危难时刻，医者逆行——从华西坝出发的白衣人
经历76天的“阴霾”，今日武汉终于“解封”了！
就在昨日，我们也得到消息，四川最后一批返程的援鄂医疗队顺利归来。他们当中大部分来自由四川大学华西医院医务人员组成的四川省第五批援鄂医疗队。
特此刊发我们关于华西人的报道，以为纪念。
也再次感谢我们的“逆行者”们。
在这个明亮的日子，愿逝者安息，生者共勉！
友情提示：“解封不等于解防，零新增不等于零风险”，也希望大家继续保持警惕，注意安全。
这是一群能和死神“抢命”的人。他们是从华西坝出发的白衣人。
在这里，我们没法一一记下他们的故事。“他们有的瞒着年迈的双亲，有的泪别襁褓中的婴儿，有的告别新婚的妻子，有的推迟婚期，义无反顾奔赴一线……”但或许，更重要的是，记下他们这份沉重而坚韧的情意。
正如他们反复说，“我们不会忘记汶川特大地震时全国各地对四川的援助，我们带着一颗感恩的心奔赴湖北”。
对于这些逆行者，“上战场”是义不容辞的责任，但对我们，他们带来的不仅是专业、勇气和爱心的感动，还是最直接的教育触发。
他们是灾难面前最坚忍的那批人，同时也是孩子们最好的老师之一。
“千方百计，还是不行，
这是当医生最难的事情”
4月，春意正浓。正值各地援鄂医疗队陆续返程，我们也向四川大学华西医院发去询问，得到答复：“第一支援鄂医疗队正在隔离休整，还有两支会继续坚守武汉，最后撤离。”
据报道，本次援鄂行动四川共派出1463名医护人员，其中就有被网友称为“四大天团”之一的华西医院175人。
回想两个多月前，那个引发全国震动的危机时刻，华西医院大内科总支书记、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副主任罗凤鸣至今还五味杂陈。
大年初一，作为华西医院首批医疗队队长，他刚从广西指导疫情防控回蓉，就接到命令，随即带着21人奔赴武汉疫情“风暴中心”——武汉市红十字会医院。
这是离华南海鲜市场最近的医院。
局面“比想象中还要严重，还要困难”。武汉红十字医院并非传染病专科医院，一夜间转型为定点医院后，首先面临的就是远超预期的病人数量，令医护人员身心都达到了最大负荷。
“我们面临的首个挑战就是'院感'（即医院感染,指住院病人或医院工作人员在医院内获得的感染,不包括入院前或入院时已存在的感染）。”罗凤鸣回忆道。
刚刚抵达医院，四川医疗队就和红会医院商议决定：停诊三天，以甄别病人和改造病房。从医务人员到开电梯的大爷、保安等，全员筛查；区分清洁区和污染区；重新规划收治病人，轻、中、重症患者按楼层和房间分级治疗。
1月27日，华西医疗队正式接管13楼病区，因涉及不同单位，在管理上，罗凤鸣便借鉴华西医院的模式，将人员混编，推行医疗组长负责制；随后又接管和重建了9楼的ICU病房，加上最后接管的4楼病区，形成一个科室三个病区。
罗凤鸣感叹，这是从科室管理、科室文化到临床救治，“基本上把华西那一套东西都搬过来了”，这让大家放心，也让他自豪。
但困难还在后面，压力最大的时候，“一是核酸检测速度跟不上，病人恢复好了却没法出院，腾不出床位；二是初期吸氧病人太多，中央供氧不足”。
“氧气一停，就是最艰苦的时候。”经常晚上十一二点，他接到电话，“没有氧气了，没有氧气了，快找氧气瓶！”然后大家几乎像“赛跑”一样一起去推70多公斤的氧气瓶。需要吸氧的病人太多，他又赶紧给红会医院各级负责人打电话协调氧气瓶。
工作中的罗凤鸣
在政府重视下，核酸检测能力很快得到提升。但集中供氧系统压力不足的问题依然没有解决。于是，罗凤鸣想了一个“土办法”，创造性地用“传统高流量+面罩钢瓶供氧”或“无创呼吸机+鼻导管钢瓶供氧”的方式来提高患者氧合，取得了显著效果。
对罗凤鸣来说，这些技术问题倒还在其次，最严重的还是如何安抚病人。
从进入病房第一天，他就反复给患者吃定心丸，每到一个病房，都会自报家门：“我们是四川大学华西医院的，党和政府让我们来帮助大家，共渡难关。”每次查房，不仅问病情，总要和患者多聊两句，“更重要关怀患者情绪”。
罗凤鸣
