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爱你、你爱我”的“我”是同一人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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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凡年轻的男男女女都希望“我爱你，你也爱我”。对我们而言，这里的“我”显然是同一个人。但是，为什么用英文来说却是：I love you，you love me？

这个爱你的我是“I”（主格），而这个被你爱的我却是“me”（宾格），两个都是“我”，为什么英文要特意区分两者？

为何英文不学我们中文都用一个“I”表达得了，这不是效率更高么？

有趣的是，我们中文在亲戚关系称谓上却分得非常清楚，比如，叔叔、伯父、舅舅、姑父、姨丈等等，但在英文中，就一个词汇涵盖了全部：uncle。

类似的，伯母，婶婶，舅妈，姑姑，姨妈等也只用一个aunt搞定。

是老外都不太重视亲戚关系，因此连称谓都敷衍了事？显然并非如此。

那么，到底这些语言上的差异意味着什么？

仅仅是些无伤大雅的翻译问题，还是蕴含着某种更令人不安的思维差异？

一、为什么鸡毛蒜皮的小事常引发剧烈矛盾？

英语人称代词区分主格、宾格，并非没有意义。

事实上，两者有所区别：

主格“I”强调自我意识的主体，宾格“me”强调他人或社会对我的评价。

这么一说，我们马上会意识到，细细斟酌，“我爱你”跟“你爱我”中的“我”，确实是两个不同的“我”：

第一个“我”是你认知的自己；第二个“我”是你对象眼中的“你”。

对于任何人，这两个“我”确实是不同的。有时甚至区别很大——这是所有爱情悲剧的根源，我们经常会“爱错人”，因为那个你眼中的“情人”跟其本人存在差异。

当差异达到一定阈值，就触发分手。

在这件事上，英语显然更明智，它自觉区分主格跟宾格，显然就倒逼着英文母语的人做一种预设：

作为主体的“你我他”跟作为客体的“你我他”，从一开始就是不同的。

这种“语言倒逼着思维”思考对我们的思维模式影响极大。

不信，自问下，你（阅读本文之前）是否会考虑，周边的人，尤其是亲近的人（父母亲朋好友），对你的认知，跟你自己认为的不一样？

多数人想必从未考虑过这个问题。

这种默认是我们经常跟人沟通时产生情绪问题的根源，尤其是亲近的人。

我们通常默认他人高度理解我们，但现实并非如此（很多人连自己都搞不懂自己）。

我们回想下，有多少人跟亲朋好友起争执，原因并非是事件本身（那些通常都是鸡毛蒜皮的破事），我们会伤心或愤怒，归根结底是因为“被亲近的人误解”、“被欺骗”、“错看了对方”……

但很多时候，问题是出在我们的思维底色上：

由于中文语言缺乏主格、宾格，这就让我们的思维中将很多事情“分的很不开”。

你可别小看这个小小的缺失，光是这一点就足以解释，为什么我们东方人很难开发出像“人格心理学、主体与意识认知、西方唯物主义思想……”等等一整套的理论体系，而西方学者却可以。

原因正是西方语言（主要是印欧语系）“与生俱来”就暗示了上述理论体系的“底色”，这体现在意识形态层面，我们很难自主发掘。

打个比方，我们一直用白纸画画，于是只懂得画“水墨画”，直到有天引进了西方的“黑板”，你才知道原来白笔也能画，而且能开发出一套截然不同于水墨画的“白画”风。

在未遇上黑板之前，我们永远无法自主发觉白纸的问题。

类似的，不难想象，英文中“分得很开”的特点，让他们在权利与责任、民主与自由等思辨问题上特别清醒，而我们尽管同在“现代教育”熏陶下长大，但多数人对权利与责任的问题却总是浑浑噩噩。

但是，这并不代表印欧语系就更“优越”，汉语言的“粘稠”特点却能让我们在“跨领域沟通”方面拥有得天独厚的优势，俗称通感（synaesthesia）。用符号学的说法则是“跨符号系统表意”。

汉字（汉藏语系）的这种特点让我们在艺术文化、后人本主义哲学、甚至是量子力学（理论物理）方面装备了更好的“底板”。

比如，正是我们语言隐含的跨界隐喻性，使先祖们创造了绚烂的艺术文化，比如唐诗宋词、山水墨画青花瓷。短短几字、寥寥几笔就勾勒了出了绝美的意象。比如唐诗：

疏影横斜水清浅，暗影浮动月黄昏。

或者：

山光悦鸟性，谭影空人心。

又或者是：

泪眼问花花不语，乱红飞过秋千去。

我们任何人一看到这些话，就能“意会”到一种无形的美。

如果你想更深刻的体悟印欧语系与我们汉字的内涵差异，不妨尝试将“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翻译成英文。

