等主张。但在守旧派的阻挠下，新政又遭失败。五年，范、韩、富等相继被贬，欧阳修上书分辩，因被贬为滁州（今安徽滁州）太守。后又改知扬州、颍州（今安徽阜阳）、应天府（今河南商丘）。
在滁州，欧阳修写下了不朽名篇《醉翁亭记》，古文艺术达到成熟。
他依旧保持轻松慵懒的态度，为政“宽简”，让自己和百姓都过得轻松。但就是在这样的执政方针下，滁州反而被治理得井井有条。欧阳修喜好酒，他的诗文中亦有不少关于酒的描写。一首《渔家傲》中采莲姑娘用荷叶当杯，划船饮酒，写尽了酒给人们生活带来的美好。欧阳修任扬州太守时，每年夏天，都携客到平山堂中，派人采来荷花，插到盆中，叫歌妓取荷花相传，传到谁，谁就摘掉一片花瓣，摘到最后一片时，就饮酒一杯。晚年的欧阳修，自称有藏书一万卷，琴一张，棋一盘，酒一壶，陶醉其间，怡然自乐。可见欧阳修很爱饮酒。
做太守时，欧阳修对饮酒游山的爱好不减当年，经常带着吏民出去游玩，在山中野餐，然后喝醉了，迷迷糊糊地看着大家玩乐。据说，《醉翁亭记》的开头原本花了好多笔墨，描绘滁州四周的山。最后这些描写被欧阳修改成了“环滁皆山也”5个字，简练中见隽永，成为散文史上的名句。醉时能与民同乐，醒后能用当世一流的文笔把游玩的过程记录下来。守旧派的压制，并没影响“醉翁”的好心情。
后来，欧阳修又做了颍州（今安徽阜阳）太守。在颍州，他照样寄情诗酒，自认为过得比在洛阳丝毫不差。后来要告别颍州时，他怕送别的吏民伤心过度，写诗安慰他们说：“我亦只如常日醉，莫教弦管作离声。”仍是不改诗人酒徒的乐天本性。
欧阳修的官位越来越高，他写过的歌词也在社会上越来越流行。传说，颍州有一位歌妓会唱欧阳修所有的词。后来欧阳修出使辽国，接待官员请来当地一位歌妓助兴，嘱咐她好好款待欧阳大人。歌妓只是答应，并不多说话，大家还以为她毕竟是边远地方的歌妓，什么都不懂。谁知席间歌妓一开口，唱的竟全是欧阳修的词。由此也可见欧阳修的词在当时影响之大。
据传欧阳修与“外甥女”张氏有染，但双方并无血统关系，是欧阳修的妹夫的前妻所生。张氏嫁给了欧阳修的堂侄，以后又和家中的仆人私通，事情败露后，此案在开封府审理。在公堂之上张氏供出和欧阳修有私情。欧阳修百般辩解，最后虽以“查无实据”了事，但在名声上却大受影响。他的政敌钱勰也借此攻击他，最后被朝廷贬到滁州。
皇祐元年（1049年）回朝，先后任翰林学士、史馆修撰等职。至和元年（1054年）八月，已经在京做了高官的欧阳修，又遭受诬陷被贬。命令刚刚下达，仁宗皇帝就后悔了，等欧阳修上朝辞行的时候，皇帝亲口挽留说：“别去同州了，留下来修《唐书》吧。”就这样，欧阳修做了翰林学士，开始修撰史书。与宋祁同修《新唐书》，又自修《五代史记》（即《新五代史》）。
作为一位史官，欧阳修把通达的文笔用于修史，格外得心应手。他主持了《新唐书》的修撰，而实际参与写作的还有很多人。为了防止体例不一，欧阳修负责统筹全稿。当时北宋文坛古文发展得有点过火。大家都愿意写古文吸引眼球，可没有足够的天赋，文章往往会被写得生僻难懂，看着唬人，其实没什么实际内容，更谈不上艺术价值。其中负责写列传的宋祁，就总喜欢用些生僻的字眼。
从年龄、资历上说，宋祁都是欧阳修的前辈，欧阳修有点不便说他，只好委婉地讽劝。一天早上，欧阳修在唐书局的门上写下8个字：“宵寐非祯，札闼洪休。”宋祁来了，端详了半天，终于悟出了是什么意思，笑说：“这不就是一句俗话‘夜梦不详，题门大吉’嘛，至于写成这样吗？”欧阳修笑道：“我是在模仿您修《唐书》的笔法呢。您写的列传，把‘迅雷不及掩耳’这句大白话，都写成‘震霆无暇掩聪’了。”
宋祁听了，明白欧阳修的意思，不禁莞尔，以后写文章也平易起来了。
嘉祐二年（1057年）二月，已届知天命之年的欧阳修做了礼部贡举的主考官，以翰林学士身份主持进士考试，提倡平实文风，录取苏轼、苏辙、曾巩等人，对北宋文风转变有很大影响。
当时有个文学派别“太学体”，领袖刘几是一名太学生，最大的特长就是常玩弄古书里的生僻字词。欧阳修的古文向来是通达平易的，最反对“太学体”的文风。批阅试卷时，欧阳修看到一份试卷，开头写道：“天地轧，万物茁，圣人发。”用字看似古奥，其实很别扭，意思无非是说，天地交合，万物产生，然后圣人就出来了。欧阳修便就着他的韵脚，风趣而又犀利地续道：“秀才剌（音同“辣”，意为乖张），试官刷！”意思是这秀才学问不行，试官不会录取！
在这次考试中，欧阳修也看到一份较好的答卷，文章语言流畅，说理透彻。欧阳修估计是自己学生曾巩的，这种文风需要鼓励，但毕竟是“自己人”，不好取第一，就把这份卷子取成第二。结果试卷拆封后，才发现这份卷子的作者是苏轼。与苏轼一同被欧阳修录取的，还有他的弟弟苏辙，以及北宋文坛上的一批重要人物。欧阳修以其卓越的识人之明，为北宋朝廷及整个文学史做了一份突出的贡献。
