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青往事：四十年后重返第二故乡，看到自己的初恋她失声痛哭
我文友黄文成的姐姐叫黄文娟，黄文娟是六八届初中毕业生，她曾在陕北的桃家山大队插队落户生活了九年，恢复高考的第一年考上大学才离开了她插队落户第二故乡。黄文成跟我讲述了他姐姐在陕北插队落户的生活经历，他一边讲一边流泪。
1969年1月27日，黄文成和他父母簇拥着黄文娟走上了站台，他姐刚过完十六岁生日就坐上了北京开往陕西方向的知青专列，踏上了下乡插队的艰苦旅程。那天，知青专列启动的时候，黄文成的母亲晕倒在站台上，她对女儿有太多的牵挂和不舍，是黄文成的父亲把他母亲从车站背回的家。
半个月后，黄文成收到了他姐黄文娟的信，黄文娟说她们插队落户的地方在延安东北部，是陕北比较贫穷的地方，那个村子叫桃家山大队，他们十三名（八名男生五名女生）北京知青被分派在桃家山大队第四生产小队。队长姓张，对他们很热情很关照，还安排了一位社员专门给他们做饭。
陕北的腊月很寒冷，比北京还冷，当时正是农闲时节，社员了除了上山打柴，基本没有什么农活。黄文娟他们到达桃家山四队后，张队长把他们十三名知青安排在了队部东边的那两孔土窑里（以前搞农田基本建设大会战时公社干部居住的窑洞），窑里虽然也有土炕和锅灶，可灶上的锅太小，没办法做饭，张队长只好暂时安排知青们到老乡家里吃派饭，他亲自带领两名老社员把知青们居住的土窑里的灶台扒掉，重新垒砌了灶台，到公社供销社买来了两口大铁锅和笼屉锅盖，还为知青们买来了碗筷和一应生活用品。腊月二十三那天，知青们就不再去老乡家里吃派饭了，他们窑里的锅灶能做饭了。
当时桃家山大队的社员吃粮还不宽裕，农闲时节要吃一些菜团子（干萝卜缨子为主）或糠团子替代粮食，省下一些粮食到农忙时节吃。知青们当时有国库供应粮，他们的吃粮没有问题。但当时正是寒冬，几乎没有什么蔬菜，社员们家储存的萝卜洋芋（土豆）也不多，知青们面临着吃菜的难题。好在乡亲们都很淳朴善良，他们宁肯自己不吃，也会送给知青们一些酸菜和萝卜洋芋，张队长还给知青们送来了半盆咸菜和一碗辣酱。
春节前和一个正月，黄文娟他们除了跟着张队长上山打了两趟烧柴和每天挑水，基本上就没干过什么，张队长安排的那位社员一直帮教知青们烧火做饭，直到出去正月。
到了阴历的二月初，陕北的天气逐渐转暖，一年一度的春耕春播生产就要开始了，社员们已开始出山劳动，干一些零星农活，比如把牛圈里的牛粪挑到场院晾晒，在山坡的阳面开垦一点荒地，修补一下地堰和路面，往山上运送羊粪牛粪等，虽没有什么具体的农活，可社员都闲不着。
阴历二月末的时候，春耕春播生产全面开始了，知青们也要和社员们一样往几里路以外的山坡上挑粪，也要和社员们一样拉犁拉耙（牲口少，只能用人代替牲口），小的地块就要用老镢头刨挖（老乡说掏地），劳动一天，知青们手上就磨起了水泡，肩膀压得又红又肿，黄文娟累得直抹眼泪。
就这样在磕磕绊绊中经历了两年的春耕春播和秋收秋种的生产劳动，陕北农民受的苦知青们基本尝了个遍，陕北老乡常说的受苦，知青们深有体会。
1972年春天（春节过后不久），黄文娟在北京陪父母过完春节又回到了桃家山大队。考虑到三年来张队长给予了自己很多关爱和帮助，黄文娟就把从北京带来的饼干桃酥给张队长家送去了一些。那天大队书记正好到张队长家找张队长商量增加一名民办教师的事情，黄文娟从张队长家出来，又带着一点从北京带来的特产去了大队书记家。
没多久，黄文娟就成了桃家山小学的民办老师，一同插队的知青们都说黄文娟运气好，总算脱离了繁重的生产劳动。为了照顾大家的情绪，黄文娟主动提出，每天的晚饭她来做，刷锅洗碗也是她负责。
