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谐音梗”有多可怕：黄巾军的信仰到底是什么？|刘三解（汉儒与宋儒是不同群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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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角三兄弟发动的大起义，是《三国演义》小说的开端，也是天下乱世的起点，并留下了一句千古流传的口号：

苍天已死，黄天当立，岁在甲子，天下大吉！

“天”的“死”和“立”，满溢着宗教信仰的意味，而“太平道”的名称带着一个“道”字，就不由得人不将其与“道教”、“道家”相联系，仿佛标题中的问题，完全是一句废话。

但是，事实真的是如此吗？魔鬼仍旧在细节之中。

一

对于“太平道”的记载，散见于各类史籍之中，其中最多的，仍是汉廷派兵镇压各处的记录，而并非对“太平道”本身信徒及信仰的表述，比较详细的描述，见于《后汉书·皇甫嵩传》:

初，钜鹿张角自称“大贤良师”。奉事黄老道，畜养弟子，跪拜首过，符水咒说以疗病，病者颇愈，百姓信向之。

角因遣弟子八人使于四方，以善道教化天下，转相诳惑。十余年闲，众徒数十万，连结郡国，自青、徐、幽、冀、荆、杨、兖、豫八州之人，莫不毕应。

遂置三十六方。方犹将军号也。大方万余人，小方六七千，各立渠帅。

讹言“苍天已死，黄天当立，岁在甲子，天下大吉”。以白土书京城寺门及州郡官府，皆作“甲子”字。

很明显，张角自称的“大贤良师”和“方”，与帝王将相的名号无关，所谓“方”犹如“将军号”，这是东汉一方的解读，其在传播过程中，是以弟子云游四方“以善道教化天下”，而其所尊奉的是“黄老道”，仪式也很简单，就是集中蓄养弟子，采取跪拜忏悔个人过失的方式，用符水和咒语来治病，因为治病有效，所以百姓盲信。

十余年的传播之下，张角的教派，有信徒数十万，遍布天下八个州，为了管理才设置了“方”，并提出了那句著名的口号，还用“白土”在中央、地方的官署门上写上了“甲子”字样。

紧随其后的记载是这样的：

中平元年，大方马元义等先收荆、杨数万人，期会发于邺。

元义数往来京师，以中常侍封谞、徐奉等为内应，约以三月五日内外俱起。

未及作乱，而张角弟子济南唐周上书告之，于是车裂元义于洛阳。灵帝以周章下三公、司隶，使钩盾令周斌将三府掾属，案验宫省直卫及百姓有事角道者，诛杀千余人，推考冀州，逐捕角等。

角等知事已露，晨夜驰来诸方，一时俱起。

这一段，看起来是非常典型的叛乱谋划，“大方”马元义收罗了荆州、扬州的数万教徒，要和洛阳城中的中常侍会合，约定在三月五日一同反叛，结果没等到作乱时，张角的弟子，济南国人唐周上告，马元义被车裂于洛阳，而汉灵帝警醒之下，要求对洛阳城中执勤的卫士和百姓中信张角的“道”的人，进行搜捕屠杀，杀了一千多人，又命令冀州抓捕张角，而张角知道事情败露，昼夜通知各地教徒，一齐起事。

这里有一处非常奇怪的记载，就是，马元义的谋反，聚集了荆州、扬州的数万人，又跑到了洛阳联络中常侍为内应，却“期会发于邺”，所谓“期会”，就是约定日期集合，地点却是在“邺”，也就是冀州魏郡邺县，和洛阳城一东一西千里之遥。

这又该怎么“应”呢？

问题的答案，见于晋人干宝《搜神记》卷六：

至于灵帝中平元年而张角起，置三十六方，徒众数十万，皆是黄巾，故天下号曰“黄巾贼”，至今道服由此而兴，初起于邺，会于真定，狂惑百姓曰：“苍天已死黄天立，岁名甲子年，天下大吉。”起于邺者，天下始业也，会于真定也。小民相向跪拜趣信，荆、杨尤甚。弃财产，流沉道路，死者无数。

这段记载虽出自于志怪，却与史书记载多有契合，故而学界认为其为“真史料”，其中解释了荆州、扬州百姓为什么要去邺城，因为“邺”这个地名的谐音和“真定”这个地名的“好彩头”，在邺城起天下之业，而归于真定，也就是安定，或者说“太平之世”，就是他们信仰的核心。