苏轼考中进士后，给欧阳修写了一封感谢信。欧阳修称赞苏轼文章写得好，说读着他的信，“不觉汗出”，感觉自己也该避让这后生三分。他对苏轼奖掖有加，苏轼也没有辜负欧阳修的期许，最终成为继欧阳修之后的又一位文化巨人。欧阳修晚年，还经常拿出自己年轻时写的文章来修改。夫人心疼地规劝道：“这么大岁数了，还费这个心。难道还是小孩子，怕先生骂你吗？”欧阳修笑道：“不怕先生骂，却怕后生笑。”这种文学史意识和认真的态度，成就了一代文学巨匠。
放榜的时候，那些写“太学体”而自高自大的考生发现自己居然没有被取中，纷纷闹事，甚至有人说要到街上截住欧阳修痛打。但皇帝充分相信欧阳修的人品和判断力，给予了他极大的支持。历史也最终证明了欧阳修的正确，北宋文风自此一振。就连“太学体”的领袖刘几，也改过自新，更名刘辉，重新参加考试，并获取了功名。
嘉祐三年（1058年）六月庚戊，欧阳修以翰林学士身份兼龙图阁学士权知开封府。
嘉祐五年（1060年），拜枢密副使。
嘉祐六年（1061年）任参知政事。后又相继任刑部尚书、兵部尚书等职。
英宗治平二年（1065年），上表请求外任，不准。此后两三年间，因被蒋之奇等诬谤，多次辞职，都未允准。
晚年生活
神宗熙宁二年（1069年），王安石实行新法。欧阳修对青苗法有所批评，且未执行。神宗熙宁三年，除检校太保宣徽南院使等职，坚持不受，改知蔡州（今河南汝南县）。此年改号“六一居士”。
神宗熙宁四年（1071年）六月，以太子少师的身份辞职。居颍州（今安徽阜阳）。
熙宁五年闰七月二十三日（1072年9月22日），欧阳修在家中逝世，享年六十六岁。八月，获赠太子太师。
熙宁七年（1074年）八月，获赐谥号“文忠”。
熙宁八年（1075年）九月，安葬于开封府新郑县旌贤乡。
元丰三年（1080年）十二月，特赠太尉。
元丰八年（1085年）十一月，加赠太师，追封康国公。
绍圣三年（1096年）五月，再追封兖国公。
崇宁三年（1104年），改封秦国公。
政和三年（1114年），改封楚国公。
文学思想
欧阳修前期的政治思想，反映了中小地主阶级的利益，对当时经济、政治和军事等方面的严重危机，有较清醒的认识。主张除积弊、行宽简、务农节用，与范仲淹等共谋革新。晚年随着社会地位的提高，思想渐趋保守，对王安石部分新法有所抵制和讥评；但比较实事求是，和司马光等人的态度是不尽相同的。
欧阳修在中国文学史上有着重要的地位。他继承了韩愈古文运动的精神。作为宋代诗文革新运动的领袖人物，他的文论和创作实绩，对当时以及后代都有很大影响。
宋初，在暂时承平的社会环境里，贵族文人集团提倡的西昆体诗赋充斥文坛，浮华纂组，并无社会意义，却曾风靡一时。为了矫正西昆体的流弊，欧阳修大力提倡古文。他自幼爱读韩愈文集，出仕后亲自校订韩文，刊行天下。
欧阳修
他在文学观点上师承韩愈，主张明道致用。他强调道对文的决定作用，以“道”为内容，为本质，以“文”为形式，为工具。特别重视道统的修养，提出“道胜者，文不难而自至”（《答吴充秀才书》），“道纯则充于中者实，中充实则发为文者辉光”（《答祖择之书》），“学者当师经”，师经才能用“道”来充实自己。但他又假正了韩愈的某些偏颇。在对“道”的解释上，他把现实中的“事”，看作是“道”的具体内容。他认为学道而不能至，是因为“弃百事不关于心”（《答吴充秀才书》）。他反对“务高言而鲜事实” （《与张秀才第二书》）。在对待“道”与“文”的关系上，主张既要重“道”，又要重“文”，认为“文”固然要服从于“道”，但非“有德者必有言”，并且列举了许多例子说明“自诗、书《史记》所传，其人岂必能言之士哉”，指出：“言以载事，而文以饰言。事信言文，乃能表见于世”。所谓“事信言文”，就是内容要真实，语言要有文采，做到内容和形式的统一。这是欧阳修对创作的基本论点。
他取韩愈“文从字顺”的精神，大力提倡简而有法和流畅自然的文风，反对浮靡雕琢和怪僻晦涩。他不仅能够从实际出发，提出平实的散文理论，而且自己又以造诣很高的创作实绩，起了示范作用。
他的主张得到了尹洙、梅尧臣、苏舜钦等人的热烈赞同。后来，知贡举（主管考试进士）时，又鼓励考生写作质朴晓畅的古文，凡内容空洞，华而不实，或以奇诡取胜之作，概在摒黜之列。与此同时，他又提拔、培养了王安石、曾巩、苏轼、苏辙等一代新进作家。这样，他倡导的诗文革新运动就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
文学成就