桃家山小学一共有三孔窑洞，一二年级的学生娃在一个教室（一孔窑）里上课，三四年级的学生在一个教室上课，另一孔窑洞是五年级学生的教室兼老师办公室。一二三年级的学生娃还多一些，四年级和五年级的学生没几个，五年级就有四名学生。学校的老师一共就三人（包括黄文娟在内），教五年级的是一名年轻后生，初中毕业，当年十九岁，他叫刘大志。教一二年级学生的老师四十多岁，是桃家山一队原来的会计，据说只读过三年书。黄文娟负责教三年级和四年级的学生娃，她还负责教五个年级的音乐课。
刚到学校教书时，学生娃大都说方言，黄文娟最大的困惑就是听不太懂，她跟学生娃交流多多少少有一些障碍。幸亏刘大志老师很善良也很热情，他主动教黄文娟说陕北方言，还教黄文娟唱信天游，这对黄文娟跟学生的交流起到了很大的帮助。黄文娟虽然参加了三年的劳动，也跟社员们学会了一下陕北方言，但她只能懂个大概，有很多方言还是不明白是啥意思。
刘大志老师长得很帅气，个头也高，大大的眼睛，高高的鼻梁，就是皮肤有点黑，典型的陕北好后生。对于刘老师这个年轻后生，黄文娟一点也不反感，她甚至有点喜欢上了这个淳朴善良又乐于助人的刘老师。
黄文娟的个子虽然算不上高，可她长得很漂亮，大眼睛双眼皮，牙齿洁白，一笑俩酒坑，还很爱笑，不光是队里的年轻后生说她俊样，就连一起来插队落户的知青们也都说黄文娟漂亮。
随着时间的推移，学校的学生娃越来越多，黄文娟的教学经验也越来越丰富，她连续两年被公社评为模范知青和模范教师，黄文娟和刘大志老师的关系也越来越密切，两人之间都产生了一种爱慕之情，只是谁也没说出口。
1975年，桃家山大队得到了一个工农兵学员名额，得到消息的黄文娟第一时间找到了大队书记，她非常想去上大学。淳朴善良的大队书记却笑着说：“你在学校教书，比起常年参加生产劳动的人要好很多嘛，老话说皇帝还要轮流做哩，好事情不能都可你一个人呀。你就安心教书嘛，学校离不开你哩。”结果，一个身体弱小的女知青去上了大学。上大学是黄文娟从小的理想，她为此难受了好久。
邢仪老师知青油画作品
看黄文娟因为上大学的事情闹情绪，刘大志就耐心开导她说：“当老师总比当农民好嘛，人要知足哩，再说了，以后还有机会，再慢慢等机会嘛。”刘大志还把家里的红枣和煮鸡蛋送给黄文娟吃，各方面都给予黄文娟很大的帮助。
不知是日久生情还是刘大志的所作所为感动了黄文娟，黄文娟深深爱上了刘大志，她把自己那支心爱的钢笔和买了好久都没舍得在上面写过字的日记本送给了刘大志，还在日记本的扉页上写上了：赠亲爱的刘大志老师，我愿与你一起携手未来。就这样，两个人相爱了。
那年春节前，黄文娟回北京探亲过春节，她把自己恋爱的事情告诉了她父母，没想到她的母亲强烈反对，她母亲死活不同意她和一个民办小学教师结婚。长这么大，黄文娟第一次和她母亲发生了争吵，她赌气返回了陕北。
虽然母亲强烈反对，黄文娟还是发自内心喜爱刘大志，她还是和刘大志保持着密切关系。但细心的刘大志还是发现了黄文娟的异常，一再追问下，黄文娟说出了她母亲反对她在陕北找对象的事情。但黄文娟当着刘大志的面明确表态，她说自己的婚姻大事自己做主。
转眼到了1977年，恢复高考的消息随着送爽的秋风传遍了大江南北，传遍了大街小巷，也传到了闭塞的桃家山大队。听到这个振奋人心的消息，黄文娟兴奋地一夜未睡，她抱着课本看了整整一个晚上。
几天后，黄文娟和刘大志一起去报了名，他俩都决定参加高考。之后的日子里，两个人拼命复习，不明白的问题两个人相互探讨，直到弄个明白为止。
1977年12月份，陕北的天气已经很冷，高考的前一天，刘大志和黄文娟来到了县城，借住在刘大志的表哥家。高考结束后，刘大志带着黄文娟在县城逛了逛，就赶回了桃家山大队，学生娃们还等着他俩上课呢。
之后的日子，时间过得异常慢，在焦急漫长的等待中，总算等到了高考结果，黄文娟考上了北京的一所大学，刘大志落榜了。离开桃家山大队的头一天，黄文娟搂着刘大志哭了很久，她说大学毕业就回来和他结婚。那天，刘大志也哭了，黄文娟第一次看到刘大志流泪。