那么，他们是要去造反吗？或者说，是要会合人马之后，进攻帝都洛阳吗？

答案也是否定的，见《续汉书·五行志五》注引晋人杨泉《物理论》：

黄巾被服纯黄，不将尺兵，肩长衣，翔行舒步，所至郡县无不从，是日天大黄也。

黄巾军的装束是全身“纯黄”，无怪乎干宝说一直到晋朝，道袍仍旧是黄色，而不只是头上扎黄头巾，更重要的是，他们“不将尺兵”，翻译过来就是手里不拿任何武器，在郡县之间招摇步行，到处是跟着他们跑的人，而当天，天空也变成了黄色。

不拿任何兵器的步行人群，真的可以视为“反贼”吗？

在确定了这一点后，再看东汉朝廷的行动，明显是过激反应，不但将马元义杀死，还大肆屠杀张角的徒众，并开始通缉追捕张角，在此背景下，“黄巾”也并没有变成“军”，所谓的“大起”，也只是不拿任何武器地向邺城汇集。

当然，在屠刀和混乱之下，“黄巾军”最终出现，开始进攻郡县、焚烧官署，甚至出现所谓的“杀人以祠天”，但这些明显并不是他们信仰的初衷，否则之前的“非武装”聚集就完全无法解释了。

那他们到底信啥呢？

二

前文中说到了，张角“奉事黄老道”，似乎与我们理解的道教并无区别，但是，必须指出的是，在西晋王弼注释《老子》之前，“道家者流”所指实为“黄老”，而后世的道教尊奉的是“老庄”，即老子、庄子之学。

故此，“太平道”以“道”为名，并不能将其与道教思想等同，事实上，对于“道”、“大道”这类词汇，在两汉之际，并没有被“道家”、“道教”所垄断，如《汉书·夏侯胜传》中说：

胜非之曰：“建所谓章句小儒，破碎大道。”

夏侯胜就是历史上劝谏汉宣帝不要给汉武帝立庙的著名儒生，他对自己的堂兄弟夏侯建的学问不以为然，认为他“破碎大道”，而他们俩人学问的区别如下：

（夏侯胜）从始昌受《尚书》及《洪范五行传》，说灾异。后事蕳卿，又从欧阳氏问。为学精孰，所问非一师也，善说礼服。

（夏侯建）自师事胜及欧阳高，左右采获，又从《五经》诸儒问与《尚书》相出入者，牵引以次章句，具文饰说。

很明显，夏侯胜学问的重点是“说灾异”和“说礼服”，而夏侯建则主要以各家研究“五经”的学说和《尚书》对照，作出解释，也就是一般公认的“汉儒”章句之学。

那么，儒生所谓的“大道”是什么呢？

在《汉书·翼奉传》里收录了翼奉给汉元帝的“对策”，里面有详细的逻辑梳理：

臣闻之于师曰，天地设位，悬日月，布星辰，分阴阳，定四时，列五行，以视圣人，名之曰道。

圣人见道，然后知王治之象，故画州土，建君臣，立律历，陈成败，以视贤者，名之曰经。

贤者见经，然后知人道之务，则《诗》、《书》、《易》、《春秋》、《礼》、《乐》是也。

《易》有阴阳，《诗》有五际，《春秋》有灾异，皆列终始，推得失，考天心，以言王道之安危。

至秦乃不说，伤之以法，是以大道不通，至于灭亡。

天地、阴阳、四时、五行的“自然规律”，就是“道”，留待圣人总结。

圣人总结了“自然规律”的“天道”之后，就知道“王治”的方式，所以建君臣、律历、州土的“人道”，总结之后，就是“经”。贤者学经之后，才理解“人道”的要务，就包含在六经之中。

《易》里面有阴阳之道，《诗》里面有五际之说，《春秋》则记录了灾异的道理，都记录了来由结局，并研究了人事得失，并考究“天心”，即“天命”的对应，从而解释“王道”的安危。

