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惩戒，我们将何去何从？（二）——走进苏霍姆林斯基的教育世界

5. 有时宽容引起的道德震动比惩罚更加强烈

在我们日常教育教学工作的过程中，学生犯一点小错误是一种司空见惯的现象。因此，如何对待犯错误的学生尤其是一些小的错误，这考量着我们教师的个人智慧。我们认为，苏霍姆林斯基的这句话说得好：“有时宽容引起的道德震动比惩罚更加强烈。”

事实上，对于成长中的青少年学生，犯错误是一种常有的、正常的现象。或者换一句话说，学生犯错误也是其个人成长历程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一点错误不犯的学生是不存在的，只是犯错误多和少、大和小的区别。那么，是不是学生每一次犯错误都要进行惩戒呢？是不是犯了错误就要纠缠不放呢？显然不是，苏霍姆林斯基认为，有时宽容可能比惩戒的效果更好，可能更能够达到教育学生的目的。我们看一个典型案例：

老师不会责罚你

新学期开始了。

当我来到班级，看到这群孩子那样欢迎我的样子，我并看不出他们做了什么十恶不赦的坏事，我看到的却是他们的可爱。我真不忍心破坏这种融洽的气氛，这种其乐融融的师生关系，我也不想让自己的心情变得很糟。因此，我是无论如何也做不出向他们大发雷霆的举动来。我又想，既然事情已经过去，我现在就是要知道他（她）们为什么这样做？他（她）们对此是什么态度，然后再采取进一步措施。

站在讲台上，我灵机一动，笑着对他（她）们说：“老师不在这几日你们听话吗？守纪律吗？”他们异口同声地说：“听话！守纪律！”我又说：“是吗？我想知道我不在这几天你们的表现。这样吧，你们把这几天各自做的好事、坏事都写在纸条上，只要你写的是真实的，即使是犯了错老师也不会责罚你的。”就这样，每个同学都写了一张纸条交给了我。我一一阅来，有些同学都写到了一件事——喝酒。（这就是校长让我调查并处理的事）现在，我已经弄清楚了哪些同学在午休时间在同学家喝酒了。原来是有一位同学要转学，他（她）们都很伤心、很留恋，所以就在一起喝了些啤酒。学生怎么能喝酒呢？更何况他（她）们只是十一二岁的中学生呢？更有甚者有的还是女生呢？而且还有一位女生竟然把空酒瓶砸在邻居家的门上，惹得那家人到校滋事。

瞧瞧，这就是发生在我们班不该发生的事！我该怎么处理？我已经承诺不责罚他（她）们，难道就这样听之任之吗？我能不能就此作罢。

于是，我单独找几位喝酒的同学谈话。我对他们说：“你们犯了这么大错误老师没有当众责罚你们，但是，你们也要认识到自己的错误?”他们也都深刻地认识到了自己的错误，并保证改正。后来，我又在朝会上说：“能做同学是缘分，如果有一天要分别了，都会舍不得，都会想做点什么。我决定，如果有哪位同学要转学，可以事先通知大家，这样我们可以为他（她）开欢送会！”同学们都高兴地鼓起掌来。我又加一句：“不能成帮结伙去喝酒了，能做到吗？”“能！”

这件事的成功之处就在于，我没有放大学生的错误，更没有抓住学生错误不放，而是宽容学生。我们认为，尊重学生、宽容学生，就会取得了好的教育效果。正如苏霍姆林斯基所说：“其实，在每个孩子的心灵最隐蔽处的一角，都有一根独特的琴弦，拨动它就会发出特有的音响。要想孩子的心和我们讲的话发生共鸣，我们必须同孩子的心弦对准音调。”（本文来自于山东省吾山中学，作者王怀富，内容有删节）

6. 真正的教育者应当将奖励与批评结合起来

苏霍姆林斯基指出：“教育者的任务是既激发儿童的信心和自尊心，也要对学生心理滋长的一切错误的东西采取毫不妥协的态度，真正的教育者应当将奖励与批评两方面结合起来。”

对于犯错误的学生，进行适当的惩罚是必要的，也是必须的。苏霍姆林斯基认为，惩罚要做到奖励与批评相结合。一方面，惩罚其错误行为，“采取毫不妥协的态度”，并给以针对性的惩罚手段，必须让学生为自己的错误行为付出“一定的代价”，促使其“痛改前非”。另一方面，惩罚过程中要就事论事，不扩大，不进行讽刺和挖苦，更不要进行人身攻击。要保护孩子的信心和自尊心，“动之以情，晓之以理”，既指出其错误所在，也要指明其错误改正的方向。

