竺可桢 杏花疏影里的笛声

1905年，上海澄衷中学有一位十五岁的少年，来自浙江上虞关东镇，家里是开米行的，本名叫竺兆熊，私塾章先生给他改名竺可桢。由于长得瘦小羸弱，同学胡洪骍预言他活不过二十岁。竺可桢心头暗惊，却不露声色，开始默默地练体操、学游泳、打网球，还做了班长。后来闹学潮，竺可桢转去了复旦公学，继而考入唐山路矿学堂。

1910年，四百多人报考第二批庚款官派留学生。在录取的七十人中，竺可桢列第二十八名，那位胡同学列第五十五名。在赴美的轮船上，胡同学再次与竺可桢打赌，说竺可桢活不过六十岁，如果输了，他就在寿宴上磕三个响头；如果竺可桢活得比他长，可以对着他尸体踢一脚。结果，竺可桢活了八十四岁，有同学比竺可桢早去世十二年，他的名字叫胡适。

到了美国，有三个人选了农学，可惜最后都转行了。王预（王增久）学了机械，胡适学了哲学。说起来，竺可桢所学的专业多少与农业有些关联，是气象学，最后在哈佛大学拿到博士学位，论文题目为《远东台风的新分类》。留美八年，竺可桢急切想回到祖国。他先是讲学，后来在中央研究院负责气象研究所，为中国填补了一项项的空白，包括修建第一座由中国人管理的气象台。

1936年年初，在陈布雷的力荐之下，蒋介石约见竺可桢，请竺可桢出任浙江大学校长。竺可桢迟迟不点头，一方面是不耐烦行政工作，另一方面是舍不得喜爱的气象学研究。

考虑再三，竺可桢向蒋介石提出了三个条件：一是财政须源源接济；二是校长有全权，不受党政之干涉；三是时间以半年为限。获允后，竺可桢于同年4月7日正式就任浙江大学校长。竺可桢在当天的日记中写道：“晨雷雨。上午有雾。午有雷。下午四点见阳光。晚又雨。玉兰盛开，杏花落，寓中白樱花开。”

变幻无常的天气似乎预示着：竺可桢今后的人生之路不会一帆风顺。不过，竺可桢从那时起连续三十八年坚持写日记，共计八百多万字，直到去世的前一天，他还用颤抖的手记下了当天的气温、风力等。

实践证明：大学还是需要内行来管理的，政客、军阀、能臣、近侍都不是人类思想花园领袖的合适人选，校长还得是具备名望与能力的科学家。尽管当时的浙江大学是个不折不扣的烂摊子，房屋破败、师资匮乏，但竺可桢成竹在胸，慢慢梳理清楚了，坚持聘用一流的学者，如苏步青、束星北等；招收一流的学生，哪怕是浙江省主席的女儿甚至自己的长子，只要考试不过，一概不取。

半年一下子就过去了，蔡元培哪能放过他，好说歹说要他坚持一年。结果天算不如人算，抗日战争爆发了，随着日军的迅猛挺进，浙江大学全体师生分三批离开杭州，历时两年半，横穿浙江、江西、广东、湖南、广西、贵州六省，行程达二千六百公里。虽然颠沛辗转，浙江大学却弦歌不辍，每到一处，稍作休息，即打开教案、拿出课本复课，科学研究从没停过，最终将校址迁到贵州的遵义、湄潭，并在此办学七年。后来，彭真把这一壮举誉为文化军团的万里长征。

流亡之初，竺可桢的妻子张侠魂和幼子竺衡在半个月之内接连因患痢疾而逝。张侠魂出身望族，毕业于上海女校，是中国第一个乘飞机上天的女性。他们的媒人是张默君，在波士顿见到年少才高的竺可桢，马上为妹妹订下婚事。竺可桢当年急于回国，也是为了完婚。婚后夫妻琴瑟和鸣，极为美满。竺可桢难以接受这沉重的打击，在日记中为亡妻写下了很多悼亡诗，比如这首：

生别可哀死更哀，

何堪凤去只留台。

西风萧瑟湘江渡，

昔日双飞今独来。

眼见余下子女尚幼，浙大又在生死存亡的关头，经物理系同事介绍，竺可桢于1941年3月15日迎娶了三十六岁的陈汲。陈汲才貌双全，因两位哥哥忙于国事，她在家照顾父母，待字闺中，连挑剔的胡适都对她称赞不已。婚后不久，他们添了女儿竺松，一家子其乐融融，免除了竺可桢的后顾之忧。

青年竺可桢

在贵州山沟里安顿下来后，竺可桢毫不气馁，带领浙大快速发展起来。他们率先施行了导师制，每周邀请国内外一流的学者讲学。竺可桢在开学典礼上提出两个问题：到浙大来做什么？将来毕业后做什么样的人？并提出“转移国运”和“拯救中华”两项要求。他为浙江大学定了校训：“求是——排万难、冒百死，以求真知。”

可喜的是，学术也在苦难中开出灿烂的花朵，如谈家桢发现了瓢虫色斑变异的镶嵌显性现象，苏步青主持的数学系被国外称为“浙大学派”。据不完全统计，当年浙大的师生中，后来有五十人当选两院院士，包括李政道、叶笃正等人。1944年，李约瑟到访，认为浙江大学完全可以同剑桥、牛津相媲美，赞誉浙大为“东方剑桥”。

1946年，流亡了八年半的浙江大学回到了杭州，实力早已今非昔比，由原来的地方院校发展为与西南联大等“大三元”比肩而立。不过，竺可桢心有遗憾，他已经看不懂前沿的气象学论文了，他在日记中感慨道：“十年校长，已成落伍之气象学家矣。”

按照民间习俗，1949年3月7日是竺可桢的虚岁六十大寿。学生们为老校长做了一幅锦旗，上书：“浙大保姆。”本来想办个盛大的生日晚会，但竺可桢不辞而别，躲到了上海。

竺可桢题字

像他这样的顶尖科学家，无论何时都是国宝。竺可桢在天安门城楼上见证了开国大典，随后被任命为中国科学院副院长。在他主持下，短短几年内，中科院的研究机构就由十六个增到四十四个，科研人员由二百一十九人增到二千四百九十六人。令他痛心的是，1952年全国院校大拆分，浙大损失惨重、元气大伤。

1964年，竺可桢发表《论我国气候的特点及其与粮食生产的关系》，对农业提出了很多建议。

“文革”期间，竺可桢是屈指可数的几个没受到暴力冲击的知识分子。他知道这是几位最高领导人的特殊关照。他主动降低工资，缩小住房面积。即使如此，也不消停，光接待外调人员，就达到一百八十三次。好在有日记为证，他保护了很多过去的同事朋友。

竺可桢无法进行野外考察，就在自家的院子里记录气象变化，每天早晨拿着温度表记录气温，收集院子里的灰尘，精心测量尘埃单位面积的重量。观察结果：首都的微尘大幅增加，生态环境已经恶化。

临终前，竺可桢出版了《物候学》，本书是他几十年物候观测的科学总结，是历史文献结合科学考察的一部伟大著作。

1974年2月7日凌晨，竺可桢因患肺病，离开了他热爱的世界，享年八十四岁。多年以后，他的一位学生接受记者采访，对抗战时期的老校长记忆犹新，他形容当时聆听竺可桢教诲的感受：

好似杏花疏影里响起的笛声，

那样嘹亮与悠扬，

将日月星辰都打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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