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近代居然会官派学生来华留学|对支回顾录|使团|留学生
人员构成
关于近代日本首批官派留华学生，不明或漏误之处甚多，首当其冲的便是人员构成问题。以下略作考证。
从现有档案来看，除了私人自费来华游历求学者外，最早获日本官方批准来华留学的，当数明治初年的藩费留学生。1870年8月2日，丰津藩向外务省申请派遣藩士日下萨藏赴“支那国上海修行英学三年”。8月14日，山口藩亦申请派遣畔合太三郎赴上海“修业英学”。外务省在审核后，于8月15日批准两人来华。于是，日下（24岁）、畔合（21岁）分别持123号、124号护照前往上海留学。一年后，冈田好成和井川讷郎也由松江藩派往香港学习“英学”。从冈田、井川分别获批第466号、467号护照来看，其留学申请也得到了外务省批准。
图片说明：护照记录。「本官勘合帳外国官一号」、外務省外交史料館、請求番号：3-8-5-5。
不过，有别于中央政府的官派留学，藩费留学由于派遣主体为藩政府，缺乏整体制度规划与全局考量，派遣行为也多是个别藩、个别人的偶发之举，且人数有限，并未带动留学生派遣制度的产生。真正开启近代日本对华官派留学生制度先河的，则是1871年由中央政府派遣的首批留华学生。
据日本国立公文书馆所藏档案显示，1871年5月17日，太政官下令派遣“鹿儿岛藩小牧善次郎、伊地知清次郎，高知藩桑原戒平，佐贺藩成富忠藏、福岛礼助”五人赴“清国留学”，并于同日命令外务省发放渡航许可。这一派遣命令亦记入《太政官日志》5月17日条，后被“明治新闻集成”等资料集转载，因而传播较广。除上述五人外，太政官还分别于18、24日下令派遣水野淳造（名古屋藩）、黑冈勇之助（鹿儿岛藩）赴“清国留学”。以上档案记录成为有关近代日本官派留华学生的最早记载。
小牧等七人来华留学的事实也可由其他档案予以印证。根据日本外务省外交史料馆收藏的外务省护照颁发记录，小牧善次郎、伊地知清次郎、桑原戒平、成富忠藏、福岛礼助、水野淳造（记录记作“水野淳藏”）六人依次获批第459至464号护照，而黑冈勇之助则获批第468号。这与太政官颁布留学命令的名单顺序相同，七人的出境事由都是“清国留学”。同时，以上七人的名字还出现在同年6月伊达使团来华缔约的相关档案中。其中记载：“六月廿日到。搭生山西。留学生。鹿儿岛藩伊知地清次郎（季方）、同小牧善次郎（昌业）、同黑冈勇之丞（季备）、土州藩桑原戒平（义质）、尾州藩水野惇造（遵）、佐贺藩福岛礼助（武韶）、同成富忠藏（清风）。”关于前半部分“六月廿日到。搭生山西”，后文将详细解读。后半部分中的“土州”“尾州”分别为高知藩（亦称“土佐”）、尾张藩之别称，而“伊知地清次郎”“水野惇造”“黑冈勇之丞”虽与“伊地知清次郎”“水野淳造”“黑冈勇之助”略有出入，但可确认为同一人。由此看来，七名留学生已于1871年6月20日抵达中国。以上两份史料与前述太政官批文形成互证，说明留学生七人确已受命来华。此外，从七人姓名记入伊达使团档案来看，首批留华学生的派遣与伊达使团来华有密切联系。
不过，现有研究对首批留华学生人员构成存在一些误解。较有代表性的是“九人说”，即将其界定为前述小牧善次郎、成富忠藏、福岛九成（福岛礼助之别名）、水野遵、黑冈季备五人，以及萨摩藩的吉田清贯、儿玉利国、池田道辉、田中纲常四人。对比可知，“九人说”少了桑原戒平、伊地知清次郎两人，而增加吉田等四人。所以，问题的焦点便集中在吉田四人是否为首批官派留华学生。其实，“九人说”主要依据日本东亚同文会编《对支回顾录》的记述。据其记载：吉田四人于1871年5月或7月与小牧等五人同期来华留学，并合称为“维新后留华之先驱”。由于四人后来确曾来华，而《对支回顾录》在编撰顺序上又依次为九人立传，给人以九人为一整体的印象。加之《对支回顾录》具有重要的资料价值，关于九人的记述也未受异议，于是便有学者将九人视为首批官派留华学生。日本学者小林一美，中国学者桑兵、戚其章皆持此观点。
图片说明：東亜同文会編『対支回顧録』（下）原書房、1978。
然而，这一认识存在两个问题。一是过分依赖《对支回顾录》，忽略了该书未记载的桑原、伊地知两人。二是缺乏档案支撑。除《对支回顾录》的记述外，在现有档案中找不到任何有关吉田四人来华留学的申请、批函，且在1872年之前外务省颁发的全部600余份护照中，亦不见四人姓名。所以可以确定：吉田四人并不属于日本政府派遣的首批留华学生。关于四人的身份，有两种可能。一是《幕末明治海外渡航者总览》依据《日本人名大事典》，将儿玉利国记为藩费留学，或可推测四人或非明治中央政府派遣的官费留学生，而是由萨摩藩派往中国的藩费留学生。由于某种原因，他们未向外务省提交留学申请及护照等必要的申请手续，便于1871年自行来华。二是由于四人后来在日本侵台前直接接受军方命令潜入台湾进行军事侦察，所以四人当初亦或为日本军方派赴中国进行军事侦察之间谍，而非留学生。