但最坏的事情还是发生了。此前，13楼病区的护士长疑似感染被隔离，后来她的父母也先后住进红会医院。因为基础疾病众多，这位护士长的父亲经全力抢救无效去世了。
护士长父亲去世那天，罗凤鸣下班，一行人徒步回酒店，他几乎没说一句话。
“千方百计，还是不行，这是当医生最难的事情。”罗凤鸣对记者说。
到达武汉后，罗凤鸣几乎没休息一天。因长久佩戴防护用品，鼻梁被压得紫红，他风趣地跟队友说，“都怪我鼻子太挺了”。有同事将他去武汉前后的照片对比，短短二十多天，他已经“发如雪”……
除了医疗和管理工作，他也一直关注自己的队员们。在大家眼中，罗凤鸣做事沉着冷静，待人亲切温和，如兄长、如父亲。华西医疗队队员张耀芝在离开家乡十多天后，外婆因病去世。罗凤鸣希望她休息一天，她仍坚持上班，罗凤鸣拗不过，同意了，“她一个人在房间可能会更难过”。
张耀芝出发前，最疼她的外婆听说孙女要去支援疫区，给她唱歌壮行。这是她第一次听到外婆唱歌。她写下一封无法寄达的家书：“我亲爱的外婆，请原谅外孙女，我要继续战斗，我要和同伴们继续并肩和病毒抗争，擦干眼泪，我相信您也希望我不要退缩……”
“后方也不容易，医护人员被抽走后，他们一个人要干两个人的活”。罗凤鸣叹道，在他看来，正是团队的齐心协力、医院的给力保障，每一个队员家庭的支持和鼓励，一路支撑着他们，最后才能胜利归来。
“医学不是被动的，而是主动的”
2月7日，作为四川省第五批援鄂医疗队，华西医院第三批医疗队130人又受命赶赴武汉。其中，医生30人，护士99人，医用气体工程师1人。这几乎是华西重症医学科所有精英骨干，整建制出动。这是一群能和死神“抢命”的人。
而对华西第三批医疗队来说，这个战斗还会来得更激烈，更漫长。
“我们此次的任务很明确，就是要降低死亡率。一方面要减少危重病人数量，避免由轻转重；另一方面要降低重症患者死亡率，尽可能由重转轻。”华西医院重症医学科主任、第三批援武汉医疗队队长康焰对记者说。
在康焰团队所接管的武汉大学人民医院东院，原本是一家综合性医院，只能收治40名重症病人。但随着重症激增，只能将所有病房临时改造，增加至800个床位。全国十多支医疗队聚集在此，分区协作。
令人欣慰的是，经过十多天奋战，他们收治的128名重症患者中，终于半数转为轻症转院。
华西医护人员正在救治患者
康焰还记得那个20分钟带领危重患者转区的“生死时速”时刻。
武汉大学人民医院东院23、24病区，是主要收治重症患者的地方，也是华西所在地。2月20日下午12点57分，康焰团队突然接到16病区科主任吴雄飞发来的紧急求援：该区有位47岁患者，病情持续加重，需要气管插管和有创呼吸机治疗。16区原本是肾脏内科医护人员，没有相关条件。
康焰见报，立即组建了紧急转运小组，分配23区接收。然而，16区与23区虽在同一栋大楼，但从7楼的16区转入14楼23区，转运时间大概要15分钟。
这段路，患者随时可能心跳骤停。
为了尽可能降低风险，东院和华西团队紧急讨论，又组建了MDT团队。出发前，紧急转运小组反复预演，还准备了两套预案。
那时，患者情况已非常不乐观。康焰团队当即决定采用第二套预案，即在16区实行快速顺序诱导插管，待患者病情稳定后再转入23区。
快速顺序诱导插管，是麻醉科一种急诊插管的手术方式，考的就是手速。在这里，记者几乎很难再将康焰说的那些专业急救过程用语言描述出来。
“东院的乔芊芊医生用10秒完成了插管，最后，整个转运过程用了不到20分钟。这背后几乎每一秒都是生死时速。”康焰最后对记者说。
2月26日，这位患者成功拔管。
在康焰看来，团队配合有素，救治很快进入状态，从某种程度上说，甚至更像是华西科室的复制和延伸。这或许为中国以后传染病危重症防治方面提供了很重要的经验。
“到目前为止，没有任何一个病毒是有特效药的。这样看，医学似乎是被动的，没有直接杀灭病毒的东西。但是，只要我们通过对机体的支持，最终让机体自身战胜病毒，这个过程就并不被动，人是主动的。”康焰说道。
2月1日还在四川时，他所在的四川省重症医学会，已经联合三个重症医学会，共同拟定了“针对新冠肺炎重症病人筛查评估和质量控制”的建议。
