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莫言的印象与随想
作家莫言
见过莫言一面，是在北京师范大学2014年召开的一次国际研讨会上。会议的主题是“讲述中国与对话世界——莫言与中国当代文学”。那时，他已荣获了诺贝尔文学奖。很多地方都盛情邀请他去开讲座，而他常常分身乏术。但北师大的朋友自豪地说：“莫言不会拒绝我们的邀请，因为他就是我们国际写作中心的主任嘛！他的硕士导师是童庆炳先生。童先生一招呼，他再忙也会来。”那天晚上，天色已经暗了下来，莫言才在他长兄管谟贤先生（原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毕业生，曾任高密一中语文教师）的陪同下悄悄来到举办晚宴的包房。当时在场的有作家贾平凹、毕飞宇、艾伟，还有学者张清华、王尧等。开饭前，我问莫言：“你的酒量如何？”他笑了笑，答道：“半斤吧！”我又问：“醉过吗？”他笑了笑，回答是：“醉过。”给人以很实在的感觉。莫言写过多篇回忆喝酒的随笔，如《我与酒》、《酒后絮语》、《饮美酒如悦美人》，时而坦言自己小时候偷爷爷和父亲的酒的趣事，显示出他的个性；时而透露自己曾经的喝酒记录（一个晚上“一口气喝了四十二杯白酒，外带十几扎啤酒”）；时而感慨：“当今社会，喝酒已变成斗争，酒场也变成了交易场”……可见他与酒的缘分，还有喝酒时的观察与感慨。而他能够写出《红高粱》、《高粱酒》、《酒国》那样酒气四溢、锋芒毕露的小说，也就是很自然的了。既爱酒又能够透过酒看世事人心，也可见莫言的一贯风格：嬉笑怒骂，不拘一格。那天晚上开席以后，大家请莫言讲几句，他在表达了谢意后，特意走到身边的贾平凹身后，双手扶着贾平凹的双肩，深情地说：“这是我的哥！”那份动容，令人难忘。席间，毕飞宇特别说：“我这次把儿子也带来了。他也是您的粉丝！”我这才注意到那个略显局促的沉默少年。接着，毕飞宇谈到他当年读了《红高粱》以后，专门去高密，躲进茂密的高粱地里，去体会那种说不清的情感的往事。这一席话道出了一位作家特别的生命体验。我因此想到莫言声名鹊起时，赵玫发表在《北京文学》1986年第8期上的莫言印象：《淹没在水中的红高粱》。在那篇印象记中，赵玫记录了莫言的回忆——当初就是想出名，想出人头地，想给父母争气，想证实我的存在并不是一个虚幻。这样的回忆与他后来获得诺贝尔奖后关于写作的初心是能够每天吃三顿饺子的说法很不一样，却同样真实：哪个农家孩子不想出人头地？哪个农家孩子不想吃香喝辣？中国人，谁不曾做过“十年寒窗无人问，一朝成名天下知”的美梦？
何况，莫言还说过：“我曾经说是因为想过上一天三次吃饺子那样的幸福日子才发奋写作，其实，鼓舞我写作的，除了饺子之外，还有石匠家那个睡眼朦胧的姑娘。”他的《透明的红萝卜》、《爱情故事》，还有《白棉花》都记录了他懵懵懂懂的早熟和初恋，令人难忘。成功很重要。然而，即使在成名以后，也常常有防不胜防的明枪暗箭。都知道莫言的《丰乳肥臀》曾经引起过麻烦。结果尽管莫言作了检查，最后的处分仍然是莫言离开部队。所以，莫言一度的工作单位是《检察日报》。莫言当然会有想法。他后来在美国的一次演讲《我在美国出版的三本书》中，专门谈道：“你可以不读我所有的书，但不能不读我的《丰乳肥臀》。在这本书里，我写了历史，写了战争，写了政治，写了饥饿，写了宗教，写了爱情，当然也写了性。”在另一次关于《丰乳肥臀》的演讲中，他回应了有关书中写饥饿的情节“是胡编乱造，是给社会主义抹黑。他们当然不会知道，在上个世纪的六十年代，中国的普通老百姓是如何生活的。……所以，我只能保持沉默。我即便解释，也是对牛弹琴。”他还谈道：“封建主义那套东西，在今日的中国社会中，其实还在发挥着重大的影响。许多人对封建主义的迷恋，不亚于上官金童对母乳的迷恋。所以我的这部小说发表之后激怒了许多人就是很正常的了。”这样的分辩表明了莫言的智慧：点到为止。不争论。而莫言的大哥在谈到那场风波时也说：“不管怎么说，咱感谢部队。没有部队，就没有莫言的今天。”