所以，真正由日本中央政府正式派遣的首批留华学生，还是前文已证实的七人。
来华经过
相较于人员构成，学界对首批留华学生来华经过的认识更加模糊不清。不过，通过仔细分析比对档案及时人日记，仍可梳理大致经过。
日本政府关于派员来华留学的讨论始于1871年。据当年4月外务省发给太政官的报告记载：“据查，依彼国北京外邦之留学生规则，凡有诸国愿遣子弟入学传习者，应许其修业。立满、汉助教各一人，教语言文字。且所司者追给居室服食器用。若有学成后愿归国者，应任其意。另，鲁西亚（即俄国——引者注）留学生受教之时，以满、汉各一人为助教，掌事其子弟教育，于北京国子监学校进行。据此，今般政府欲派遣留学生，大抵可援彼例……现今欧洲留学生规则已实施，故于清国可经精细调查谈判，且由办务使等予以确定。”其中，“彼国北京外邦之留学生规则”即中国对在北京留学的外国学生的培养及管理办法；而“欧洲留学生规则”当指1870年明治政府颁布的《海外留学规则》。故此，依文意可知明治政府已于1871年4月重将对华派遣留学生问题提上议事日程，计划依照刚颁布的《海外留学规则》，同时参考中方对外国留学生的培养及管理办法，以及俄国留华学生在京聘请满汉教习之成例，安排学生来华留学。
1871年是近代中日关系史上极为重要的一年。由于柳原前光已于前一年与清政府达成缔约意向，明治天皇遂于当年5月15日下诏，命令大藏卿伊达宗城任钦差全权大臣，由外务大丞兼文书正柳原前光辅佐，率团来华缔结《中日修好条规及通商章程》。使团一行于5月17日从东京启程。巧合的是，就在当天太政官也下达了派遣小牧等五人来华留学的命令。
关于首批留华学生来华具体经过，由于获批日期与使团出发为同一天，且福岛礼助（是时已更名“福岛九成”）后来曾在报告中提及“五月受太政官之命，随伊达前大藏卿前往北京”，于是便有了上述几人随伊达使团同船来华的认识。
图片说明：石幡贞就启程当日情形所作诗文。石幡貞（謙斎）『清国紀行桑蓬日乗』（上）有所不為斎、1871、頁4。
然而事实并非如此。随使团来华的石幡贞所记之日记，为了解使团来华的具体过程提供了依据。据其所记：使团一行于5月17日从东京筑地来到横滨，18日晚7时乘美国蒸汽轮船启程前往上海。随后5月26日抵达上海，6月2日换船北上，7日抵达天津。关于启程当日的情形，石幡在5月22日作诗记述，诗文前两句云“辛未五月十八夕，全权大使发海湾。一行其人二十一，此日暴雨浸半天”。这里透露了一个重要的信息，即使团正式成员为21人。石幡在日记开篇曾详细记载使团人员构成：官员及随员13人，包括“大臣”伊达，“辅翼”柳原，参事三人：津田真道、长炗、郑永宁，随员八人：宫下惟清、颖川重宽、齐藤知一、颖川雅文、津久井远、土子丰宪、满川成种、小曾根丰明；加上从士八人，合计21人。这与诗文中的“一行其人二十一”相符。值得注意的是，石幡在抵达天津前的日记中从未提及还有留学生同行。石幡对使团成员姓名、人数记述如此细致，若有留学生随使团同船来华，绝不会只字不提。结合前文使团启程三天后“大学”尚在与太政官讨论如何向留华学生颁发许可，或可推断：5月17日受命留华的五人及水野、黑冈二人并未与伊达使团同船来华。
那么，福岛的“随伊达来华”又如何解释呢？福岛所述出自其向海军省提交的报告，依理不应有误。事实上，如前所述几位留华学生的姓名，确实出现在伊达使团的相关档案中。外务省保存的《钦差全权弁理大臣等与清国官吏往复书翰》，较为完整地收录了伊达使团来华缔约期间与中国官员的往来书函。其中，在8月1日使团与在津中国官员基本敲定条约正文细节的书函后，列有“附单”一页，对使团成员做了统计。对照石幡所记启程时的人员名单，可以发现这份统计较之有所增员。据其记载此时使团有“官员十四人”，即在日记提到的官员及随员13人的基础上，增加了“品川”；此外还有“附属三名、从者十名、随带书生七名，记三十四名。外雇用中国人十名，总计四十四名。”品川即日本驻上海临时领事馆负责人品川忠道。使团在沪略有停留，由日本驻上海官员陪同来津并雇佣一些中国人同行自在情理之中。但更引人注意的是多出的“随带书生七名”。作为向中国政府提交的使团成员名单，事关在华一切行动，这一信息不会有误，即在使团中确有七名“书生”。那么“书生”是否就是指首批留华学生呢？
