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静：“满村听说蔡中郎”溯源
蔡邕，字伯喈，官左中郎将，被称为蔡中郎。他是东汉末年的名士，关于他的传说颇为丰富。他精通音律，流亡吴地时发现焦尾琴；他工于书法，自成“飞白体”；他将万卷藏书赠给王粲，留下“蔡邕之赠”的美名。从汉末至魏晋，蔡邕在士林中极有声望，为乡里所宗。南北朝隋唐时期，他因“事董”开始受到讥讽，在宋代更是遭到丑化，尤其是在戏曲《赵贞女蔡二郎》中，他被描写成一个忘恩负义的薄行士人。蔡伯喈的这一反面形象在民间广泛流传，渐渐脱离历史真实，成为“负心汉”的典型。陆游的《小舟游近村舍舟步归》一诗，描绘出蔡邕故事在民间被广为传唱的盛况：“斜阳古柳赵家庄，负鼓盲翁正作场。死后是非谁管得?满村听说蔡中郎。”
“满村听说蔡中郎”故事中的蔡伯喈为了名利富贵，不惜弃亲抛妻，而历史上的蔡邕却是一个孝子。正如《后汉书，蔡邕传》中记载的那样，蔡邕在母亲卧病的三年中，衣不解带地侍候，“不寝寐者七旬”。母亲去世后，他在坟旁结庐，依礼居丧。他与叔父从弟同居，三世不分财，乡党高其义。蔡邕至少有两个女儿，一个是才女蔡琰(蔡文姬)，一个是西晋景献羊皇后之后母。蔡邕对子女非常关爱，并且亲自教蔡琰读书。蔡邕之妻是否赵五娘，已无从考证。从蔡邕对待父母、叔父、兄弟、女儿的态度中，可以看出他是一个孝悌慈爱之人，对妻子应该也是有情有义的吧。那么，宋代戏曲中何以将蔡邕塑造成一个“弃亲背妇”的反面人物呢?这与戏曲文学本身的虚构性有一定的关系，戏曲中的历史人物形象，与历史真实通常都有很大的不同。但最主要的原因是宋代戏曲家有意歪曲蔡邕形象，杜撰了蔡伯喈抛弃赵五娘的故事。他们之所以在浩瀚的历史人物中选择蔡邕作为“弃亲背妇”人物的原型，绝非偶然现象。
蔡邕为后人所称赞的是他的文才、书法，至于他的人品，则是历经千年难成定论。后世儒家学者从名节观上对蔡邕进行贬斥，是无可厚非的。儒家提倡忠孝仁义，在东汉这个经学盛行的朝代，尚名节也就成了必然之理。正如《廿二史劄记》中所说的那样，“盖当时检举征辟，必采名誉，故凡可以得名者，必全力赴之，好为苟难，遂成风俗”。按照东汉的这种士林风俗，蔡邕应董卓之辟，并为其歌功颂德、鼓琴助兴，可谓失节。然而，考虑到蔡邕所处的时代背景，对他的行为就可以理解了。他生活在顺帝、桓帝、灵帝、献帝四朝，这是东汉政治最黑暗的时代。生不逢时，无法施展抱负，对蔡邕来说，已属不幸；而少时父母双亡，缺少关爱，更使他的人生显得悲凉。他虽然出身于世家大族，但却在意气风发的青年时代遇到党祸，不得不闲居家乡，直到38岁政坛稍稳才得人公门。而后的两次出仕，前一次获罪受髡钳之刑后被流放，后一次应董卓之辟致使身死名败。董卓是残暴之人，蔡邕也曾想再次归隐，但当时已是名满天下，难以隐匿，因此犹豫不决。初平三年(192年)，董卓被诛，蔡邕为之叹息，被王允下狱冶死。