到了秦朝，不乐先王之道，而以法术伤之，所以“大道不通”，导致灭亡。

对于“五际之说”，颜师古注《汉书》引孟康曰：

《诗内传》曰：五际，卯、酉、午、戌、亥也。阴阳终始际会之岁，於此则有变改之政也。

也就是以“五行”规律谈政治，在这五个地支的年份，往往会有政治上的变动。

很明显，西汉一部分儒生认可的“大道”，就是“阴阳”、“五行”、“灾异”之学，而“章句”之学则是“小儒”。

这部分儒生，班固也有所关注，在《汉书·眭两夏侯京翼李传》的赞词中写道：

汉兴，推阴阳言灾异者，孝武时有董仲舒、夏侯始昌；昭、宣则眭孟、夏侯胜；元、成则京房、翼奉、刘向、谷永；哀、平则李寻、田终术。

这群“推阴阳言灾异者”，明摆着是儒生，如京房所传的“京氏易”延绵数百年，而刘向更是名震千古的大学问家，他们也逐渐在西汉末年政治舞台上获得话语权，比如李寻：

治《尚书》，与张孺、郑宽中同师。宽中等守师法教授，寻独好《洪范》灾异，又学天文月令阴阳。事丞相翟方进，方进亦善为星历，除寻为吏，数为翟侯言事。帝舅曲阳侯王根为大司马票骑将军，厚遇寻。是时多灾异，根辅政，数虚己问寻。

李寻是京兆平陵人，和张孺、郑宽中等人一同学《尚书》，而李寻最喜欢《尚书·洪范》中的五行灾异之说，又修习天文、月令、阴阳之学。

他和当时的丞相翟方进交好，因为翟方进也擅长“星历”，即占星、历法之学，所以李寻被重用为吏，而大司马、骠骑大将军王根（王莽的叔叔）是执掌朝廷的权臣，对李寻也非常厚待，因为灾异多，还多次问政于李寻。

那么，李寻和“太平道”又有什么关系呢？是不是说得太远了呢？

三

《汉书·李寻传》中记载：

初，成帝时，齐人甘忠可诈造《天官历包元太平经》十二卷，以言“汉家逢天地之大终，当更受命于天，天帝使真人赤精子，下教我此道。”

忠可以教重平夏贺良、容丘丁广世、东郡郭昌等，中垒校尉刘向奏忠可假鬼神罔上惑众，下狱治服，未断病死。贺良等坐挟学忠可书以不敬论，后贺良等复私以相教。

哀帝初立，司隶校尉解光亦以明经通灾异得幸，白贺良等所挟忠可书。

事下奉车都尉刘歆，歆以为不合《五经》，不可施行。而李寻亦好之。

汉成帝时，齐国人甘忠可向朝廷进献了《天官历包元太平经》十二卷，并教授徒弟、夏贺良、丁广世、郭昌等人，被刘向打击入狱。

夏贺良等继续传此学说，到汉哀帝朝，再次进献，又遭到了刘向之子刘歆的打击，但李寻却非常喜欢这一套学说。

这一学派的主张很清楚，见《汉书·眭两夏侯京李传》：

汉历中衰，当更受命。成帝不应天命，故绝嗣。今陛下久疾，变异屡数，天所以谴告人也。

翻译一下，就是汉朝天命中衰，必须再次受天命，汉成帝因为不应天命而绝嗣，汉哀帝久病不愈，又不断有天降灾异，都是天谴以告诫人主。

这一套闹得很厉害，汉哀帝信而不疑，甚至改帝号为“陈圣刘太平皇帝”，又改年号建平为“太初”，结果自己病情毫无起色，连年水灾也无缓解。

夏贺良等人情急之下希望变法，而遭到了公卿大臣的强烈反对，夏贺良等干脆提出：

大臣皆不知天命，宜退丞相御史，以解光、李寻辅政。

当思想问题变成了“位子问题”，满朝公卿也就不陪着玩了，夏贺良等人迅速被下狱，连李寻也名列其中，只是没有判处死刑，而流放敦煌郡。

对此事，汉哀帝下诏书解释说：

朕信道不笃，过听其言，几为百姓获福……贺良等反道惑众，奸态当穷竟。

直译过来就是，我意志不坚定，希望百姓能够过好日子，错听了他们的胡话，而夏贺良等人“反道”迷惑众人，罪行要往根上挖。

“信道”和“反道”，明显都是“儒道”，而非“道家”。

不过，以上信息也展示出来，汉代认可的“儒学”，与我们所熟悉的宋儒之后“儒学”有着根本性的区别，却与我们熟悉的“道教”有着诸多神似之处。

更有意思的是，在甘忠可献书之后，又有一次剧本几乎一样的“献书”，发生在东汉时，见《后汉书·襄楷传》：

初，顺帝时，琅邪宫崇诣阙，上其师于吉于曲阳泉水上所得神书百七十卷，皆缥白素朱介青首朱目，号《太平清领书》。

顺帝时宫崇的遭遇与成帝时的甘忠可差不多，他们的“经、书”遭到了拒绝，当然，很明显后人吸取了前人的教训，将其命名为“书”，而非引人忌讳的“经”，改变了包装。

这次失败之后，在汉桓帝九年，襄楷如同之前的夏贺良一样，再次献上了此书，更巧合的是，与汉哀帝一样，汉桓帝一样困扰于“子嗣”，并刚刚在前一年派出使者“祠老子”，这位皇帝甚至远比先辈走得更远，除了“祠老子”之外，他还多了一样，“祠浮图”，也就是礼佛。