欧阳修一生写了500余篇散文，各体兼备，有政论文、史论文、记事文、抒情文和笔记文等。他的散文大都内容充实，气势旺盛，深入浅出，精炼流畅，叙事说理，娓娓动听，抒情写景，引人入胜，寓奇于平，一新文坛面目。他的许多政论作品，如《本论》《原弊》《与高司谏书》《朋党论》《新五代史·伶官传序》等，恪守自己“明道”、“致用”的主张，紧密联系当时政治斗争，指摘时弊，思想尖锐，语言明快，表现了一种匡时救世的怀抱。他还写了不少抒情、叙事散文，也大都情景交融，摇曳多姿。他的《释秘演诗集序》《祭石曼卿文》《苏氏文集序》等文，悼念亡友，追怀往事，情深意挚，极为动人；他的《丰乐亭记》《醉翁亭记》诸作，徐徐写来，委婉曲折，言辞优美，风格清新。总之，不论是讽世刺政，还是悼亡忆旧，乃至登临游览之作，无不充分体现出他那种从容宽厚、真率自然的艺术个性。
欧阳修倡导的诗文革新在本质上是针对五代文风和宋初西昆体的，可是欧阳修的文学理论和创作实践都与柳开以来的复古派文论家有很大的不同。在欧阳修主持文坛以前，以西昆体为代表的文风已经受到严厉的批评。欧阳修在反对西昆体的同时，还反对“太学体”。
欧阳修对文与道的关系持有新的观点。首先，欧阳修认为儒家之道是与现实生活密切相关的。其次，欧阳修文道并重。此外，他还认为文具有独立的性质。这种文道并重的思想有两重意义：一是把文学看得与道同样重要，二是把文学的艺术形式看得与思想内容同样重要，这无疑大大地提高了文学的地位。柳开等人以韩愈相号召，主要着眼于其道统，而欧阳修却重于继承韩愈的文学传统。
欧阳修自幼喜爱韩文，后来写作古文也以韩、柳为学习典范，但他并不盲目崇古，他所取法的是韩文从字顺的一面，对韩、柳古文已露端倪的奇险深奥倾向则弃而不取。同时，欧阳修对骈体文的艺术成就并不一概否定，对杨亿等人“雄文博学，笔力有馀”也颇为赞赏。这样，欧阳修在理论上既纠正了柳开、石介的偏颇，又矫正了韩、柳古文的某些缺点，从而为北宋的诗文革新建立了正确的指导思想，也为宋代古文的发展开辟了广阔的前景。
欧阳修早年为了应试，对骈俪之文下过很深的功夫，同时也认真研读韩文，为日后的古文写作打好了基础。他在洛阳结识尹洙后，便有意识地向尹学习简洁谨严的古文手法，并以古文为主要的文体进行写作，但也注意形式的多样化。欧阳修对待写作的态度极为严肃，往往反复修改才定稿。深厚的学养和辛勤的实践使他的散文创作取得了卓越的成就。
欧阳修的散文内容充实，形式多样。无论是议论，还是叙事，都是有为而作，有感而发。他的议论文有些直接关系到当时的政治斗争，例如早年所作的《与高司谏书》，揭露、批评高若讷在政治上见风使舵的卑劣行为，是非分明，义正辞严，充满着政治激情。又如庆历年间所作的《朋党论》，针对保守势力诬蔑范仲淹等人结为朋党的言论，旗帜鲜明地提出“小人无朋，唯君子则有之”的论点，有力地驳斥了政敌的谬论，显示了革新者的凛然正气和过人胆识。这一类文章具有积极的实质性内容，是古文的实际功用和艺术价值有机结合的典范。欧阳修另有一类议论文与现实政治并无直接关系，但表达了作者对历史、人生的深刻思考，如《五代史》中的一些序论，对五代的历史教训进行总结，并鲜明地表达了作者的褒贬，以及国家兴亡在于人事而非天命的历史观。又如他为友人文集作的序言，不但对友人的文学业绩进行评述，而且抒发了对死生离合、盛衰成败的人生遭际的感慨，绝非为文而文之作。
欧阳修的记叙文也都言之有物，如《五代史记》一类历史散文自不必说，即使是亭台记、哀祭文、碑志文等作品，也都具有充实的内容，如《丰乐亭记》对滁州的历史故事、地理环境乃至风土人情都作了细致的描写。又如《泷冈阡表》，追忆父母的嘉言懿行，细节描写细腻逼真，栩栩如生，这种效果决不是虚言所能达到的。
欧阳修的散文有很强的感情色彩，他的政论文慷慨陈词，感情激越；史论文则低回往复，感慨淋漓；其他散文更加注重抒情，哀乐由衷，情文并至。例如《释秘演诗集序》，寥寥数笔，释秘演、石曼卿两位奇士豪宕磊落的性情和落拓不偶的遭际已跃然纸上，而作者对两人的敬重惋惜之情以及对时光流逝、人事变迁的感慨也洋溢于字里行间，感人至深。在欧阳修笔下，散文的实用性质和审美性质得到了充分的显示，散文的叙事、议论、抒情三种功能也得到了高度的有机融合。
欧阳修对散文文体的发展也作出了很大的贡献。他的作品体裁多样，各得其宜。除了古文之外，辞赋和四六也是他擅长的文体。首先，欧阳修对前代的骈赋、律赋进行了改造，去除了排偶、限韵的两重规定，改以单笔散体作赋，创造了文赋。其名作如《秋声赋》，既部分保留了骈赋、律赋的铺陈排比、骈词俪句及设为问答的形式特征，又呈现出活泼流动的散体倾向，且增强了赋体的抒情意味。欧阳修的成功尝试，对文赋形式的确立具有里程碑的意义。其次，欧阳修对四六体也进行了革新。宋初的四六皆沿袭唐人旧制，西昆诸子更是严格遵守李商隐等人的“三十六体”。欧阳修虽也遵守旧制用四六体来写公牍文书，但他常参用散体单行之古文笔法，且少用故事成语，不求对偶工切，从而给这种骈四俪六的文体注入了新的活力，他的《上随州钱相公启》、《蔡州乞致仕第二表》等都是宋代四六中的佳作。