这话也是五味俱全的肺腑之言。往开了说，人得懂得感恩。莫言从一个穷孩子蜕变为一位作家，转折点不正是参军么？何况好作品引发争议，其实也并不少见。从《水浒传》、《金瓶梅》、《红楼梦》到《爸爸爸》、《白鹿原》、《废都》、《羊的门》都曾经是“禁书”，都引起过争论，都是证明。时过境迁，那些各执其理的争论谁还记得？而好作品的生命力并不因此减弱，反而因为争论提高了知名度。莫言的小说写得绘声绘色。他的散文也很有看头。只是，这看头也别有洞天。例如他写过一篇《会唱歌的墙》，其中写出了一道令人难忘的乡村风景——门老头儿到处收集酒瓶子，问他收了干什么，他也不说。终于发现他在用废旧的酒瓶子垒一道把高密东北乡和外界分割开来的墙。但这道墙刚刚砌了二十米，老头儿就坐在墙根上，无疾而终了。这道墙是由几十万只酒瓶子砌成，瓶口一律向着北。只要是刮起北风，几十万只酒瓶子就会发出声音各异的呼啸，这些声音汇合在一起，便成了亘古未有的音乐。在北风呼啸的夜晚，我们躺在被窝里，听着来自东南方向变幻莫测、五彩缤纷、五味杂陈的声音，眼睛里往往饱含着泪水，心中常怀着对祖先的崇拜，对大自然的敬畏，对未来的憧憬，对神的感谢。
你什么都可以忘记，但不要忘记这道墙发出的声音。因为它是大自然的声音，是鬼与神的合唱。这是怎样的浪漫传奇！然而，当我向莫言的大哥求证此事时，他笑了笑说：“农村哪有这样的事啊！他编的！”想想也是，在农村里，怎么可能收集到几十万只酒瓶子！由此看来，写散文也可能掺入想象的成分。因此想开去：在文学作品中，纪实与虚构和想象的关系、比例，其实是说不清楚的。司马迁的《史记》中，《项羽本纪》是名篇，可霸王别姬那一场写得那么真真切切，现场其实是没有记录员的吧！应该是历史的传说加上了作家的想象。对此，已有学界公论。这里的关键不在于历史叙事应不应该加入虚构的成分，而在于历史的真实从来都建立在言人人殊、口口相传的基础上。因此，重要的是记录者的选择与描写，关键是如何写出历史的生动与精彩。以这样的眼光看，《会唱歌的墙》至少写出了乡村中一种热爱生活、因陋就简、异想天开的人生，令人想起那些心灵手巧、不断创造着生活的美，却命运欠佳的普通农民。另一方面，许多作家都承认，小说是作家的自传。郁达夫就说过：“我觉得'文学作品，都是作家的自叙传’这一句话，是千真万真的。”歌德的《少年维特的烦恼》、狄更斯的《大卫·科波菲尔》、托尔斯泰的《童年·少年·青年》、杰克·伦敦的《马丁·伊登》、毛姆的《人性的枷锁》、奥斯特洛夫斯基的《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索尔仁尼琴的《癌病房》、曹雪芹的《红楼梦》、巴金的《家》中都有作家本人的人生经历，虽然掺入了“贾雨村言”，却大部分来自作家的亲身经历。如此这般，自传与虚构加想象，才既给作家带来心灵的安抚，也给读者送去了情感的激荡。当代作家中，王安忆的长篇小说《纪实与虚构》是一部自传体作品，题目中就蕴含了文学创作从真实出发、经过掺加了虚构与想象的创造，达到真真假假水乳交融、虚虚实实互济共生的文学奥秘。如此说来，何谓“写真实”，也就是一个因人而异的话题了。无论是“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的“典型化”，还是追求绝对冷静的客观描写，对现实生活作记录式的刻画，并努力以自然规律特别是生物学规律解释人和人类社会的自然主义，抑或是富有激情地抒发心灵的体验、痴迷于描绘神秘形象的浪漫主义，其实都是真实人生的文学化、个性化。莫言承认，《透明的红萝卜》中的“黑孩”就是自己。他曾经不止一次感慨：“我的童年是黑暗的，恐怖、饥饿伴随我成长。”从小“感受不到人世间的温暖……心灵的扭曲所导致的是逃避现实向自我龟缩的苦痛。'黑孩儿’于是终于逃离了人世的困扰而一心一意生活在自己心灵的王国里”。他的感觉奇特、想象丰富，与此有关：“高梁叶子在风中飘扬，成群的蚂蚱在草地上飞翔，牛脖上的味道经常进入我的梦，夜雾弥漫中，突然响起了狐狸的鸣叫，梧桐树下，竟然蛰伏着一只像磨盘那么大的癞蛤蟆，比斗笠还大的黑蝙蝠在村头的破庙里鬼鬼祟祟地滑翔着……”甚至还有可以与动物、植物交流的奇特体验：“我感觉到身边的树、草还有牛羊，跟人是可以交流的，它们不但有生命，而且还有情感，我相信牛和羊都能听懂我的语言。”然而，说去说来，还