2月7日抵达武汉，康焰分队进驻后的第一件事，就是对77个病人做筛检分类，找出真正有死亡风险的病人。随后将病区分为绿区、黄区、红区，每个区域分别收治症状程度不同的病人。
康焰团队正在进行重症救治MDT（多学科联合会诊）讨论
每天下午四点半，华西第三支医疗队还会与华西医院本部连线，通过5G远程会诊，分享新冠肺炎重症病人案例。一方面请大家帮忙提意见，一方面交流治疗重症的心得，分享典型病例，互相提高。
这些都已是华西的传统，目的就是保证每个重症病人都能得到不同专业医生的同时关注，减少犯错机会，增加救治成功率。
“它不仅仅是一支医疗队，更像是一座移动医院。”华西医院应急办副主任、第三批援鄂医疗队副队长晏会对记者说道。
“氧气医生”的特殊战场
康焰分队之所以取得这么好的效果，这其中还必须提的，就是他们团队里那个“1”——“氧气医生”。
此前，为了满足患者需要，当地医院只能采用“挂钢瓶”的方式（加挂普通氧气管）。但这种方式并不安全，且运输复杂，消毒也困难。也有人提出用制氧机代替“钢瓶”，但因效果甚微、体积过大、用电负荷过高等原因，最终被否决。
得知相关信息后，华西医院第三支医疗队在出发前，就特意征召了一名“氧气医生”随行。
张宏伟是一名有着8年经验的医用气体工程师，也是队伍里唯一一名非临床医务人员。他此行最大的任务就是保障供氧。一直做后勤的张宏伟，没想到这次有了用武之地，出发前一晚上紧张又激动，几乎彻夜未眠。他甚至还专门准备了纸尿裤。
“上战场”，这个念头在他脑海里盘桓不去。作为一个三线建设基地长大的孩子，年少时没有实现的参军梦就一直萦绕着他。
一路的狂想，抵达武汉后，张宏伟“心头才开始慌”。坐在大巴上，看着宽阔的街道、林立的高楼从车窗边滑过，四下空无一人。“氧气”两个字突然从模糊变得清晰起来。
随后进入病房后，张宏伟才发现问题的关键：病房氧气压力太低，远低于正常数值，甚至直接显示没有氧源。连无创呼吸机都带不动，给抢救治疗重症患者增加了困难。
张宏伟实地走访气化器
现场勘查后，张宏伟迅速梳理出两个原因：首先是随着用氧量增加，原液氧气化器气化能力不足，这导致气化器结霜结冰严重，进而导致气化能力下降，形成恶性循环；其二是供氧管道管径偏小，限制氧气输送量。
更关键的是，新冠患者特殊供氧的病房过于集中，“两栋楼，只有一根管子”。这两栋楼恰好是华西接管的两个危重症病区所在。
氧气压力低，现在倒像是全部转到他的心理了。
当时，病房内有两名接近80岁的重症患者病情较重，但因供氧不足，只能给他们吸氧，无法通高流量氧气或上无创呼吸机，最后抢救无效去世。这让队长康焰一直感到遗憾。
“要从根本上解决用氧需求问题，就要对医院的中心供氧进行改造。”张宏伟的意见得到了所在的武汉大学人民医院东院的认可和支持。
在改造期间，张宏伟建议临时采用40升的瓶氧，加上从华西医院紧急带来的10套钢瓶减压阀带气体终端插座，暂时保障了氧气的供应。
查图纸时，一根备用管道的发现，给了张宏伟一个惊喜，惊叹真是“天助”。但即使没有发现备用管道，张宏伟也做好了向就近楼房“借”管道的准备，这也成为后期医院可能会选用的改良方案。
2月15日，中心供氧的改造完成。经过三天运行，病房内呼吸机、高流量呼吸湿化治疗仪等设备用氧正常，整个东院病区的供氧问题基本解决。
除了供氧问题，在医护人员提出了病房的消防安全问题后，张宏伟还规划了新的疏散图和应急预案，这一建议也被院方采用。
在细节上，张宏伟尽量地周全，“我们希望所有的医护老师都平安。大家都穿着防护服，如果不晓得怎么撤离，这才是最危险的”。
在华西医院工作了8年，张宏伟对华西文化、华西的人和事怀有一种亲切的情感，同事间亦师亦友的相处模式也让他很受用。
解决供氧问题期间，他总是天没亮就出门，凌晨才休息。从工程师又变成“勤杂手”：办公室的远程多学科会诊设备出了问题，他来调试；成都寄来了物资，他帮忙卸货搬运；椅子坏了，他也撸起袖子修一修…
一堂生命教育课
罗凤鸣想起女儿，感觉疫情像是打开了一个心结。