正是面对这么一位皇帝，襄楷对症下药地提出了《太平清领书》的现实作用：

前者宫崇所献神书，专以奉天地顺五行为本，亦有兴国广嗣之术。其文易晓，参同经典，而顺帝不行，故国胤不兴，孝冲、孝质频世短祚。

这段话，为我们提供了《太平清领书》的核心内容，即“奉天地、顺五行”，在此基础上，有“兴国”、“多子”的术法，而且，文字浅显，又“参同经典”，也就是与儒家“六经”相互印证，由于顺帝不行此道，所以，子嗣稀少，而冲帝、质帝都是小皇帝就死了。

那么，东汉的官方儒学如何评价这本书呢？

《后汉书·襄楷传》中说：

其言以阴阳五行为家，而多巫觋杂语。有司奏崇所上妖妄不经，乃收臧之。后张角颇有其书焉。

翻译过来就是，《太平清领书》虽然号称是“曲阳”泉水上得到的“神书”一百七十卷，里面的内容，其实是以“阴阳五行”之说为主，所谓“巫觋杂语”的本意是“男觋女巫”，也就是神汉巫婆的一些占卜俗词。

所以，朝廷相关部门认为这本书的内容属于荒诞不经的妖书，故而只是收藏而没有官方推广。后来，张角手里有不少《太平清领书》。

当然，张角“有其书”，不代表就是“信其书”，但肯定是有关系的，不过，由此可知，至少“太平道”的思想来源，并不是《道德经》、《南华经》，而是阴阳灾异学说，夹杂民间巫觋文化。

确切地说，“太平道”实际上是《太平清领书》的“平民化”版本。

四

对于《天官历包元太平经》、《太平清领书》和“太平道”的承继关系，冯渝杰在《“致太平”思潮与黄巾初起动机考——兼及原始道教的辅汉情结与终末论说》（刊于《学术月刊》2018年第5期）一文中考究甚详，并指出了一个重要的矛盾：

那就是存世的《太平经》虽然被认为包含了《太平清领书》的原始内容，但《太平经》中的“辅汉”思维与“太平道”最终的“反汉”行为形成了鲜明的矛盾，且并没有太多反抗的色彩。

这个问题，一直困扰着学术界对“太平道”信仰的理解，但如果我们引入“五行说”来讨论相关内容，就会发现很多矛盾，其实并不复杂。

《太平经》中提到：

欲使阳气日兴，火大明，不知衰时者，但急绝由金气，勿使其王也。金气断，则木气得王，火气大明，无衰时也。

帝王戒赐兵器与诸侯，是王金气也。金气王则木衰，木衰则火不明，火不明则兵起之象。

这里的逻辑是，东汉为“火德”，即“火精道德之君”，理应绝金气，才能旺木气，木气起，则火气大明，保持火德旺盛。

问题是，在黄巾军的口号中提到，“苍天已死，黄天当立”，《魏书》中说，青徐黄巾与曹操在兖州作战时，曾经写信给曹操，提到：

汉行已尽，黄家当立。天之大运，非君才力所能存也。

这是“德运”之说，认为汉家刘氏的德行衰微，黄巾的“黄家”当立，这是“天运”的规律，不是你能力可以扭转的，也不可能由此保留汉家国祚。

注意，“五德终始说”不是战国、秦汉时代一般理解的“道家”，即“黄老思想”，而是脱胎于战国时代“阴阳家”邹衍学说，在秦汉之际由于儒家的信奉、宣传而蔚为显学，也就是说，它是“儒学”分支，上文中的一群西汉的儒学家，也一样以此道显名。

“五德终始说”又分“五德相生说”和“五德相胜说”，前者的原理就是“金生水”、“土生金”等等，而后者的原理就是“五行相克”，“水克火”、“金克木”等等，自战国、秦至汉武帝时代，对于朝代轮转，通用的理论是“五德相胜说”，以及所谓“三统说”。