后世学者对蔡邕的评价，由赞赏到同情，再到斥责、丑化，呈现出褒贬不一、历代相异的特点。这是因为不同时代背景下，学人对待名节的态度有所不同，故而对蔡邕的评价差别很大。东汉末年至三国时，人们对蔡邕的评价是很高的。孔融是蔡邕的朋友，他身边有一个虎贲士长得非常像蔡邕，孔融每次酒醉后，便与他同坐，说：“虽无老成人，且有典刑。”丝毫没有以蔡邕变节为耻，而是在他死后怀念不已。曹操更是把蔡邕视为自己的管鲍之好，专门派遣使者将他的女儿蔡琰用金璧从匈奴赎回，全然没有轻视他的人品。太尉马日昚听说王允要杀蔡邕，立刻飞驰相救。卢植也劝阻王允，说蔡邕忠孝素著、所坐无名。蔡邕下狱后，士大夫纷纷前去救他，在他死后，缙绅诸儒莫不流涕。在家乡陈留一带，人们以画像的形式纪念他。由此可见，蔡邕的“事董”并没有引起士人的反感，相反，他是非常受士人敬仰的，在民间的声望也很高。董卓专权时期，号为硕儒的荀爽、韩融、陈纪也应董卓之辟，朝中官员大多数是顺从董卓的，即使是后来设计诛杀董卓的王允在当时也是身居高官。因此，蔡邕的行为并不为时人诟病。难能可贵的是，在董卓死后，他依然感激董卓赏识之恩，没有像多数人那样及时转舵倒戈攻击董卓，实在是“真性实情蔡中郎”。
到了南朝宋，范晔在(《后汉书》中把蔡邕和马融放在一卷中，除了他们两个都是经学家以外，主要的原因应该是他们都是“变节”的士人。范晔这样评价马融和蔡邕：“季长戚氏，才通情侈。苑囿典文，流悦音伎。邕实慕静，心精辞绮。斥言金商，南徂北徙。籍梁怀董，名浇身毁。”范晔认为蔡邕和马融一样，都是因为攀附权臣之势，才使自己名节尽丧，已经对蔡邕有所批评。但是，范晔对马融、蔡邕所持的态度是有差别的，他认为马融依附梁冀“为正直所羞”，故而“物我异观，亦更相笑也”，充满嘲讽的意味。对蔡邕则明显地表现出了同情之心，他认为蔡邕经过流放逃亡之后，受到董卓重用，“属其庆者，夫岂无怀”，乃是不忘董卓恩义，亦属有情之人。同时，范晔以为蔡邕之行不至于被诛，王允杀他并非因其“事董”，而是怕他著史流传后世对自己不利。由此可知，南朝时候人们虽然也认为蔡邕屈于董卓是不节之举，而鉴于他“变节”的无奈，又对他的行为充满了理解。马融之所以受到当世人指责，是因为他生活在章帝、和帝、安帝、顺帝、桓帝年间，那时经学还比较兴盛，人们还很看重士人的名节。马融投靠权臣梁冀，为他大献颂词，必然会遭到时人的批评。而到了东汉末年，经学已是穷途末路，儒家名节观念开始松动，明哲保身成为士人的处世之道。那么，生活在这一时期的蔡邕也就能被当时人所接受，并且许多±人选择了和蔡邕一样的道路。
后人对于蔡邕的评价随着历史的发展，从褒到贬，同情的色彩逐渐消失。魏晋玄学消退之后，儒学思想重新成为时代的主流思想，忠孝名节观念随之增强。因此，到了南北朝后期，蔡邕的人品受到否定、批判。由北齐入隋的学者颜之推，在他的《颜氏家训·文章》中说“马季长佞媚获诮，蔡伯喈同恶受诛”。颜之推认为蔡邕之死是“同恶受诛”，把他的品行归结为“恶”。较之马融的“佞媚”，“恶”具有更加强烈的批判意味。在这个时代的学者看来，蔡邕属于同董卓一样的恶人，他理应受到诛杀。宋代理学兴起，“存天理，灭人欲”的思想弥漫士林，蔡邕在这一时代自然属于受打击的典型。也就是在这一时期，在《赵贞女蔡二郎》中，蔡邕被描写成一个忘恩负义、不忠不孝的人。明清也是提倡节义的，于是蔡邕继续受到斥责。明代张溥在《蔡中郎集》题词中说蔡邕是“噫叹之下，身名并殒”，始终难以摆脱“杜钦谷永之诮”。鲁迅也是在读了他的《述行赋》之后，方才认为他“并非单单的老学究，也是一个有血性的人，明白那时的情形，明白他确有取死之道”。
