伟大的“副产品”：李政道与中国互联网的特殊渊源 | 展卷
长达几十年的中美高能物理领域的科学合作有大量的文献记录，然而这一合作所带来的多项高技术副产品却鲜为人知，“互联网进入中国”正是其中一项伟大的技术“副产品”。
撰文 | 董洁林（清华大学中国科技政策研究中心兼职研究员）
作为理论物理学界的世界级领军人物，李政道非常了解高能粒子物理实验领域及相关技术前沿的情况，也非常了解中国科学界与世界脱节的状况。从1979年开始，李政道就在中国国家领导人的支持下，推动中美高能物理领域的合作。
20世纪90年代之前，中美科学家合作的重点在于，探讨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北京谱仪、北京同步辐射装置的建造等。到了90年代初，建造完成的实验设施开始产出数据了，合作的重点便转到实验设施的运行和改进、物理实验的设计以及数据处理和分析上。进入21世纪之后，合作的重点又转向了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重大改造工程、上海光源工程、大亚湾中微子实验和散裂中子源工程等项目。
图1 退休后的李政道，他手里拿的书是由本书作者主编的庆祝他90周岁生日的文集 | 王垂林2017年1月4日摄于旧金山
关于中美两国高能物理科学家的主要合作内容，有大量的文献记录， 然而，合作产生的多项“副产品”却鲜为人知，比如互联网进入中国。如果说李政道是中国互联网发展史上的关键节点和连接中美的“路由器”，许榕生就是李政道“构建”并发送回中国的一个核心“软件包”。目前担任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研究员的许榕生，经由李政道倡导的“中美联合培养物理类研究生计划”，于1982年春赴美，进入美国加州大学圣克鲁斯分校攻读博士学位。获得博士学位后，许榕生进入圣克鲁斯粒子物理研究所从事博士后研究。因为大部分时间都在斯坦福直线加速器中心学习和工作，所以他对加速器和阿帕网都比较熟悉。
许榕生回忆说：“1988年的一天，李政道先生应圣克鲁斯粒子物理研究所所长的邀请来所里做讲座，他特意跟到场的中国留学生讲到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的建设成果，并强调这个项目急需软件和物理分析人才。他热切地希望我能回国到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工作，我当即请他帮我写推荐信。他答应了，并从他在北京建立的中国高等科学技术中心拨给我一笔赞助金。”
1988年秋回国后，许榕生就加入了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并迅速投身到高能实验数据分析和软件编程的工作中，而当时的中国科学界还不太了解互联网已经在国际科教界成为重要通信手段的情况。1988年年末，斯坦福大学的教授沃尔特·托基提出，中美之间应该架设一条网络专线，但该提议出于某种原因而搁浅。在1991年举办的中美高能物理合作联合委员会会议上，美国科学家再次提出基于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实验的合作，建设一条中美之间的计算机网络专线，以解决实验数据传输与通信等方面的问题。
李政道为此事特别与中国国家领导人沟通，并由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立项和资助该项目。同时，李政道又与托基等美国科学家一道说服美国政府。两国政府同意之后，熟悉网络技术的许榕生成为这项计算机网络专线工程的中方负责人。
20世纪80年代，中国也有一些高校和科研机构通过电话拨号方式接入国外大学或研究所的网络服务器，进行电子邮件通信。1986年8月25日，中科院高能所的吴为民通过远程拨号连接的方式给欧洲核子研究组织斯坦伯格教授发了一封电子邮件，这是从中国发往世界的第一封电子邮件。
图2 中美两国科学家于1991 年草拟的中美计算机网络专线设计手稿 | 许榕生博士供图
经过许榕生团队18个月的努力，从北京中科院高能所到美国斯坦福直线加速器中心的计算机网络专线于1993年3月2日正式开通。从技术上说，这是中国的第一条国际互联网专线。