是一声叹息——“我确实没有感到人间有什么爱。”只是，在苦水中泡大的他为什么一方面难忘《枯河》、《五个饽饽》、《粮食》、《铁孩》那样令人不寒而栗的苦难往事，另一方面也创造出了《民间音乐》和《透明的红萝卜》那样充满感伤与爱意和诗情画意的作品？在谈到自己的文学追求时，他说过他是想写出生活的五光十色，“生活本身就具有神秘美、哲理美和含蓄美”。“生活中原本就有的模糊、含蓄，决定了文艺作品的朦胧美。我觉得朦胧美在我们中国是有传统的，象李商隐的诗，这种朦胧美是不是中国的蓬松潇洒的哲学在文艺作品中的表现呢？文艺作品能写得象水中月镜中花一样，是一个很高的美学境界。……我看鲁迅先生的《铸剑》时，就觉得那里边有老庄的那种潇洒旷达，空珑飘逸的灵气。”也就是说，一个作家的文学世界可以富有丰富的色彩，不拘一格。就如同鲁迅，既写出了《孔乙己》、《祝福》、《药》那样格调阴暗的小说，也留下了《社戏》、《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藤野先生》那样温馨、伤感的怀旧之作。优秀的作家，都有风格不一的佳作。那是他们出众才华丰富多彩的证明。苦难中也有美的体验。人生的经历不会只有单色调。而这样一来，个性和才华的意义显然就重于“生活”了吧！莫言曾经非常推崇美国作家福克纳，将福克纳与马尔克斯比作“两座灼热的高炉”，并且坦言自己从二位大师那里得到的启示是：“都是地区主义，因此都生动地体现了人类灵魂家园的草创和毁弃的历史，都显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螺旋状轨道。因此，他们是大家气象，是恢宏的哲学风度的著作家，而不是浅薄、猎奇的、通俗的小说匠。”并且由此想到：“一，树立一个属于自己的对人生的看法；二，开辟一个属于自己领域的阵地；三，建立一个属于自己的人物体系；四，形成一套属于自己的叙述风格。”至此，莫言才形成了一套完整的历史观、文学观，用他自己的话说，开创了属于自己的“文学共和国”。有趣的是，多年以后，在谈到福克纳对自己的影响时，作家一面谈初读《喧哗与骚动》时的感觉是：“我编造故事的才能决不在他之下”，另一方面又说：“我必须坦率地承认，至今我也没把福克纳那本《喧哗与骚动》读完……我承认他是我的导师，但我也曾经大言不惭地对他说：'嗨，老头子，我也有超过你的地方！’……我的胆子也比你大，你写的只是你那块地方上的事情，而我敢于把发生在世界各地的事情，改头换面拿到我的高密东北乡，好像那些事情真的在那里发生过。”这样时而顶礼膜拜、时而毫不谦虚的自白，典型地反映出莫言天马行空、情绪多变的性格特征。该如何理解这样的多变与矛盾言论呢？
一方面，学习、膜拜，均不必亦步亦趋，不妨“得意忘言”，甚至有一点收获就从经典中抬起头来，浮想联翩，心怀与大师比试比试的野心，去写自己的作品。正所谓：“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另一方面，学习无止境。在文学的圣殿中，有那么多古今中外的大师值得学习。只有不止于膜拜一家，才有更广阔的胸怀、更开阔的视野。莫言从李商隐那里学朦胧美、从蒲松龄那里学仙风道骨，从川端康成那里得到写故乡风物的启迪，从福克纳、马尔克斯那里感悟史诗的气势……因此才不拘一格、融汇百川、自成一家。事实上，当代中国作家都擅长此道，都没有故步自封，都有“打一枪换一个地方”的探索意识，也都有上下求索的丰硕成果。当代文学充满活力，正源于此。只是大家在谈到自己心中的大师时，不似莫言这般没有遮拦吧！莫言之狂，于此也可见一斑。莫言有一本集子：《什么气味最美好》（南海出版公司2002年版）。还有一本集子：《小说的气味》（当代世界出版社2004年版）。