欧阳修的语言简洁流畅，文气纡徐委婉，创造了一种平易自然的新风格，在韩文的雄肆、柳文的峻切之外别开生面。例如《醉翁亭记》的开头一段，语言平易晓畅，晶莹秀润，既简洁凝练又圆融轻快，毫无滞涩窘迫之感。深沉的感慨和精当的议论都出之以委婉含蓄的语气，娓娓而谈，纡徐有致。这种平易近人的文风显然更容易为读者所接受，所以具有广阔的发展前景，其后宋代散文的发展历程就证明了这一点。
欧阳修的创作使散文的体裁更加丰富，功能更加完备。欧阳修散文创作的高度成就与其正确的古文理论相辅相成，从而开创了一代文风。
欧阳修的词
与晏殊词相比，欧阳修虽然也主要是走五代词人的老路，但新变的成分要多些。尽管他作词是以余力而作，固守着词传统的创作观念，但作为开创风气的一代文宗，他对词作也有所革新。这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扩大了词的抒情功能，沿着李煜词所开辟的方向，进一步用词抒发自我的人生感受；二是改变了词的审美趣味，朝着通俗化的方向开拓，而与柳永词相互呼应。
欧阳修一生宦海浮沉，曾三遭贬谪，仕途不像晏殊那么顺利，对人生命运的变幻和官场的艰险有较深的体验。表现这类情感的词作虽然不太多，但毕竟显示出一种新的创作方向，即词既可以写传统的类型化的相思恨别，也能够用以抒发作者自我独特的人生体验和心态。他有名的《朝中普·平山堂》（平山栏槛倚晴空）更展现出他潇洒旷达的风神个性。这种乐观旷达的人生态度和用词来表现自我情怀的创作方式对后来的苏轼有着直接的影响。
欧阳修在政治生活中，刚劲正直，见义勇为，他的诗文和部分“雅词”表现出其性格中的这个侧面。而他的日常私生活，尤其是年轻时的生活，则颇风流放任。因而也写了一些带“世俗之气”的艳词，其中有的比较庸俗，另一些内容和情调则比较健康，如《南歌子》（凤髻金泥带）、《玉楼春》（夜来枕上争闲事）。此类词作，体现出一种与五代词追求语言富丽华美的贵族化倾向相异的审美趣味，而接近市民大众的审美情趣。
欧阳修词朝通俗化方向开拓的另一表现是，他借鉴和吸取了民歌的“定格联章”等表现手法，创作了两套分咏十二月节气的《渔家傲》“鼓子词”，这对后来苏轼用联章组词的方式来抒情纪事颇有影响；而另外两首《渔家傲》（“花底忽闻敲两桨”和“荷叶田田清照水”）词，分别写采莲女的浪漫欢乐和爱情苦恼，格调清新，也具有民歌风味。在宋代词史上，欧阳修是主动向民歌学习的第一人，由此也造就了其词清新明畅的艺术风格，歌咏颍州西湖的十首《采桑子》就集中体现出这种风格特征。
欧阳修的诗
欧阳修在变革文风的同时，也对诗风进行了革新。他重视韩愈诗歌的特点，并提出了“诗穷而后工”的诗歌理论。相对于西昆诗人的主张，欧阳修的诗论无疑含有重视生活内容的精神。欧阳修诗歌创作正是以扭转西昆体脱离现实的不良倾向为指导思想的，这体现了宋代诗人对矫正晚唐五代诗风的最初自觉。
欧诗中有一些以社会现实为题材的作品，如《食糟民》揭露了种粮的农民只能以酒糟充饥的不合理现实，《边户》描写了宋辽边境地区人民的不幸遭遇。但欧诗更重要的内容则是表现个人的生活经历或抒发个人的情怀，以及对历史题材的吟咏等。由于他的这类诗篇多含有很深的人生感慨，所以与西昆体的同类诗作有本质的区别。例如《戏答元珍》（春风疑不到天涯）。
欧诗受韩愈的影响较大，主要体现在散文手法和议论入诗。然而欧诗并不对古人亦步亦趋，故仍然具有自家面目。欧诗中的议论往往能与叙事、抒情融为一体，所以得韩诗畅尽之致而避免了其枯燥艰涩之失。例如《再和明妃曲》议论精警，又富有情韵。欧诗的散文手法主要不是体现在句法上，而是借鉴散文的叙事手段，如《书怀感事寄梅圣俞》叙述宴游经历，平直周详，深得古文之妙。
欧诗也学李白，主要得益于语言之清新流畅，这与欧诗特有的委婉平易的章法相结合，便形成了流丽宛转的风格，例如《春日西湖寄谢法曹歌》，写好友万里相思和少去老来的感慨，时空跨度很大，情绪亦跌宕起落，然而文气仍很宛转，娓娓如诉家常。欧诗的成就不如欧文，但两者的风格倾向是一致的，这种诗风显然是对西昆体诗风的矫正。
其他研究
经学方面，欧阳修研究《春秋》，能不拘守前人之说，有独到见解；金石学为开辟之功，编辑和整理了周代至隋唐的金石器物、铭文碑刻上千，并撰写成《集古录跋尾》十卷四百多篇，简称《集古录》，是今存最早的金石学著作。
