封面故事 | 历史的收藏者樊建川
建川博物馆要做什么？
樊建川说，他在做的，其实是一件“提高历史像素的事”。
相比国家历史的宏大叙事，建川博物馆更多呈现的是个体生活和命运；不同于历史教材中的“阅读”历史，建川博物馆让人清晰地“看见”历史。
樊建川由一个个人的故事进入，最终通过“收藏”建起一个庞大的博物馆聚落。
在展厅里，每一个物件背后都是一个活生生的生命，这些生命这些命运串起更多的人、更多的命运，最后他们共同呈现出一段一段大历史。这些身处各个时代背景中的人，可能是拼死御敌的将领，可能是浴血沙场的战士；可能是被人遗忘的战俘，可能是援华的外国人士；可能是不甘受辱自杀的演员，也可能是享受改革开放带来的富裕生活的百姓。
他们，无论是名将还是普通人，无论是英雄义士还是有罪之人，他们同时也为人子，为人女，为人夫，为人妇，为人父，为人母，他们的命运共同构成了我们历史的命运。
看到他们，才能看到我们历史不同维度的真实，培养我们对历史的共情能力。
樊建川说：“人类是靠累积经验、靠记忆成长的，一个国家的记忆、民族的记忆就是博物馆，而这种记忆使国家和民族往前走时避开灾难。”
建川博物馆的独特之处就在于此。
这一组有关博物馆历史教育的报道初衷也在于此。
送走一位坐着轮椅来捐赠物品的老兵，又见缝插针地接受完意大利摄影师的采访，再坐下来时，樊建川先生说话的语调依然铿锵，但疲惫也很明显。
他时不时以手扶额，一支接一支地抽着烟，提神，在回答我们问题的间隙，用温水服下助理拿来的几颗药。
2019年是新中国成立70周年，十一前夕，樊建川比以往更忙碌。重庆的建川博物馆第九馆“新中国70周年民间记忆馆”刚刚开馆，坐落在成都市大邑县安仁古镇的建川博物馆聚落又成为关注的焦点。
建川博物馆正门
我们前往采访的这天，樊建川先生上午在重庆馆，中午赶到成都开会，下午四点又马不停蹄赶回安仁。
十五年时间，建川博物馆早已声名远播。樊建川说，有个变化是最让他高兴的：前些年，来博物馆参观的大多是老年人和中年人，近两年，年轻人明显多起来了，有不少是带着小孩来参观的年轻家长。樊建川说，建这个博物馆，他最想让年轻人来看，让娃娃们来看。
习惯了微博上“樊舵主”的生猛和幽默，眼前的樊馆长如常人的疲惫和一本正经倒让人有些意外。他的朋友回忆说：樊建川是个性情中人，有点像顽童，龙门阵摆高兴了还会高歌一曲。
末了，这位朋友突然感慨，现在的樊建川可能已经不属于朋友，不属于家人，也不属于他自己了，这就是作为公众人物要担负的责任吧。
采访结束，看着樊建川上车离开。他的一句话仍在耳边：总要有一部分人去承担责任，总要有一个人来做这件事。
埋在资料堆里，是樊建川很多的日常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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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期间，樊建川在微博上发了一条推文，“如果，只推荐一个馆，我默了一下：改变1978—2018陈列馆。”
“改变1978—2018陈列馆”是建川博物馆聚落的新馆，或者称为：辉煌巨变，改革开放四十年纪念馆。
十一年前，2008年，改革开放三十周年的时候，樊建川就想建一个三十年纪念馆，一个年份一个馆，让参观者可以在博物馆里从1978年走到2008年，感受三十年来翻天覆地的变化。但这是一笔大投入，筹备来筹备去，碍于资金紧张，只做成了展览。
2013年，樊建川想要建一座新中国六十年馆，在他的设想中，这个馆要建在海上，面朝大海，一个竖起来的锥形塔体，像剑一样，直冲云天，象征中国这60年的发展。
他说，我觉得我一生都在为这个馆做准备，真建好了，让我马上死都可以。
不了解的人很容易将这些话当作玩笑或天方夜谭。樊建川在公共平台上也偶尔自嘲“樊哈儿”（四川方言），这个绰号正是因为建博物馆这事而来。建博物馆在当年几乎无人看好，被认为是吃力不讨好、“能把人耗死”的不明之举。
作家流沙河曾在樊建川撰写的《大馆奴》一书序言中说：“我认识樊建川已近二十年了，犹记初次做客到他公司总部，已闻知他想办博物馆。当时认为此乃异想天开，不合‘在商言商’之道。过几年，见他真的办起来了。”