因此，苏霍姆林斯基一再谆谆告诫我们说：“一个好老师，就是在他责备学生、表现对学生的不满、发泄自己的愤怒时，也要时刻记住：不能让儿童‘成为好人’的愿望的火花熄灭。”

打雪仗

大雪断断续续下了两个星期，天空中还飘舞着零星的雪花。

二年级七班的体育课。

上课的铃声响了。由于雪大而放假的那两天，有个别学生打雪仗“挂彩”了。昨天学校召开了紧急会议，强调安全工作。在这节骨眼上，我怎么敢……转念一想，在室内上课，怎能让学生满意和投入呢？再说两个周没上室外体育课了，有没有两全其美的办法呢？有的孩子已经坐不住了。面对躁动不安的学生，我想让他们想想法。“同学们，我校已有几个学生由于打雪仗受伤的，这么冷的天气，很容易冻坏的，你们有什么好办法吗？”于是，教室里又热闹起来，男孩嚷着滑冰，女孩说玩堆雪人……突然从角落里传出一句：“也可以打雪仗吗！不往身上扔，不打头。”孩子们纷纷随声附和，“不按要求做呢？”我顺势把这个难题抛了出来（这是我最担心的问题），声音小了许多。“不按要求做的，不让做游戏。”机灵的聪聪说道，“你的意思是，不遵守规则的停止玩游戏。让他自我惩戒，对吗？”“嗯！”聪聪急忙点头。他的想法提醒了我：“你们能做到吗？”“能！”愉快而又响亮的声音充斥在教室的每一个角落。

于是，我和孩子们相约：玩堆雪人、掷雪球、打雪仗，不过不是学生之间，而是掷向大雪堆、大雪人和“白地毯”；如果不遵守纪律，只能在空地上练习跳绳。开始，我时刻关注着场上的情况，只见各个小组长不停地组织各组的队员，生怕我停止了他们玩的游戏；不好，聪聪正拿着雪球向同学身上掷去，我一边喊一边跑过去。还好，那个小男孩机灵地躲了过去；我提着的心放下了大半，但怎么能允许这样呢？

我把聪聪领到空地上，让他跳绳，他不乐意地嘟囔着；我的心思还在那边的场地上，没有理会他；偶尔回头，发现聪聪的眼角禽满泪水，边跳绳，边望着玩雪的同学，那神情让我的心软了下来。便集合队伍，让同学们讨论，一时意见很难统一，我问：“今天能玩游戏，是谁的功劳呢？”孩子们的眼睛一齐看着聪聪，“刚才，聪聪已经认识到自己做错了，跳了四五分钟的绳，我们是不是给他改正的机会呢？”同学们马上用掌声欢迎他的归来。

场地上又热闹起来了，我也和孩子们一起掷雪球，他们会惊讶地发出：“啊，好远！”“真准呢！”“呀，好棒啊！”的欢呼声，从心底淌出的笑容，感动着我……(本文来自于山东省文登市实验小学，作者王振强，内容有删节)

案例中，王老师对聪聪的行为进行了“软硬兼施”，一方面对聪聪的错误行为进行了惩罚和批评，让他“到空地上，让他跳绳”、“没有理会他”。同时，王老师给聪聪及时改正的机会，“同学们马上用掌声欢迎他的归来”，及时保护了聪聪的信心和自尊心，做到了“不能让儿童‘成为好人’的愿望的火花熄灭”。

7. 让孩子自己感到内疚而改正错误

苏霍姆林斯基认为：“不要轻率地把儿童的淘气行为宣布蓄意破坏秩序的行为，不要把儿童的马虎大意称之为懒惰，不要把儿童的健忘称之为玩忽职守。要懂得儿童的淘气行为、马虎大意、健忘——这些情况过去有，现在有，以后永远都会有。对于这一切要谅解，不要急于求成，要不厌其烦地巧妙地加以引导。”

在帕夫雷什中学30多年的教育生涯里，苏霍姆林斯基经常性会遇到一些比较淘气的孩子，他们身上既有可爱之处，但也有一些让人“讨嫌”的地方。在校园中，他们时不时会给老师制造一点的小“麻烦”。那么，对于“淘气”孩子不小心犯的错误，苏霍姆林斯基和老师们不是惩罚而是通过情感教育，让他们自己的良心感到内疚和不安，意识到自己的错误并积极改正。我们看一个苏霍姆林斯基的教育案例：