史学方面，欧阳修史学成就较高，除了参加修定《新唐书》250卷外，又自撰《五代史记》（《新五代史》），总结五代的历史经验，意在引为鉴戒。欧阳修书法亦著称于世，其书法受颜真卿影响较深。朱熹说：“欧阳公作字如其为人，外若优游，中实刚劲”。
农学方面，欧阳修曾遍访民间，将洛阳牡丹的栽培历史、种植技术、品种、花期以及赏花习俗等作了详尽的考察和总结，撰写了《洛阳牡丹记》一书，包括《花品序》、《花释名》、《风俗记》三篇。书中列举牡丹品种24种，是历史上第一部具有重要学术价值的牡丹专著。
谱学方面，欧阳修开创了民间家谱学之先河，著有《欧阳氏谱图序》，该文中详细说明了欧阳修先世的迁移图，即其先大禹到越国王族的脉络，也描写了八王之乱后，欧阳氏再度南迁江南，在南方各地族衍发展的历程。
欧阳修
欧阳修对有真才实学的后生极尽赞美，竭力推荐，使一大批当时还默默无闻的青年才俊脱颖而出，名垂后世，堪称千古伯乐。不但包括苏轼、苏辙、曾巩等文坛巨匠，还包括张载、程颢、吕大钧等旷世大儒的出名与欧阳的学识、眼光和胸怀密不可分。他一生桃李满天下，包拯、韩琦、文彦博、司马光，都得到过他的激赏与推荐。“唐宋八大家”，宋代五人均出自他的门下，而且都是以布衣之身被他相中、提携而名扬天下。
欧阳修在中国文学史上有重要的地位，他大力倡导诗文革新运动，改革了唐末到宋初的形式主义文风和诗风，取得了显著成绩。由于他在政治上的地位和散文创作上的巨大成就，使他在宋代的地位有似于唐代的韩愈。他荐拔和指导了王安石、曾巩、苏洵、苏轼、苏辙等散文家，对他们的散文创作发生过很大影响。他的平易文风，还一直影响到元、明、清各代。
欧阳修在传统文化的重重束缚下挣扎着表现自我。他淡视名利，无欲则刚，其目的也是为维护社会稳定，但他不是“守常”而是“图新”。学术上对当时僵化风尚和陈旧价值观进行抵制和反拨。在当时随波逐流，人人自保的人文环境中，欧阳修身居高位，仍坚守大节，保持人格尊严，体现自我的人生价值，对习惯势力和庸俗无聊的生存状态进行抵拒，对社会责任自觉地担当。从他身上，我们可以吸取勇于担当的因子，来培育抵拒庸俗、无聊的抗体。这也是今天纪念欧阳修的重要意义所在。
正是欧阳文忠堪为人师的道德文章，才有薪火相传的苏门四学士的黄庭坚、秦观、晁补之、张耒，才有了曾巩、曾布昆仲，才有了“中国十一世纪最伟大的改革家”王安石。是欧阳文忠奠基了宋代文化盛世的基础。
历史评价
赵祯：如欧阳修者，何处得来？
王安石：①如公器质之深厚，知识之高远，而辅学术之精微，故充于文章，见于议论，豪健俊伟，怪巧瑰琦。其积于中者，浩如江河之停蓄；其发于外者，烂如日月之光辉。其清音幽韵，凄如飘风急雨之骤至；其雄辞闳辩，快如轻车骏马之奔驰。世之学者，无问识与不识，而读其文，则其人可知。②天下之无贤不肖，且犹为涕泣而歔欷，而况朝士大夫平昔游从，又予心之所向慕而瞻依。
苏轼：①三过平山堂下，半生弹指声中。十年不见老仙翁，壁上龙蛇飞动。欲吊文章太守，仍歌杨柳春风。休言万事转头空，未转头时皆梦。②论大道似韩愈，论事似陆贽，记事似司马迁，诗赋似李白。
张芸叟：欧阳永叔如春服乍成，酾酒初熟，登山临水，竟日忘归。
曾慥：欧阳公一代儒宗，风流自命。词章窈眇，世所矜式。乃小人或作艳曲，谬为公词。
尤展成：六一婉丽，实妙于苏。欧阳公虽游戏作小词，亦无愧唐人。
朱熹：欧阳公作字如其为人，外若优游，中实刚劲。
敖器之：欧公如四瑚八琏，止可施之宗庙。
罗大经：冯延巳词，晏同叔得其俊，欧阳修得其深。
脱脱：三代而降，薄乎秦、汉，文章虽与时盛衰，而蔼如其言，晔如其光，皦如其音，盖均有先王之遗烈。涉晋、魏而弊，至唐韩愈氏振起之。唐之文，涉五季而弊，至宋欧阳修又振起之。挽百川之颓波，息千古之邪说，使斯文之正气，可以羽翼大道，扶持人心，此两人之力也。愈不获用，修用矣，亦弗克究其所为，可为世道惜也哉！
冯煦：疏隽开子野，深婉开少游。
郭绍虞：诗话之称，固始于欧阳修，即诗话之体，亦可谓创自欧阳氏矣。
谢肇淛：宋之人物，若王沂公、李文正、司马温公之相业，寇莱公、赵忠定之应变，韩魏公之德量，李纲、宗泽之拨乱，狄青、曹玮、岳飞、韩世忠之将略，程明道、朱晦庵之真儒，欧阳永叔、苏子瞻之文章，洪忠宣、文信国之忠义，皆灼无可议，而且有用于时者，其它瑕瑜不掩，盖难言之矣。
贺裳：有功于文，有罪于诗。
石蕴玉：论道议事，追韩继陆。归田集古，学问淹博。
曾国藩：古人称立德、立功、立言为三不朽。立德最难，自周汉以后，罕见德传者。立功如萧、曹、房、杜、郭、李、韩、岳，立言如马、班、韩、欧、李、杜、苏、黄，古今曾有几人？