相信无论你翻译的多精妙，习惯了印欧语系思维的外国朋友都很难理解，为什么你伤感时，花就会流泪，他们甚至会尝试思辨，此中逻辑为何？

相比之下，西方的诗歌就显得很硬，直来直去，我就欣赏不来（如果冒犯了西方文学，表示抱歉）。

这个语言的微小差异稍微延展下，就会产生一个让人不安的大问题：

是否不同母语的人，思维当中存在不少“暗物质级差异”，即，彼此都存在“不知道对方不知道”的区域？

如果是，那么我们的科学体系是否存在重大缺漏？

二、为什么近代科学没在中国发生？

著名语言学家爱德华·萨丕尔（Edward Sapir）曾谈到：

人类并不仅仅生活在客观世界中，“现实世界”在很大程度上是无意识地建立在一个民族的语言习惯基础之上……我们看到、听到以及以其他方式获得的体验，大都基于我们社会的语言习惯中预置的某种解释。

实际上，我们光是粗略的对比下汉语跟英语的微妙区别（汉藏语系“粘稠”，印欧语系“较硬”），就能从中一窥东方哲学跟西方哲学，其态度在根源上就不同：

比如，如果你对古希腊哲学有所了解，就会发现无论是苏格拉底或是亚里士多德，他们探讨哲学时经常是在“思辨”，这正是西方研究哲学的态度，思考与辩论。

为什么要辩论？这背后隐含的意思是，对于世界的实质，还没找到答案。

而东方的知识精英，诸子百家们尽管也经常辩论，但他们辩论的却是“方法”，对于世界实质，先人们是有统一共识的——道。

他们的争论焦点是，通过什么路径（方法）来实现“道”。既然已有统一答案，我们的哲学就讲究“体悟”，剩下的工作是如何去“感知”（践行）它。

你或许了解，“道”的核心是“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

这意味着，“道无处不在”，众所周知，近代科学的核心驱动力是“探索世界的本源”，但这个问题在东方哲学中，是已经明确的——“道”。

既然明确了，自然就没有继续探索的内驱力了。

后现代理论物理学对“世界本质”的结论与“道”更接近，当然，这是后话了。这也导致华裔、日裔的科学家比起母语是印欧语系的科学家更容易接受量子力学。

在关于“为什么近代科学没有发生在中国”这一宏大问题上，不同学者从地理、政体、人口、经济、宗教等各个维度均做过不同分析，但我认为，在更底层的根源上，语言（意识形态）思维的差异是一个非常重大的因素，这或许更言简意赅的直戳要害。

三、为什么国人比西方人更爱存钱？

如果你觉得无论诗歌艺术还是科学哲学都离我们很远，那么，我们不妨看回生活，简单对比下东方人跟西方人的一些差异，就会意识到，语言的“微小”差异其实早已深刻渗透到生活中的方方面面：

比如，我们学生时代经常被英语中的“时态”坑掉很多分，什么“过去进行时、一般将来时、过去进行时……”。中文就简单多了，无论你是昨天吃饭，现在正吃饭还是明天将吃饭，都只需用“吃”表述，而不用再发明个“吃嘚（ed）”、“吃梗(ing)”、“将吃”等分别表述不同时候的“吃”。