黄文娟离开桃家山大队那天，乡亲们都为黄文娟送行，学生娃们也都为她送行，送行的人群中，唯独没看到刘大志。第一学期快结束的时候，黄文娟接到了刘大志的信，内容如下：
文娟：
对不起！我这是最后一次给你写信，请你原谅！我考虑再三，决定和你分手，请你不要恨我。我不想再等下去了，我爸妈也不同意让我再等你。昨天我已看下了别的女子，下个月就要过事了。文娟，对不起！忘了我吧。
刘大志于1978年6月13日
看完刘大志的来信，黄文娟呜呜大哭，哭了个天昏地暗，哭了个梨花带雨。说句实话，黄文娟对刘大志的爱是发自内心的，是纯真的。直到大学毕业，黄文娟才渐渐淡忘了刘大志。大学毕业后，黄文娟被分配到北京海淀区的一所中学当了老师，直到退休，她的爱人也是学校的老师。
2021年五月末，黄文娟他们当年一起到桃家山插队的北京知青重返第二故乡看望了乡亲们。其实，黄文娟刚退休那年，就有同学和她商量重返第二故乡的事情，黄文娟因为和刘大志发生过恋情，她不想去触碰这块伤疤。这次实在经不住大家的劝说，她才和当年一起插队的同学们来到了桃家山。
到达桃家山那天是上午十点半，黄文娟他们在村口下车，步行往村里走。桃家山村变化很大，几乎寻不到原来的一丁点儿痕迹，就连村子周边的坡地也都变成了层层梯田。村子里很冷清，几乎看不到一个人影。快到村子中心的时候，大家突然看到一位老人拿着扫帚在扫大街，黄文娟走上去和那人打招呼，那人头也不抬也不搭话，只是低头扫大街。
在几个孩子和一位年轻婆姨的指点下，黄文娟他们来到了村委会，一位自称姓李的年轻女子接待了黄文娟他们。那位年轻女子是桃家山的大学生村官，刚来桃家山不久。她让几个孩子叫来了村里一位老人，大家都认出了那人，那人叫刘玉富，当年他就是桃家山四队的记工员。
愣怔了一会子，刘玉富认出了大家，他记忆最深刻的就是黄文娟老师。七十五岁的刘玉富身体很硬朗，耳不聋眼不花，知青们的名字他差不多都记得。黄文娟问刘玉富：“玉富哥，扫大街的那位老人是谁啊？我们和他打招呼，他不搭话，是不是耳朵有问题啊？”“啊呀！黄老师，你不知道哩，那个人就是刘大志，当年你走后，他老子让他娶支书家的二女子做婆姨，他不愿意，最后打了光棍。后来转成了公办教师，到了五十多岁时，精神出了点毛病，上面就给他办了病退。现在他的父母都不在了，是他的妹妹在照顾他。他现在除了扫大街就是坐在村头张望，谁也不记得，只记得他妹妹。好在他一个月有两千多块的退休金，还有医疗保险，生活上没有困难。”
听了刘玉富的话，黄文娟哭着跑出了村委会，大家都跟着跑了出去。黄文娟来到刘大志跟前，抢过他的扫帚扔在一边，哽咽着说：“刘老师，我是黄文娟，你还认得我吗？”刘大志翻着白眼看了黄文娟一眼，倒退着去捡地上的扫帚。任凭黄文娟哭着呼喊刘大志的名字，刘大志没有任何反应。看着目光呆滞的刘大志，黄文娟心里很难受。
吃午饭的时候，刘玉富叫来了刘大志的妹妹，刘大志坐在他妹妹身边，就像个孩子，直往他妹妹身边靠。黄文娟夹菜给他，他一个劲往旁边躲。看着须发斑白的刘大志，黄文娟心里就像刀割一样疼痛，她忍不住再次失声痛哭。
在桃家山待了三天，黄文娟他们看望了村里的老人，给刘大志和刘玉富留下了一些钱，带着内疚和牵挂，黄文娟他们离开了桃家山。
6月5日那天，黄文娟给刘大志的妹妹打电话，刘大志的妹妹说，自从黄文娟他们离开后，刘大志经常自言自语，好像在说北京知青，有时还说黄老师，他好像有点记忆了，眼神也不那么呆滞了。
黄文娟和她爱人商量了一下，他们计划去陕北把刘大志接到北京来，到医院给刘大志做个全面检查，毕竟北京的医疗条件好一些，看能不能医好刘大志的病，就算不能痊愈，哪怕改善一下，让他生活上能自理也行呀。黄文娟把这个计划告诉了一起去过陕北的同学们，大家都表示支持，都说有钱的出钱，有力的出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