图片说明：日本公使一行进京护照。JACAR（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Ref.A03023009000、欽差全権弁理大臣等清国官吏ト往復書翰（国立公文書館）。
就在“附单”的后一页，附有李鸿章于同治十年即1871年7月为使团来京向江苏记名海关道孙士达发放的护照，内印：“给照事照得现有日本公使伊达等随带人员并公行李等件进京。饬派江苏记名海关道孙道伴送前往，合行给予护照。”可知，孙士达受李鸿章之命，负责陪同使团进京。结合石幡日记8月4日记：“四日。微雨。孙士达来报，云开行北京之船只已具备。器具行李一时搬运入船……船有五只：大者二，使员乘之；小者三，留学士七人占其一，孙士达主从一只，轿子奴仆一只。满川成种、早野茂卿因病留守”。可以得出结论：所谓“留学士”“书生”皆指七名首批留华学生，且七人整理行囊于1871年8月初随使团同船进京。这也进一步印证了首批留华学生只有七人的观点。不过，留学生七人是如何来华的呢？
这便需与前述“六月廿日”史料结合来看。该史料记在同册档案的一页天头处，在“六月廿日到。搭生山西。留学生”后便是前述七名留学生的姓名。这一记述过于言简意赅，特别是“搭生山西”一句更不易理解。对此，孙伟珍将“搭”转译为“接”，将“山西”解读为当时伊达使团与清朝官员在津的谈判地点“山西会馆”，并将原文“到 搭生山西”译作“接至山西”。如果“山西”指“山西会馆”，既言“接至”，那么是否为使团驻地呢？关于使团在津驻地，据石幡日记记载：6月7日使团一行从天津登陆后，“七日晴，着紫竹林……至三叉河……向左折有门，旗昌行（轮船会社——引者注）是也。主人姓刘名森，地之右族，升三品衔。昨秋派发之来使曾馆于此。今兹亦因之而为钦差公馆。”从中可知，由于去年秋柳原来华时曾住在旗昌洋行，所以使团此行也将其作为在津钦差公馆。而柳原在1870年出使天津期间向外务省发回文书的落款为“书于天津三岔河上旗昌洋行”，印证了石幡日记的记述，说明伊达使团一行抵津后确实住在旗昌洋行。所以，山西会馆并非使团驻地，而是两国缔约的谈判地点，且将留学生直接“接至”两国重要的谈判场所，或于理不通。
图片说明：档案天头处记录留学生名单。JACAR（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Ref.A03023009000、欽差全権弁理大臣等清国官吏ト往復書翰（国立公文書館）。
其实，此处的“山西”是指航行于上海—天津间的“山西号”蒸汽轮船。据日记6月1、2日记载：“六月朔晴夜十时乘山西汽船赴天津”，“二日犹未发，至夜四时始开船。盖本船为洋人将清国之货物运输至天津、烟台、上海、香港等地而设，与横滨所乘之美国邮船相比，不及其半。”这说明使团由沪来津乘坐的是“山西号”蒸汽船。前述“六月廿日”史料中的“山西”也应指此船，这才能解释文中为何用“搭”字。所以，此条记述应解读为“六月廿日留学生七人搭乘山西号船抵达”天津，与使团会合。换言之，留学生与使团确实并未同船来华，而是到天津后才会合的。
此外，《对支回顾录》也提供了一条重要信息，即在派遣黑冈季备来华的公文落款处记有“今月晦日东京出发渡航”，即黑冈在5月24日接到留学命令后，于同月晦日即30日从东京出发来华。参考《幕末明治海外渡航者总览》依据《太政类典》将小牧、伊地知、桑原三人来华时间皆记作5月25日，以及留学生“六月廿日”抵津的记录，可进一步得出结论：留学生一行并未于5月17日随伊达使团同船来华，而是在获批留学的数日后，分别从日本启程（其中小牧三人可能同行），全员抵沪集合后搭乘山西号船于6月20日抵津与使团会合，随后于8月初随使团同船进京。
留学生进京后，并未在京常住下来。据1872年11月26日外务省回函正院所载：“上年七月伊达从二位入清议约之际，学生七名奉本朝之命留学。来天津，于使节进入北京之际随行，稍后先期返回上海。其后过半前往香港，修行洋学。”可知，由于某种原因，外务省酝酿的仿照俄国在京聘请满汉教席教学的计划并未成功。于是，留学生一行只得返回已设有临时领事馆的上海，开始了留学生活。
至此便可回答上文问题，即福岛所述“随伊达来华”并非强调与伊达使团同船出发，而是指在使团访华之际来华，并随使团由津进京，其后转赴上海等地留学。这便是近代日本首批官派留华学生来华的大体经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