后代学者多是站在儒家思想的立场上，对蔡邕的品行进行论定的。因此，随
着名节观念的强弱变化，对蔡邕的评价历代高下不同。同时，也有很多学者对蔡邕的遭遇表示同情。陆游一句“死后是非谁管得?满村听说蔡中郎”，把对蔡邕身后是非争议不断的感慨表达得淋漓尽致。明代徐渭的《南词叙录》对《赵贞女蔡二郎》作了介绍：“即旧伯喈弃亲背妇，为暴雷震死。里俗妄作也，实为戏文之首。”徐渭认为蔡伯喈弃亲背妇，为暴雷震死的故事是“里俗妄怍”，是戏文作者编造的传说。他只是对戏文中蔡伯喈形象的虚构性做了阐述，没有评价蔡邕其人，但已经将戏曲形象与历史真实形象区别看待。
对蔡伯喈“弃亲背妇”反面形象进行彻底颠覆的是元代的高明，他在《琵琶记》中对这一形象进行了重塑。元代士人地位低下，儒学不受重视，儒家的忠孝名节观在这一时期又一次被淡化了，蔡邕从被批判的对象转变为受同情的文人。在《琵琶记》中，蔡伯喈面对五娘的指责，发出了这样的心声：“我哭哀哀推辞了万千，他闹炒炒抵死来相劝。将我深罪，不由人分辩，只道我恋新婚，逆亲言，贪妻爱，不肯去赴选。”高明通过描写蔡伯喈拒婚请辞、婚后时时牵挂父母、不忘五娘这些场景，刻画了一个虽然性格懦弱、却始终有情有义的蔡伯喈。
可见，对蔡邕人品的评论，与当时的社会背景和学术思想有着密切的联系。在名节观念松动的魏晋南北朝、元代，士人对他多持同情态度；在名节观念强烈的宋、明、清时期，土人则对蔡邕进行了讥讽、丑化。蔡邕生活在名节观念变淡和唯才是举、不问品行的时代缝隙中，作为学坛的领袖，他的行为必然很受瞩目，被人仿效，这使得他成了丧失名节的代表，也就难脱后世干夫所指的命运。沿着历史的发展脉络，纵观人们对蔡邕的斥责，无疑是过于苛刻、过于绝对了。拿后世的道德标准衡量东汉末世的蔡邕，是极不客观的。只有在汉末到魏晋的转折中，从士人的风气转化中，历史地观察和分析，才可以看清蔡邕的品行。他不过是一个处在历史转变中的文人，是随着时代道德观念而变化的士人。他没能洒脱地彻底抛弃名利、远离朝廷，最终落得一身是非。他的不得善终，与光和元年遭受髡钳之刑有着密切的关系，对于一个士人来说，那是多大的耻辱，何等的凄惶。自此以后，蔡邕的名节观念逐渐淡化，后来便有了“事董”之举。这种欲高洁而难得的苦楚，与((琵琶记》中蔡伯喈在忠孝之间徘徊难决的矛盾心境颇为相似。
“满村听说蔡中郎”的故事，蔡伯喈与赵五娘的悲欢离合，直到今天还在戏曲舞台上演绎着。虽然历史上并无赵五娘，蔡伯喈与戏中人也是截然不同，然而与历史上的陈留名士蔡邕相比，戏曲中的蔡伯喈却更加为人们所熟知。后世之人借东汉文人蔡邕之名，塑造了蔡伯喈这一戏曲形象，借以表达自己的思想，抒发他们对名节观念的看法，反映出不同时代的学坛风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