陈淡野：人亦一器也，莫不各有其量。如天地之量，圣贤帝王之所效焉。山岳江海之量，公侯卿相之所则焉。古夷齐有容人之大量，孟夫子有浩然之气量，范文正公有济世之德量，郭子仪有福量，诸葛武侯有智量，欧阳永叔有才量，吕蒙正有度量，赵子龙有胆量，李德裕有力量，此皆远大之器。
蔡东藩：宋臣专喜迂论，与晋代之清谈，几乎相同，其不即乱亡者，赖有一二大臣为之主持耳。英宗虽入嗣仁宗，缵承大统，而其本生父则固濮王也。以本生父称皇伯，毋乃不伦！欧阳修援引礼经，谓应称亲降服，议固甚当，韩琦即据以定议，于称亲之议，则请行之，于称皇称后之议，则请辞之，最得公私两全之道...微韩魏公诸人，宋室恐早不纲矣。盖舆论与清谈，其足致乱亡一也。
吉川幸次郎：他在学问文章方面的名声，以及在政治上的地位影响，与日俱增，至于众莫能及的地步。……不但在政治上，在文化上也是当代最高的领袖人物。
陶德文：以其多方面的才华鹤立于同时代的文人中，……其光华始终超越群星。
宇文所安：欧阳修的渊博和睿智，可与英语文学中的塞缪尔·约翰逊相提并论。
秋声赋
朝代：宋代
作者：欧阳修
原文：
欧阳子方夜读书，闻有声自西南来者，悚然而听之，曰：“异哉！”初淅沥以萧飒，忽奔腾而砰湃，如波涛夜惊，风雨骤至。其触于物也，鏦鏦铮铮，金铁皆鸣；又如赴敌之兵，衔枚疾走，不闻号令，但闻人马之行声。予谓童子：“此何声也？汝出视之。”童子曰：“星月皎洁，明河在天，四无人声，声在树间。”
余曰：“噫嘻悲哉！此秋声也，胡为而来哉？盖夫秋之为状也：其色惨淡，烟霏云敛；其容清明，天高日晶；其气栗冽，砭人肌骨；其意萧条，山川寂寥。故其为声也，凄凄切切，呼号愤发。丰草绿缛而争茂，佳木葱茏而可悦；草拂之而色变，木遭之而叶脱。其所以摧败零落者，乃其一气之余烈。夫秋，刑官也，于时为阴；又兵象也，于行用金，是谓天地之义气，常以肃杀而为心。天之于物，春生秋实，故其在乐也，商声主西方之音，夷则为七月之律。商，伤也，物既老而悲伤；夷，戮也，物过盛而当杀。” (余曰 一作：予曰)
“嗟乎！草木无情，有时飘零。人为动物，惟物之灵；百忧感其心，万事劳其形；有动于中，必摇其精。而况思其力之所不及，忧其智之所不能；宜其渥然丹者为槁木，黟然黑者为星星。奈何以非金石之质，欲与草木而争荣？念谁为之戕贼，亦何恨乎秋声！”
童子莫对，垂头而睡。但闻四壁虫声唧唧，如助予之叹息。
译文
本篇开头一句，由四个分句组成。叙述初闻声时的情况。欧阳子正夜读时，听到从西南方向传来的声音，“自西南来”已透露了“秋”的消息。接着，“悚然”“异哉”使读者已有“不寻常”之感了。
接着便是对“声”的具体描绘。开始是轻轻的，徐徐的，忽然狂急起来，为了把这“声”的气势状写得更如酣畅，更能震撼人心，又用了一连串的贴切新颖的比喻。如夜惊的波涛，骤至的风雨，衔枚疾走的千军万马，难怪使人“悚然”并发出“异哉”的感叹！但，究竟“此何声也”？至此，作者还不急于点明，还要命童子“出视之”。
上面的描写都是诉诸听觉的，这里，要使读者用视觉了。“星月绞洁，明河在天”，好一幅平静明媚的秋夜图景！“四无人声”，声是从“树间”产生的。童子只是把观察到的现象转告了他。然后，根据童子的答复，才作出“此秋声也”的判断。文笔曲折有致，是很耐人寻味的！
第二段在“此秋声也”的判断之后，紧接着笔锋便转到描写“秋之为状”了。“秋状”与“秋声”是相依相存的。写“状”正是为了更好地写“点”。“秋之为状”作者精细地从四个方面进行了描写；即：秋的颜色是阴晦的；秋的容貌是高朗的；秋的气温是寒冷的；秋的意味是萧索的。
这样一幅“秋状”，“其为声也”因而是“凄凄切切，呼号奋发”，它横扫千军，威猛异常。丰草绿立即萎黄衰败；佳木葱茏立即枝沾叶落。这“摧败零落”杀气腾腾的秋声，正是秋气的余威！至此，文意似已穷尽了。但“夫秋”一转，又从感性升华到理性，从对秋状秋声的具体描绘，转入理论上的阐发。他引喻取臂，把古人对“秋”的理解引为制度或其方面的安排，来说明“秋”的特性，概括起来就是“伤”和“杀”。如把刑官称秋官，审定处决死囚也在秋天，又如把秋比作“兵象”，是用兵出征的季节。作者又以音乐与律吕作比，说明秋声是西方的音乐，属商声，“商，伤也”；“律”中的“夷则”属于“七月”，“夷”就是杀的意思。世间万物，老了自然悲伤；过盛了，应该杀戮。这就是大自然的规律。
从大自然的这一规律，再联系到人类，实际上就是联系作者自己。
草木是无情的，秋声来了，随即枯萎凋零。万物之灵的人类，却与草木不同，他是有感情的，是有所作为的。因此，他一生当中，会有多种多样的忧伤触动他的心，有各种各样的烦恼事情损伤他的形体。内心忧伤必定使精神受到影响，况且想达到自己力所不及的愿望，担优自己智慧不能办到的事情，都会使自己的情绪低沉，忧心忡忡。这样必然会弄得自己红润的脸色变成搞木一般，黑色的头发变成白色。人的体质不比金石，何必与草木争繁荣呢！这样看来，实际上是；己我贼了自己，何必去怨恨秋声呢！