这条专线开通后，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的资助下，科教领域的专家和教授很快就在高能所的网络上开设了账户，率先使用电子邮件等方式与全球联通。从此，中美之间不但可以传送电子邮件、文章，而且实现了实验数据的实时传输。
早期在互联网上冲浪的中国用户大都是科教界人士。1993年年底， 在几位德高望重的科学家的推动下，郝柏林起草了一份关于建设全国性计算机网络的建议书初稿，提交给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数理科学部， 为中国全面建设互联网吹响了集结号。
1994年4月，中国全功能接入互联网，成为国际互联网大家庭中的第77个成员。1994年5月，中科院高能所建立了中国第一个网站服务器， 推出了中国第一套网页。互联网就这样在中国登场了。
图3 中科院高能所于1994 年5 月建立了中国第一个网站服务器，推出了中国第一套网页 | 许榕生博士供图
未来难以计划，也不可预测。在人类科技发展史上，“种豆得瓜”的情景时有发生。李政道推动中美高能物理合作项目、中美联合培养物理类研究计划、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等的本意，是为了提升中国的科学水平，却无意中结出了中国互联网之“瓜”，这真是奇妙极了！
互联网在中国的商业化发展，得益于两类人才。第一类人才是海归派，他们携带着最新的互联网技术和理念，从美国回到中国创业和工作。例如，亚信公司创始人田溯宁和丁健，瀛海威公司创始人张树新，搜狐公司创始人张朝阳，百度公司创始人李彦宏等。
第二类人才是本土派，他们的商业嗅觉灵敏，熟悉中国市场和文化， 以独特的视角发现了互联网在中国的应用场景。例如，阿里巴巴公司创始人马云，腾讯公司创始人马化腾，小米公司创始人雷军等。在有些方面，中国互联网公司提供的服务，已超越了美国。
互联网会不会给中国社会带来“相变”，我不知道。到目前为止，国人“移民”网络世界的过程虽充满张力，但秩序井然。希望百年后的华夏子孙回望互联网在中国起步和发展的前30 年时，对当下的这一代人创造的万物互联技术心存敬佩，对今天互联网上的冲浪者、思想者与管理者的种种“猫鼠游戏”可以会心一笑。
本文经出版社和作者授权发布，选自《人类科技创新简史》（董洁林，中信出版社，2019），标题为编者所加。戳文末“阅读原文”即可购买此书。
本书推荐序
撰文 | 孙小淳（中国科学技术史学会理事长，中国科学院大学人文学院教授和常务副院长）
我与董洁林教授相识于现代科技创新的成果——微信。大约三年前，我在科学史同行微信群中偶然注意到，有一位群成员经常询问科学史的问题，并与群友进行辩论。有时我也加入，虽然看法不完全相同，却为她的执着和见识所吸引。后来，我在随意的交谈中了解到她更多的情况。董洁林教授本科毕业于中山大学物理系，20世纪80年代通过“中美联合培养物理类研究生计划”，赴美国卡内基–梅隆大学攻读博士学位。她毕业后从事过写作，做过美国《华尔街日报》和英国《金融时报》的特约撰稿人，曾任苏州大学商学院特聘教授和清华大学技术创新研究中心兼职教授。我还得知她使用科学计量的方法做了一份关于世界科技发明创造的年表，我觉得像她这样的学术和工作背景的学者来做科学史，一定有其独到之处。于是，我以中国科学技术史学会的名义邀请她到北京做了一次学术报告，题目是《回顾一万年，科技发展如何满足人的需要》，大致是运用马斯洛的需求理论，解释人类的科技发明。与会者或许并不完全同意她得出的结论，但董洁林教授关于世界科技发明创造的计量工作，还是得到了大家的肯定。科技作为人类文明中最具有进步性的事业，应该可以通过科学计量的方法得到充分的展示。
岁月如梭，微信群中的讨论常常进行，有时争论还非常激烈。我注意到董教授在讨论中除了对科学进步性的坚持，还越来越多地关注科学的社会和文化层面，话题中增加了原始思维、人类学、巫术、宗教、马林诺夫斯基、库恩等词语。我能感觉到，董教授在所有的交谈中，始终抱着学习的心态质疑、反驳与考证，对科学史的看法也与之前有所不同。有一天，董教授在群里宣布，她正在写一本关于人类创新史的书，而且接近尾声。她还告诉我们，为了写这本书，她参观访问了世界各地的博物馆，实地考察了许多古代遗址，并建立了“人类重大科技成就数据库”。这让我对她的作品有了一些期待。