那么，英语中发明时态是否纯属“吃饱了撑着”么？

并非如此。时态的存在，会在该语言的使用者心中对“过去、现在、未来”产生截然不同的意识认知。

经济学研究发现，英语母语的人跟中文母语的人，对钱的态度有很大区别。

一个有趣的现象是，尽管国内信用卡已经很普遍了，但国民并没有像美国人那样保持提前消费的习惯，其中很大的因素是“时间观”不同。

美国人的现在跟未来，两者存在清晰的界限，今天是今天，明天是明天。

而国人的今天跟明天总是交融在一起的，这意味着，我们在花钱时会更大概率考虑到未来，今天即未来，因而在开销上自然更趋向于保守，而西方人更倾向于即时享乐。

当然，并非汉语总是“言简意赅”，比如称谓。

开头就提到，老外就一个aunt就把我们的“三姑六婆”给应付掉了。尤其是，中文把父系、母系的亲戚分得很开，母系亲戚通常称谓还有个“外”字，外公外婆外甥……

你可别小看这小小的称谓，它们会倒逼着孩子从小就对亲戚关系高度敏感，想象下你管小姨丈叫伯父试试，肯定被你爸扁一顿。

这暗示着，东方社会的运作更依赖族群血统。

这个问题背后的影响可着实了不得。

熟悉政治历史学的朋友就知道，中国是全球最早建立政治现代化的国家。早在两千多年前，秦始皇统一中国后便已经构建现代政体。

现代官僚制度、非人格化的人才选拔制度（隋唐时的科举制）都是中国的发明……但为何，两千年前的政治现代化却始终没有继续发展出经济、法制的现代化？

前面提到的哲学根源（导致中国没有衍生现代科学）是一个因素，另外一个关键因素就是：亲戚关系。

如果从帝王的视角看历史，我们将会发现，中国两千多年来的皇权统治本质上就在干一件事：迫使家庭权力移交国家。

什么意思呢？

就是统治者清晰意识到，亲戚网络是中央集权的最大障碍，帝王希望百姓生老病死都依赖国家，而不是亲戚宗族。

这个斗争从秦朝商鞅的反家庭运动开始，一直持续到近现代。两千多年，事实上从未真正成功过，社会运作始终高度依赖藕断丝连盘根交错的亲族群关系。

我们设想下，当你需要投资时，找家族亲戚借钱；当你找对象时，家族给你土地房产聘亲；当你跟邻居出现争端时，由家族众多长老协同审判……

这样还需要什么现代法制、社会保险、契约原则或者自由市场经济？

而西方能够发展出“契约精神”，除了因历史偶然导致的宗教权威独立于政治力量之外，还有很重要的原因，是语言带来的意识形态阻力较小。

小结下，无论是现代科学还是现代法制为何没有在中国诞生，当代社会学者研究上述问题时，普遍缺失了对语言维度的考虑，着实是一个重大缺漏。

语言相对论（又称萨丕尔-沃尔夫假说）的最重要贡献者之一，本杰明·李·沃尔夫（Benjamin Lee Whorf）就语言与思维的问题提出了尖锐的观点：

人们习惯使用的语言结构影响人们理解周围环境的方式，宇宙的图像随着语言的不同而不同。

这个观点的弱假设已经得到了大量生物科学、神经科学、认知科学（建构主义）、符号学等跨学科研究的支持。

比如，著名符号学家赵毅衡教授就从符号学角度谈过：

人能够理解的世界，不是物理世界，而是人所理解的“人化世界”，世界一旦人化，就变成了符号与物的混合。

又比如，英国哲学家费英格也提出过“仿佛哲学”的观点：

人类为了生存，必须对现实的各种现象创立各种“虚构”的解释。

这种解释，同样是以语言为背景。

那么，了解语言与思维（意识形态）的关系对我们普通人除了能吹吹牛之外，还有什么作用呢？

四、语言相对论的启发

语言就好比思维底板的“颜色”，一旦我们现实中要处理的事情涉及到跟我们底板同样的颜色时，我们的思维就容易失灵。

打个比方，“现实问题”是由五颜六色的文字写成，如果你只有黑板，那么总会遗漏黑色字迹的信息，这就是为什么现实中我们总是容易碰壁还不知道问题出在哪里。反过来，如果我们同时既有黑板，又有白板，就能看到“全部信息”了。

语言与思维的内在渊源，给到我们第一个重要启示：

1.人类思维中存在“暗物质级”漏洞，沟通、社会共识比我们预想的更难

显然，语言无法穿透表象看到本质，因此社会性交流也很难达到共识。

诚如前文所谈，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本来没什么大矛盾，有多少至亲的情感破裂，都是因为“低估了沟通难度”造成的？

类同，民族间、国家间的矛盾，不少也是源自共识问题。

所以，人之为人，更成熟的姿态是，在沟通、协作、处理情感关系时请保持谦逊、谨慎。

沃尔夫生前的最大心愿，是开发出一门“世界语言”，容纳、互补不同语言的优劣势，而目的，正是为了尽量填补人类思维中必然存在的“暗漏洞”。

这与著名计算机科学家杰拉尔德·温伯格（Gerald M. Weinberg）提出的“广义互补性原理”具有异曲同工之处，即我们可以利用语言相对论的原理，发展更多元且互补的精细化思维。