“思其力之所不及，忧其智之所不能”，似有“志大才疏”之慨；但根据作者的实际情况来看，他多方面都已有很大的成就了，仕途上虽遭受过一些挫折，如因与“小人册党”斗，或因勇敢直谏，屡遭贬谪；但他仍然官至枢密副使参知政事。地位十分显赫。文学上，诗、词、散文早已是一代名家。那么，还有什么感到“力”不及，“智”不能的呢？显然不是为了个人名利成就，而是为了更崇高的政治理想不能实现才发出如此感慨的。这难道不是先天下之忧而忧的“忧国忧民”的意味么？悲忧先已存在心中，秋声一起，触发了久存于心的郁抑之情。所谓“秋声”，实际就是作者的“心声”。
这也是一篇散文赋。语言上的特色与《醉翁亭记》是相同的，就是骈散结合。它辞藻华美，声调和谐。在内容结构上一层一层地由情入理，由感性到理性，逐步深入。文中添一童子，一是为了增加情趣；一是为了以童子的无愁，反衬作者的深愁。但这篇文赋的情调低沉，这是应当注意的。
欧阳修
长恨歌欣赏
欧阳修《洛阳牡丹记》原文及译文
《花品叙第一》
牡丹出丹州、延州，东出青州，南亦出越州。而出洛阳者，今为天下第一。
洛阳所谓丹州花、延州红、青州红者，皆彼土之尤杰者。然来洛阳，才得备众花 之一种，列第不出三，已下不能独立与洛花敌。而越之花以远，罕识不见齿然， 虽越人亦不敢自誉以与洛花争高下。是洛阳者，是天下之第一也。洛阳亦有黄芍 药、绯桃、瑞莲、千叶李、红郁李之类，皆不减他出者。而洛阳人不甚惜，谓之 果子花曰某花（云云），至牡丹则不名直曰花。其意谓天下真花独牡丹，其名之著， 不假曰牡丹而可知也。其爱重之如此。说者多言洛阳于三河间古善地，昔周公以 尺寸考日出没，测知寒暑风雨乖与顺于此。此盖天地之中，草木之华得中气之和 者多，故独与他方异。予甚以为不然。夫洛阳于周所有之土，四方入贡道里均， 乃九州之中。在天地昆仑旁礴之间，未必中也！又况四方上下， 不宜限其中以自私。所谓和者，有常之气，其推于物也，亦宜为有常之形。物之 常者，不甚美，亦不甚恶。及元气之病也，美恶隔并而不相和入。故物有极美与 极恶者，皆得于气之偏也。花之钟其美，与夫癭木拥肿之钟其恶，丑好虽异，而 得一气之偏病则均。洛阳城围数十里，而诸县之花莫及城中者，出其境则不可植 焉。岂又偏气之美者，独聚此数十里之地乎？此又天地之大不可考也。已凡物不常 有而为害乎人者曰灾，不常有而徒可怪骇不为害者曰妖。语曰：天反时为灾，地 反时为妖。此亦草木之妖而万物之一怪也。然比夫癭木拥肿者，窃独钟其美而见 幸于人焉。余在洛阳四见春天：圣九年三月始至洛，其至也晚，见其晚者；明 年，会与友人梅圣俞游嵩山少室缑氏岭、石唐山紫云洞，既还不及见；又明年， 有悼亡之戚，不暇见；又明年，以留守推官，岁满解去，只见其蚤者，是未尝见 其极盛时。然目之所瞩，已不胜其丽焉。余居府中时，尝谒钱思公于双桂楼下， 见一小屏立坐后，细书字满其上。思公指之曰：“欲作花品，此是牡丹名，凡九 十馀种。”余时不暇读之。然余所经见，而今人多称者才三十余种，不知思公何 从而得之多也？计其馀虽有名而不著，未必佳也。故今所录，但取其特著者而次 第之：姚黄魏花细叶寿女鞓红（亦曰青州红）牛家黄潜溪绯 左花献来红叶底紫鹤翎红添色红倒晕檀心 朱砂红九蕊真珠延州红多叶紫粗叶寿安丹州红 莲花萼一百五鹿胎花甘草黄一擫红玉板白。
《花释名第二》
牡丹之名，或以氏，或以州，或以地，或以色，或旌其所异者而志之。姚黄、 左花、魏花，以姓著；青州、丹州、延州红，以州著；细叶、粗叶、寿安、潜溪 绯，以地著；一擫红、鹤翎红、珠砂红、玉板白、多叶紫、甘草黄，以色著；献 来红、添色红、九蕊真珠、鹿胎花、倒晕檀心、莲花萼、一百五、叶底紫，皆志 其异者。
姚黄者，千叶黄花，出于民姚氏家。此花之出于今未十年，姚氏居白司马坡， 其地属河阳。然花不传河阳传洛阳，亦不甚多，一岁不过数朵。
牛黄亦千叶，出于民牛氏家。比姚黄差小。
真宗祀汾阴，还，过洛阳，留宴淑景亭，牛氏献此花，名遂著。
甘草黄，单叶，色如甘草。洛人善别花，见其树知为某花。云独姚黄易识， 其叶嚼之不腥。
魏家花者，千叶肉红花，出于魏相（仁溥）家。始樵者于寿安山中见之，斫 以卖魏氏。魏氏池馆甚大，传者云：此花初出时，人有欲阅者，人税十数钱，乃 得登舟渡池至花所，魏氏日收十数缗。其后破亡，鬻其园，今普明寺后林池乃其 地，寺僧耕之以植桑麦。花传民家甚多，人有数其叶者，云至七百叶。钱思公尝 曰：“人谓牡丹花王，今姚黄真可为王，而魏花乃后也。