东汉光武中兴之后，也接受了这套解释，所以，将“汉德”修正为火德，与“赤统”对应，完成了儒学理论上的自圆其说，但是，在整个汉王朝的统绪之下，先为汉高祖时代的“水德”，至汉武帝太初年间改为“土德”，至西汉末年提出“火德”之说，可谓三易其德。

所以，先有王莽提出：

赤世计尽，终不可强济。皇天明威，黄德当兴，隆显大命，属予以天下。

翻译过来就是，刘汉的赤火之命即将终结，不可能勉强保存，而上天授命，黄土之德当兴，所以，天命授予我天下。

后有汉献帝让位给魏文帝时所说：

黄家兴而赤家衰。

也就是黄土之家当兴，而赤火之朝当灭，和王莽篡汉时的理由一脉相承。

当然，之前我们也谈到过，同一套理论，袁绍和袁术两兄弟都曾经自认为自己就是那个“黄家”，结果最终覆灭。

很明显，这些说法为官方与知识分子所广泛认可，属于“理论常识”，类似于今时今日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的地位。

与五德终始说共同传播的，还有董仲舒在《春秋繁露》中提出的黑、白、赤“三统说”，到了西汉末、东汉初，定汉为火德、赤统，等于完成了统一，但是，“苍天”和“黄天（黄家）”又在何处呢？

苍即黑色，很明显，“三统”之中，有“黑”无“黄”，“五德”之中，才有“黑”有“黄”，可见，黄巾军的宣传逻辑是遵循“五德终始说”的，并且是典型的“五行相胜说”，讲的是“土”克“水”。

在这套理论之中，刘汉要被灭亡的不是“赤火”，而是“青水”，也就是“苍天”之“苍”的源头，而这个认知，流传极为久远，早在1976年，安徽亳县城南郊元宝坑一号东汉墓出土了一块楔形墓砖，上有刻字，实物现藏于国家博物馆，文字上说：

王复汝使我，作此大壁，径冤我，人不知也。但抟汝属，仓天乃死，当博……

翻译过来就是，朝廷免除了我的徭使力役，你却要使唤我，来干工程，这么坑害我，别人不知道，只有将你们这些人捏成团消灭，苍天才能死去。（当博后缺字）

此墓砖出自曹操家族墓，时间在黄巾起义前十几年，其中看不到对“黄天”的期许，只有对“苍天”的憎恨，也就是对现状的无比痛恨。

结语

综上所述，早在黄巾之乱爆发之前，东汉的民间，已经在传播着“苍天将死”的预言，从时间上看，应该不是“太平道”的传播，而是民间自发的意识。

在儒家知识分子借助“六经”文字进行的玄奥古雅的论证之中，基于“五德相生说”中“火生土”的说辞完成帝位禅让，是自圆其说的，但对于平民百姓而言，他们根本不具备类似的理论知识，哪怕是在襄楷眼中“其文易晓”的《太平清领书》，也根本不具备广泛传播的基础。

所以，张角只是“有其书”，以面向知识水平更高级的信徒。

对于文化水平更低的信徒，“谐音梗”是最具理解力、传播力的“口号”。

在他们朴素的认识看来，“汉”字中有“水”字偏旁。

汉初萧何在解释“汉”国国号时就曾提及“天汉”之解，“天汉”即当时对天上银河的称呼，《史记·天官书》就说，天汉“其本曰水”，故此，地上流向一致的“汉水”也以“汉”为名。

故此，“太平道”的信徒们的“苍天已死、黄天当立”，就是以“黄天之土”填“天汉之水”，这也是他们认可的真正“天运”。

而在本文开头处提到的“期会于邺”，至于“真定”，前者是“建基立业（原意为盖房子）”的谐音梗，后者是“真正安定”的吉利话，起于立业，终于安定，就是真正的“太平”，这也是《太平经》和两汉诸儒在著作中期盼的“致太平”理想的折射。

正因为如此，“黄巾”初起之时，方才“不将尺兵”周游郡县，那与其说是一种政治上的反叛，不如说是一次规模巨大的“宗教仪式”。

紧随其后的武装斗争，则是“理想之世”并未如约到来后的绝望挣扎，故此，才有《后汉书·皇甫嵩传》中记载的：

大破之，斩梁，获首三万级，赴河死者五万许人。

与这“理想”一同埋葬的，还有“辅汉”致“太平”的宗教信仰，“道”在此后，与“王朝天子”逐步分开，转向了创造“独立教派”的历史进程，“天命”、“天运”、“长生”不再与“圣天子”绑定，走向了人间。

En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