这正是第二个启示，虽然“世界语”离我们很远，但我们现在就可以开始逐渐填补思维的缺漏，实现的路径是：

学习一门新的外语。

2.通过学习外语获得互补思维，提升认知能力

前面谈到了，汉语系（粘性特点）虽然在“跨领域迁移”方面具有优势（更擅于处理艺术美学），但是，我们的思维在“思辨”方面却非常含糊。而思辨能力，正是英文（印欧语系）的底板优势。

我们生活、工作中不少愚昧、幼稚的决策，正是因为缺乏思辨导致的。

比如，一些典型的婆媳矛盾，实质就是“小家庭、大家庭”权利责任含糊在一起引发。

职场上，很多矛盾的根源亦类同。

前阵子赶时髦看综艺节目“创造101”，有个片段印象深刻：

在“被淘汰的三人中拯救一人”环节，由被淘汰的女生发表“自荐感言”时，陈芳语（华裔澳大利亚人）就很明显的体现出英语思维，她直接对几个女孩说，“别说别人，就说你自己，想不想留……”（几个女孩总是顾左右而言他却不谈及自身）双方对比，鲜明体现出东方粘稠、西方思辨的思维差异。

倘若矛盾双方，哪怕一方具有较强思辨能力，至少能够看清问题根源出在哪里，进而寻求解决之道。

如果你以前一直排斥英语学习，那么这一点也给予你一个强大的学习内驱力——为了更好的获得多元化思维。

现在回想起来，如果学生时代刚接触英语时，就明白这个道理，那么对英语的理解及成就将远非今日可比。

我在之前的专题“隐喻潜能”中推导过一个重要结论：

体验丰富的环境能提升大脑的认知能力。

事实上，学习外语正是“获得丰富体验”的方式之一。

当下社会一个确定的发展趋势是，贴近人文、人性、美学，与创造力有关的能力将越来越有价值。

而提升创造力，最重要的路径就是获得多元的文化体验。

乔布斯对美学的苛求是出了名的，但他可不像某些领导人一样只会指手画脚提要求。为了获得最佳的苹果美学设计上，他做了大量功课，充分吸纳了东方的青花瓷、古希腊雕塑、禅学“空”的艺术特色，这衍生了一种独特的美感。

现实中，一些同性恋、双性恋、跨性别恋者特别具有创造才能，不排除跟这类群体同时具备双性思维有关。

本文亦传递了一个大好消息：你无需改变自己的性取向，也能习得更多元的思维。

经典的心理学研究，亦支持多元化能提升创造力的观点：

处于主流社会之外，能说两种语言或能接触到其他文化，有利于创造性的发挥。

作家村上春树在谈及写作时，曾说到：

练习写作时，先用英文写，再翻译回日文，长此以往，久而久之就形成了一种“奇特”的文风……

这正是“村上式文风”的秘诀。

我认为，这里面的道道，正是村上在无意中，同时糅合了英文的思维优势跟日语的思维优势，这就比单一语言传达出更“丰富”的意义。

尾声：平行世界观将是未来人才的标配

众所周知，将世界变成今天的样子，塑造我们的世界观，主要“归功于”当下的科学体系。

但科学语言，是以西方印欧语系为基础。既然任何一种语言都存在它的“原生缺漏”，那么，这是否意味着，当下的科学体系同样存在不少“不知道自己不知道”的黑洞（当下社会各种剧烈的矛盾已经充分体现了）？

无独有偶，尤瓦尔·赫拉利（Yuval Noah Harari）亦同样批判过西方科学。尤其是心理学、生理学、社会学，这些领域进行实验研究时，高达96%的抽样群体都局限于WEIRD群体。

*Western,Educated,Industrialised,Rich,and Democratic的缩写，即来自西方、受过教育、工业化、富裕、民主

这些实验结果推导的理论真的能适用于“思维底色”截然不同于印欧语系的其他种族么？

显然不行。生搬硬套单一的科学结论存在未知的风险。

这正是我在思考问题时往往需要从跨学科的交叉论证中寻求答案的原因。

文学家、艺术家往往比常人更先察觉到思维中隐含的缺陷。菲茨杰拉德（Fitzgerald）有句话说的好：

检验一流智力的标准，就是看你能不能在大脑中同时存在两种相反的想法，还维持正常行事的能力。

“萨丕尔-沃尔夫语言相对论”揭示了思维的重大秘密：

我们一生都在不知不觉中被语言的诡计欺骗，语言结构的诱导使我们只能按某种既定方式感知现实。

而一旦我们能够意识到这个诡计，我们就有能力学会以一种新的眼光来看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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