女儿已经读大三，平时很少主动跟他交流。令他没想到的，自从来武汉后，女儿每天主动给他打电话、视频，这个细小的改变让他惊讶又欣慰。
女儿还特地录下跳舞的视频给他打气，开玩笑说：五岁时被幼儿园舞蹈老师赶出来后，就再也没跳过舞了。
在繁忙工作间歇，晏会也会想起家人。
年前，妻子和孩子回了老家。他出发匆忙，一别就是两月。在武汉，每天工作结束时已晚上10点，孩子早已睡下。
一天，家人传来视频，屏幕那端，三岁的儿子正笨拙地戴着玩具听诊器，声音稚嫩却坚定，“我以后要当医生，帮爸爸”。妈妈问，为什么？孩子回答，因为爸爸会累。那一刻，他内心的感动和不忍浓缩为一句，“天涯地角有穷时，只有相思无尽处”。
晏会抵达武汉后，为减少感染而理发
晏会告诉记者，“在这样一个整体性事件中，也许，每个队员都只是其中一份子。但是，对于他的家庭、他个人来说，就是一件很重大和有意义的事情”。
同在第三支医疗队的风湿免疫科副主任、博士生导师赵毅教授，在武汉的春天里，则收到了一封9岁女儿写的信。
信上是孩子天真懵懂的语气，让赵毅时刻触动着：“爸爸，我长大了，可以照顾妈妈和奶奶。您一定要小心再小心啊！我很骄傲，我很自豪，我有一个英勇的爸爸。”
赵毅离家时很仓促。爱人一晚上没睡着，但理解和支持丈夫的决定。但女儿还小，对突如其来的疫情没有概念，也不太明白爸爸这次远行的不同。工作之余，赵毅也在思索如何引导孩子对疫情有更深入的思考。电话那头，他向孩子抛出这样一个问题，“一声号令下，4万多医护人员不顾一切地冲到武汉，为什么？他们即使不去武汉，也不会丢掉工作，而且可以陪着家人。”
赵毅女儿写给爸爸的信
最终，赵毅收到了孩子这封可爱的回信。
和所有父母的期待一样，他希望孩子首先要“努力学习、努力成才”。但是，在当前应试教育和素质教育的争论，赵毅仍保持着自己最朴素的见解。
“希望她未来能有一份自己喜欢的工作，不需要挣太多钱，但要非常喜欢。除了经济独立外，最重要的是独立思考，有独立的人格。”
“一定要有在重大时刻奉献的精神和态度。”他又强调了一遍，“平时你可能会被名利左右，但在大是大非面前，你要知道这是你奉献的时候”。
赵毅的这层生命底色，来自他的从军生涯。2003年“非典”、2008年汶川地震，他都是以军人的身份参与了一线救援。这一次，战场变了，但他坚守的信念没变。
“踏入隔离病房的那一步，意味着一个正常人每秒钟都可能变成一个密切接触者，那一步的动力来源于两个字：职责。”职责所系，“只是换了个地方治病救人”。
赵毅教授
赵毅坦言，刚来武汉时，他最直接的感受是“恐惧”。“恐惧来源于未知”，新冠肺炎的传染性有多强？一旦被感染，生存几率有多大？这些问题从冰冷的数据中挣脱出来，降临在每个身处前线的医护人员身上，“我们首先要保证自己不被感染，然后再去救治病人”。
在科学管理、严密防护中，最初的不确定感早已消失，赵毅又开始从另一个维度去认识生命和生活。“从专业角度来讲，新冠其实是一个比较严重的流感。就我而言，虽然还没有到生死看淡的地步，但更重要的是应该珍惜生命，有自己更好的生活方式。让自己真正平静一两个月，回头再看，可能一些饭局、会议没有太多意义。把自己定下来，踏踏实实地提高个人专业，让自己变得更精准一点，也许更有意义。”
谈到人生和孩子的教育，罗凤鸣主任则给出了更多的关键词。“人在任何时候，首先要做到正直和善良。在工作岗位上，要做到公正和担当。”
他还谈到，在这次救援工作中，一些能力的必要性被放大。除了科学素养，实事求是的精神、对事物发展趋势感知和预判的能力，这些非知识的能力可能在未来才是最重要的一个教育改革。
2月24日，华西临床医学院（华西医院）的广大医学生们参加了一次特殊的“开学第一课”。华西医院援鄂医疗队的罗凤鸣、康焰、冯梅、黄子星4位医护人员在武汉专门拍摄了视频，介绍一线救援工作情况。
面对这些未来医学事业接班人们，重症医学科主任康焰最想说的是，“当我们真正参与其中时，你就能正确地感受到医学的力量是何其伟大。”
2020年/第26期
发现教育价值 记录教育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