几个星期前，我接到董教授的电话，邀请我为她即将出版的这本书作序。我很高兴看到她的写作计划变成了现实，想先睹为快，加上董教授盛情难却，便答应下来。
人类为什么要创新？为什么要发明新技术？这是董洁林教授想要回答的问题，她是通过对人类创新历史的考察来回答这个问题的。这本书思考了人类生活的方方面面。人类从远古时代走来，是什么特性将人类与动物区别开来？人是群居动物，必须组成社会和建立政府，人类是“政治人”（Homo politicus）；人类可以随时做爱，没有像动物那样的发情期，人类是“性爱人”（Homo sexualis）；人类会思考，是“智慧人”（Homo sapiens）；人类还会制造工具，创造新事物，人类也是“制作人”（Homo faber）。使用工具控制、操纵、利用、征服地球，是人类标志性的特征。这就是技术，技术是人类生活的事实。没有技术的创新，就没有人类生活。
思考如此宏大的问题无疑需要极大的勇气。董洁林教授巧妙地运用马斯洛的需求理论，视需求与欲望为人类创新的力量源泉，这是这本书的主线。马斯洛理论认为，人类需求由低到高分为生理需求、安全需求、社交需求、尊重需求和自我实现需求，最终还有自我超越需求。人类的技术创新，都是在满足某一种或多种需求。
全书六篇大致就是按照马斯洛的需求层次展开的，用“需求”这一清晰的线索贯穿起人类自新石器时代以来的技术创新历史。坦白地讲，将每一项技术创新归属于满足人类的哪一层次的需求，肯定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做法。但董教授在这本书中的归类显然不是随意的，而是凝聚了她对科技创新与人类社会的思考。单看她为这本书搭建的“人类重大科技成就数据库”，就知她付出的殷殷心血。她用心思和情感写成了这本书。
阅读这本书的书稿是一种愉快的经历，每每还有惊喜。董洁林教授常常以技术使用者的角度，观察和体验人类技术的发明创造历史，令人感到真切且耳目一新。比如，在“吃货的创新世界”一章，她把农业发明、陶瓷、食物加工、厨艺、酒、酱油、奶酪、维生素C等跨越万年、覆盖多领域的技术创新串成一线，展现出一幅“万众创新”的历史画面，颇有新意。再比如在“便宜革命”一章，她认为新产品的发明激发乃至制造了人们追求物质的欲望，而随后的标准化生产降低了成本和价格，满足了大范围的需求，由此促进了社会财富的增长。按照这个思路，她把产品组合、生产管理、电力普及、标准化及自动化的一些技术创新巧妙地联系在一起，勾勒出工业革命的技术创新图景。这些技术发明成了叙述人类文明史的物质元件，如此一来，技术史就可以从科学、社会、文化、心理等多维度展开。我们看到的也就不是单个技术发明的细节，而是每一项技术在人类需求力场中的位置。
在阅读过程中我发现，大家平时在微信群中讨论的问题，竟然也反映在这本书的字里行间。有些话题，比如巫术、宗教与科学的关系、中国古代有没有科学、近代科学为什么没有在中国发生的“李约瑟问题”等，大家的看法不尽相同，辩论有时非常激烈。但我可以看到，董教授认真听取了不同的见解，对相关文献进行了认真的研读，并形成了自己的看法。我虽然不能完全同意，但感觉她的观点已经不像最初那般锋芒毕露，而是变得更加圆润。就巫术与科学的关系，巫术不再被简单地视为科学的对立面——“迷信”，而是远古人类的另一种世界观，另一种思维模式，另一种价值观下的具体“科学”。当我看到这本书引用了人类学家如弗雷泽、马林诺夫斯基、埃文斯–普里查德等人的著作时，就知道她已经依据我们平时的争论悄悄地调整了自己的思路，这令我欣慰。她这种善于自我批判、自我修正、自我升华的治学态度，令人敬佩。
这本书涉及的技术创新和发明极多，几乎覆盖了人类需求的所有方面。我显然无力对书中涉及的每项技术创新的历史考证做出评价，但这是董教授用她的思想实验构建的人类创新历史，是一项非常有意义的尝试。历史本无轨迹，是我们用想象、用思想、用理论构建了有轨迹的历史。这个构建过程可以不断进行下去。我感谢并祝贺董教授为我们带来的这趟思想之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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