可见他对这个话题的偏爱。《小说的气味》书名来自那篇作家在法国国家图书馆的演讲：《小说的气味》。在那篇别出心裁的演讲稿中，莫言从拿破仑对故乡气味的独特感觉、肖洛霍夫对顿河河水气味、草原气味、哥萨克人身上的气味一直讲到马尔克斯笔下可以凭着嗅觉找到自己喜欢的女人、福克纳《喧哗与骚动》中那个能嗅到寒冷的气味的人，由此悟得一个写作的奥妙：“一个作家应该有关于气味的丰富的想象力”，“作家在写小说时应该调动起自己的全部感觉器官，你的嗅觉、你的视觉、你的听觉、你的触觉，或者是超出了上述感觉之外的其他神奇感觉。这样，你的小说也许就会具有生命的气息。”因此，他呼吁：“让我们把记忆中的所有的气味调动起来，然后循着气味去寻找我们过去的生活……就像普鲁斯特借助了一块玛德莱娜小甜饼回到了过去。”这样的创作谈散发出清新、奇特的气息。读过莫言作品的人，都会对那些描绘奇特气味的片段印象深刻。他甚至写过一篇《嗅味族》，通过一个探访“桃花源”的故事描写了那里食物充足、长着长鼻子的人们通过嗅美食之味就可以生活的传奇，意味深长地唤起读者对陶渊明《桃花源记》的怀想。这样的传奇与莫言常常回忆饥荒岁月、常常描写饥饿记忆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我甚至猜想，也许，它本来就是莫言当年挨饿时的想象与渴望！无独有偶。迟子建也写过一篇《小说的气味》。其中写道：我喜欢有气味的小说，美学家们也许用的是“气韵”这个词。有气味的小说，总是携带着浪漫的因子，使人读后留有回味的余地。将“气味”与“气韵”联系在一起，这样就与莫言的感觉有所不同了。鲁迅的小说是有气味的，那是一股阴郁、硬朗而又散发着微咸气息的气味；沈从文的小说也是有气味的，它是那种湿堆滩的、微苦中有甜味的气味；张爱玲的小说也有气味，那是一种具有沧桑感的温和的气味。我在对小说气味的接纳上，是一个好胃口的人。所以，能够把小说写出气味的作家，我都喜欢。我觉得三十年代的作家的小说气味是浓郁而别致的，如郁达夫、柔石、萧红等等。而当代作家的作品似乎不那么在乎气味了。……小说的气味是如何产生的呢？我想这与作家的个人情怀有很大关系。我相信每一个优秀作家都是具有浪漫气息和忧愁气息的人。浪漫气息可以使一些看似平凡的事物获得艺术上的提升，而忧愁之气则会使作家在下笔时具有一种悲天悯人的情怀，从而使作品散发出独特的韵味。如此说来，小说与气味的关系值得研究：是一种善于从气味中感觉人生的才华？还是一种整体的风格与气韵？抑或兼而有之?有的人对气味敏感。有的人对声音敏感。有的人对色彩敏感。还有的人对数字、日期敏感。更有天赋奇异之人对某一门知识无师自通。这些都是生命的奥秘。文学是人学。如何写出独特的生命体验？怎样去探询、去发现别人不曾发现过的人生奥秘？这问题值得琢磨，值得常写常新。【 本文载《文学教育》2021年第10期下旬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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樊星，著名学者。文学博士。武汉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当代文学与文化思潮的研究。1997年—1998年美国俄勒冈州太平洋大学访问学者，2007年德国特利尔大学汉学系客座教授。2016年美国杜克大学访问学者。系中国新文学学会副会长、湖北省文艺理论家协会顾问、武汉市文联副主席。著作《当代文学与地域文化》曾于1998年获湖北文艺最高奖——屈原文艺奖。论文《全球化时代的文学选择》曾于2001年获中国文联2000年度优秀文艺论文一等奖、于2003年获湖北省第三届优秀社会科学成果二等奖。还曾于1999年获得“湖北省师德先进个人”称号、于2009年获“宝钢优秀教师奖”、武汉大学“十佳教师”称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