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孟頫书风三变，你知道吗
无论在创作还是对于后世的影响方面，均堪称一个里程碑式的领军人物。在书法史上，也许没有谁比赵孟頫的书法更具有阶段性特点，而且这种特点非常明显，有着非常清晰的轨迹，这是和他的师承、艺术天赋、阅历及其创作的不断更新密切相关的。关于他的书风的分期，广为人知的莫过于明代宋濂（1310—1381）在跋赵孟頫《浮山远公传》时所谓的“三段论”：“赵魏公之书凡三变，初临思陵，中学锺繇及羲、献，晚乃学李北海”，其中“思陵”指宋高宗赵构。宋濂的这种论断被后来的很多鉴藏家和评论家所认同。清代广东的吴荣光（1773—1843）在题赵孟頫延祐七年（1320）所书之《杭州福神观记》时也说：“松雪书凡三变，元贞以前，犹未脱高宗窠臼；大德间，专师定武《褉序》；延祐以后，变入李北海、柳诚悬法，而碑版尤多之”（马宗霍《书林藻鉴》卷十）纵观赵氏传世的近百件书法作品（其中中国大陆博物馆、美术馆所藏约70余件，其他为海外各博物馆、美术馆收藏）中发现，这种论断比较符合赵孟頫的艺术真实。虽然他在早年也曾学过智永，而且影响也很深，但有论者认为其实“似高宗也可能是殊途而同归”（王连起《赵孟頫书法艺术简论》），从赵孟頫的创作实践看，这种说法是很有道理的。现以广东省博物馆所藏行书《陋室铭》为例，解读其早年的这种风格。后来经蓑衣裱，改为纵49厘米、横131厘米的手卷。作者署穷款“子昂”，钤朱文方印“赵氏子昂”，引首钤朱文长方印“松雪斋”。赵孟頫常用印中，有一方铜质的朱文方印“赵氏子昂”，即此卷中所钤印。该印在赵孟頫三十三岁时有所缺损，因此成为判断赵氏书画创作时间的一个重要标志。书画鉴定家刘九庵认为，此印在未损以前四周边际乃是横平竖直（刘九庵《赵孟頫书法丛考》，《文物》1987年第9期），该卷中此印尚与此一致，据此则该卷当为其早年所书。在赵孟頫传世的署有年款的作品中，一些创作于三十岁左右的行书作品与此《陋室铭》卷风格较为接近，其间架结构、运笔及笔势均多有相似之处。因此，虽然此卷并无纪年，从印章、署款和书风看，应该是赵氏三十岁左右的代表作品。从书风看，该卷与宋高宗书法在笔道、结体上有很多继承之处。在较为习见的宋高宗书于1154年的《徽宗文集序》中，我们能够很清晰地看到赵孟頫的影子。如两件作品共同的“不”、“有”、“无”、“之”、“牍”字，其字形均极为相近。宋高宗也曾师法智永，在这两件书作中，同样也能看到智永的影响。在《陋室铭》中，不难看出，赵孟頫早年与古为徒，结字扁平，气势端秀，在宋高宗的基础上融入己意，但这种“己意”是非常有限的，有些笔划、结体还显得有些稚嫩，以至于其艺术性与中晚年的作品相比要大打折扣。当然，在后来的临习古人中，他博采多家，兼收并蓄，逐渐形成自己的风格，从而走出古人的阴影，成为一代大家。从这件作品我们可以看出他早年在艺术上的探索，从这点而论，其意义及其在赵氏艺术史上的地位，是非同寻常的。至于赵氏中年时期的作品，可以东京国立博物馆所藏《楷书玄妙观重修三门记卷》为代表。虽无年款，但据卷中内容考证，其创作年代当在大德六年（1302）至至大元年（1309），这一时期正是赵孟頫中年时期。从该卷的结体、运笔看，与王羲之《兰亭序》颇多暗合之处。所不同之处在于，赵书圆润，柔中带媚，媚中有一种干练与劲健。所以，有很多人有足够的理由喜欢赵书；也有很多人有同样足够的理由不喜欢赵书。在中年时期，这种以“二王”为师承风格的运笔、结体、气韵，显然远远成熟于早期风格，为他成熟书风的形成奠定了基础。无独有偶，在广东省博物馆所藏的另一件行书《楞严经》则代表赵氏晚年的典型书风。该卷为纸本，纵37厘米，横80.5厘米，原题为《楞严经之阿难赞佛偈》。赵氏款署“松雪道人为空岩长老书”，钤朱文方印“赵氏子昂”（此印有缺损）。此卷曾经卞永誉、冯公度、孙春山、陆时化等人鉴藏，曾著录于陆时化之《吴越所见书画录》中。卷后有清代书画鉴藏家陆时化的两段题跋。前段题跋书于乾隆四十年（1775），亦著录于《吴越所见书画录》中；后段题跋无年款，凡九十七字，不见于著录。此卷与《陋室铭》相比，风格乃一大变。原来有些拙嫩、刻板的书风已跃然而为苍劲与练达。陆时化题跋称此卷“至书法全是李北海，乃魏公晚年得意之书”（陆时化《吴越所见书画录》卷二），应为确论，显示出他对于赵孟頫书风的精到认识。另有论者称赵孟頫书法的真正成熟是在四十岁以后（黄惇《中国书法史·元明卷》），从其署有年款的作品排比中，也不难看出这种演变历程。从此卷的结体以及典型的李北海风格中，认定此卷乃其晚年经意之作应该是毫无疑问的。在该书中，赵氏那种用笔圆转、笔势流畅、纵横曲折，温润秀雅的典型书风全部体现出来，反映出他的成熟时期行书的代表风格。此卷为空岩长老所书佛经，其中并无苟且，亦可看出赵氏书风之严谨。虽然褒者有之，贬者亦有之，但他在有元一代所确立起来的地位却一直未受到根本的动摇，这是和他的艺术成就及其变化多样的书风分不开的。从《陋室铭》、《玄妙观重修三门记》和《楞严经》中，我们可以见微知著，更深切地认识到这一点。《陋室铭》和《楞严经》这两件极具代表性的行书佳构由于未能广泛梓行（只影印于中国古代书画鉴定小组所编之《中国古代书画图目》（十三）和广东省博物馆主编之《广东省博物馆藏品选》），也很少展示；《玄妙观重修三门记》因藏于日本，国内的出版物中仅限于上海博物馆所编的《中日古代书法珍品集》中，所以以上三件作品可以说是鲜为人知。不仅在现代人最早的研究赵孟頫专论中没有被提及，即使在后来的所有研究赵氏的专文中也无人论及，由此足见书迹的流播在现代社会中仍然受到很大的局限。从这三件行、楷书墨迹中，我们可重温赵孟頫不同时期的书法品格，为学界更深入认识这位书坛英杰提供可资参照的实物依据。当然，简单地将赵孟頫的书风划分为泾渭分明的三个时期显然是不科学的。事实上，在不同的阶段，他的师承及其书风也有交叉。如在早年他也师法“二王”，晚年也曾规步魏晋等等，而且在不同的阶段都有转益多师的艺术经历。此外，作为一个成就卓著的书法家，赵孟頫不仅表现出书风的多变性和阶段性，在书体的多元化方面也是出神入化。就其传世书迹而言，有楷书、行书、隶书、篆书、草书、章草等，《元史》称其“篆、籀、分、隶、真、行、草书无不冠绝古今，遂以书名天下”。他在每一种书体的创作中都表现出非常专业的艺术技巧，并且融会古韵，兼具己意，因此使其无可置疑地成为元代承前启后、开宗立派的书法大家。
【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