鞓红者，单叶深红花，出青州，一曰青州红。故张仆射（齐贤）有第西京 贤相坊，自青州以橐驼驮其种，遂传洛中，其色类腰带鞓，谓之鞓红。
献来红者，大，多叶浅红花。张仆射罢相居洛阳，人有献此花者，因曰献来 红。
添色红者，多叶花，始开而白，经日渐红，至其落乃类深红。此造化之尤巧 者。
鹤翎红者，多叶花，其末白而本肉红，如鸿鹄羽色。
细叶、粗叶寿安者，皆千叶肉红花，出寿安县锦屏山中，细叶者尤佳。
倒晕檀心者，多叶红花。凡花近萼色深，至其末渐浅。此花自外深色，近萼 反浅白，而深檀点其心，此尤可爱。
一擫红者，多叶浅红花，叶杪深红一点，如人以三指擫之。
九蕊真珠红者，千叶红花，叶上有一白点如珠，而叶密，蹙其蕊为九。
一百五者，多叶白花。洛阳以谷雨为开候，而此花常至一百五日开，最先。
丹州、延州花，皆千叶红花。不知其至洛之因。
莲花萼者，多叶红花，青趺三重，如莲花萼。
左花者，千叶紫花，叶密而齐如截，亦谓之平头紫。
朱砂红者，多叶红花，不知其所出。有民门氏子者，善接花以为生，买地于 崇德寺前治花圃，有此花。洛阳豪家尚未有，故其名未甚著。花叶甚鲜，向日视 之如猩血。
叶底紫者，千叶紫花，其色如墨，亦谓之墨紫花。在藂中旁必生一大枝，引 叶覆其上。其开也，比他花可延十日之久。噫！造物者亦惜之耶。此花之出，比 他花最远。传云：唐末有中官为观军容使者，花出其家，亦谓之军容紫，岁久失 其姓氏矣。
玉板白者，单叶白花，叶细长如拍板，其色如玉，而深檀心。洛阳人家亦少 有。余尝从思公至福严院见之，问寺僧而得其名，其后未尝见也。
潜溪绯者，千叶绯花。出于潜溪寺，寺在龙门山后，本唐相李藩别墅。今寺 中已无此花，而人家或有之。本是紫花，忽于藂中特出绯者不过一二朵，明年移 在他枝，洛人谓之转（音篆）枝花，故其接头尤难得。
鹿胎花者，多叶紫花。有白点如鹿胎之纹，故苏相（禹珪）宅今有之。
多叶紫，不知其所出。初，姚黄未出时，牛黄为第一；牛黄未出时，魏花为 第一；魏花未出时，左花为第一；左花之前，唯有苏家红、贺家红、林家红之类， 皆单叶花，当时为第一。自多叶、千叶花出后，此花黜矣。今人不复种也。
牡丹初不载文字，唯以药载《本草》。然于花中不为高第，大抵丹、延以西 及褒斜道中尤多，与荆棘无异。土人皆取以为薪。自唐则天已后，洛阳牡丹始盛， 然未闻有以名著者。如沈、宋、元、白之流，皆善咏花草，计有若今之异者，彼 必形于篇咏，而寂无传焉。唯刘梦得有《咏鱼朝恩宅牡丹诗》，但云“一藂千万 朵”而已，亦不云其美且异也。谢灵运言“永嘉竹间水际多牡丹”，今越花不及 洛阳甚远，是洛花自古未有若今之盛也。
《风俗记第三》
洛阳之俗，大抵好花。春时城中无贵贱皆插花，虽负担者亦然。花开时，士 庶竞为游遨，往往于古寺废宅有池台处为市，井张幄帟，笙歌之声相闻。最盛于 月陂堤、张家园、棠棣坊、长寿寺、东街与与郭令宅，至花落乃罢。洛阳至东京 六驿，旧不进花，自今徐州李相（迪）为留守时始进。御岁遣牙校一员，乘驿马 一日一夕至京师，所进不过姚黄、魏花三数朵，以菜叶实竹笼子藉覆之，使马上 不动摇，以蜡封花蒂，乃数日不落。大抵洛人家家有花，而少大树者，盖其不接 则不佳。春初时，洛人于寿安山中斫小栽子卖城中，谓之山{ }子人家，治地为畦 塍种之，至秋乃接。接花工尤著者一人，谓之门园子，豪家无不邀之。姚黄一接 头，直钱五千，秋时立券买之，至春见花乃归其直。洛人甚惜此花，不欲传。有 权贵求其接头者，或以汤中蘸杀与之。魏花初出时，接头亦直钱五千，今尚直一 千。接时须用社后重阳前，过此不堪矣。花之木去地五七寸许，截之乃接，以泥 封裹，用软土拥之，以蒻叶作庵子罩之，不令见风，日唯南向，留一小户以达气， 至春乃去其覆，此接花之法也（用瓦亦奇）。种花必择善地，尽去旧土，以细土 用白敛末一斤和之。盖牡丹根甜，多引虫食，白敛能杀虫，此种花之法也。浇花 亦自有时，或用日未出，或日西时。九月旬日一浇，十月、十一月三日、二日 一浇，正月隔日一浇，二月一日一浇，此浇花之法也。一本发数朵者，择其小者 去之，只留一二朵，谓之打剥，惧分其脉也。花才落便翦其枝，勿令结子，惧其 易老也。春初既去蒻庵，便以棘数枝，置花丛上，棘气暖可以辟霜，不损花芽， 他大树亦然。此养花之法也。花开渐小于旧者，盖有蠹虫损之，必寻其冗，以 硫黄针之，其旁又有小穴如针孔，乃虫所藏处，花工谓之气葱，以大针点硫黄末 针之，虫乃死，花复盛，此医花之法也。乌贼鱼骨用以针花树，入其肤，花輙死， 此花之忌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