8岁的尤尔科带着弹弓来到学校。

离上课还有不少时间，这学生蹲在丁香丛下，开始盯着树枝上叽叽喳喳欢跃的麻雀。突然，所有的麻雀呼啦一声飞走了，只剩下一只。尤尔科瞄准了它，打算把它射死，可当这只麻雀掉下来时，他又害怕起来。就在这一瞬间，有人摸住他的肩膀。原来是教师。

教师拨开树枝，尤尔科这才看到，在一个大树墩旁的枯枝上，是一个麻雀窝，窝里有几只没长羽毛的可怜小雏，哀怨地叫个不停。“它们成了没有母亲的孤儿了”，教师沉思着说，“现在谁也救不了它们啦……”

尤尔科几乎彻夜未眠，眼前总是浮现出那几只伸出小嘴凄然呜叫的小雏。

现在尤尔科已经30岁了。这是他几天前说的话：“如果您当时惩罚了我，如果您把我父亲叫到学校……我就不会为这次弹弓射杀事件多年来自责内疚了。您迫使我当了自己的法官。我觉得，在我的射杀之后，世界上小鸟唧唧喳喳的叫声都变得寥落了……”

尤尔科打死了一只麻雀，这件事被苏霍姆林斯基和他的同行们看见了，显然这是一次很好的教育机会。于是老师对尤尔科进行情感教育，让他意识到为自己淘气的“鲁莽”行为而感到内疚，良心也受到谴责，并逐步学会改正错误。

因此，苏霍姆林斯基说：“我认为正常的教育应是这样的：孩子没有严重的不良行为，犯了轻微的、无关紧要的‘过错’，他就会深深地感到内疚，把它放在心上，受到良心的责备这一点是最重要的。教育的艺术在于防止发生严重的过失。怎样防止呢？首先要同学生进行个别谈话。”

8. 对无意干了坏事的儿童一律采取谅解的态度

苏霍姆林斯基认为：“对无意干了坏事的儿童一律采取谅解的态度。这种态度深深地感动着他们具有自尊感的、敏锐的心灵，并激发他们心灵深处坚决改正错误的积极性。这样做的结果孩子们不仅深为自己所犯的错误后悔，而且还会以积极的行动来改正自己的错误。”

我们看一个苏霍姆林斯基教育中的经典事例：

有一次五年级学生柯斯佳和根纳季在院子里跑着玩，碰坏了一株小苹果树。这株苹果树是孩子们两年来一直精心照料的。回到教室后，我坐在桌旁，不知该说什么好。柯斯佳和根纳季自动站在黑板前（虽然谁也没有让他们这样作），脸色苍白，不知所措。30双眼睛看着他们，但是孩子们的目光里没有谴责，没有恼恨，有的只是同情。在一个友爱的集体里，这也是很自然的：小伙伴有了伤心事，伤心事当然是引人同情的。在这种情况下，难道还谈得上给这两个闯了祸的孩子以什么惩罚吗？惩罚是不能奏效的。

于是我让他们回到自己的座位上去。我对发生的事表示了惋惜，然后对大家说应该想个挽救的办法。我告诉孩子们夏天也可以移植树木，但需要特别细心管理。话音刚落，马上就有孩子表示愿意试验一下，在原来的地方重新种一株新的苹果树。下课以后，班上的孩子们便和柯斯佳、根纳季一起上苗圃去了，他们在那里选中了一棵小苹果树，并小心翼翼地把它运到学校来了。

从此以后，谁也没有向柯斯佳和根纳季提起那件事，谁也没有强迫他们两人照管新栽的小苹果树，可是他们俩却成了最关心、最爱护果树的孩子。秋天，他们给春天在校园里种下的所有树木的根部培了一圈土，还灭掉了果树上的害虫。

学生柯斯佳和根纳季无意碰坏了一株小苹果树，苏霍姆林斯基不是采取惩罚的做法，而是采取了“谅解的态度”，这有效保护了两个孩子幼小的心灵和自尊心，让他们意识到自己的过失，并且为自己的过失付出了积极的、主动的劳动。因此，苏霍姆林斯基认为：“在有些情况下，详解对一个人在精神上的触动要比惩罚强烈得多。”（待续）

（作者胡远明，郑州市教科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