如今看来，体量庞大的建川博物馆聚落能够最终落成，绝不是偶然。这也能解释为什么博物馆选址之初樊建川要地500亩甚至更多，为什么要与旅游与文化产业相结合将它建成博物馆聚落而不是单个的博物馆，为什么各馆布局采用散排而非扎堆的方式，为什么如此重视设计、坚持“博物馆建筑与文物共同说话”的原则？
要建哪些馆、要达到何等效果、博物馆未来的生存和发展之路，所有问题，樊建川从一开始就有清醒的全局谋划，建川博物馆的蓝图从一开始就在他心里。
樊建川曾是一个商人，一个成功的房地产商人。1994年初他和朋友合资办起建川房屋开发有限公司，六七年之后，大概2001年就做到四川省行业排名前十。
一个商人的基本素质告诉他，在没有国家拨付费用的情况下，建川博物馆的首要任务是谋生，要能自己活下去。因此，建馆的同时，服务也在配套开发，茶馆、餐饮、住宿、纪念品商店。
事实证明了樊建川的远见。建川博物馆2005年开馆，到2008年几乎就能够平衡日常收支维持良性运转了。
建川博物馆能够成功建起并生存下来，樊建川将主因归为自己是“一个现实主义和理想主义的结合者”。这一点早在商人樊建川身上就显露出来，表现在当年房地产公司只有八个人时就有了坚定不移的企业文化。
建川公司的企业文化是樊建川一手制订的。他写了一篇几百言的《说“忠、礼、勤、信”》，这四个字后来成为公司的企业规则，至今未变。有了企业文化，公司就有了志向。
2008年5·12大地震，建川公司在都江堰修建的三百多亩小区坚强屹立在一片废墟之中，一户未塌，一千多户人安然无恙。后来小区业主专门打横幅感谢樊建川。
2003年之后，樊建川开始调整重心，一心扑在建川博物馆聚落的规划和建设上。他陆续卖掉办公楼、加油站、铺面，把十几年房地产赚的钱都投进去。
建博物馆终究是一个太过庞大和繁复的工程，与办企业不同。以至常有友人向樊建川提出共同关切，“一个人的精力与财力究竟有限，摊子不宜铺得太宽太广，一个人照顾不过来”。流沙河先生更是以庄子书中的尹文子作对比，“为人太多，自为太少”，又以墨子的苦行劝诫，“日夜不休，以自苦为极。其道大觳。”
“大觳”，就是太不滋润，太艰苦，不可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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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赶上改革开放时代
使我能尽绵薄之力”
很多人敬佩樊建川，正是因为这个“其道大觳”，怎么看，它都不像是一件普通人能办成的事情。
建川博物馆从开馆至今，门票价格15年未涨。2005年5个馆，门票价格60元，2019年，开馆数量增加到25个，门票价格依旧是60元。
从中流砥柱馆、正面战场馆、川军抗战馆、不屈战俘馆、飞虎奇兵馆、日军侵华罪行馆一路看下来，最后到樊建川先生推荐的“改变1978-2018陈列馆”（2008年没有实现的建馆梦想在2018年实现了），参观者终于长出一口气。
与其他馆不同，“改变1978—2018陈列馆”注定是一个充满朝气、变化和笑脸的馆，一个年份一个展厅，每个年份有自己的“年度主题词”“年度大事”“百姓记忆”。
参观过程是轻松愉快的，每位参观者都能在其中找到自己的生活印记。樊建川看重“从民间记忆视角，反映40年来的辉煌巨变”，关注民间百姓生活的改变。
作为一家私人投资的民间博物馆，建川博物馆囊括了“四个最”：国内目前民间资本投入最多、建设规模和展览面积最大、收藏内容最丰富。建川博物馆拥有藏品数量总计一千余万件，其中国家一级文物425件。这是“收藏癖”樊建川20年来的收藏成果。
以色列大使参观建川博物馆
樊建川的“收藏史”可以上溯到上世纪60年代，第一件藏品是为了不让其他小朋友知道自己父亲名字而把父亲名字撕掉的幼儿园成绩单，再晚一些，是文革时期为了弄清楚父亲为什么被批斗而收集的各路传单、小报。
真正有收藏意识之后，樊建川的“收”也与其他人不一样，一般的收藏家会倾向于专注在某个年代或某个品类的收藏，诸如梅兰竹菊、古董字画，樊建川的收却“包罗万象”：金、银、铜、铁、漆木、石头、布、纸，还有像章、警报器、武器装备、飞机碉堡。他的聚焦点在民国以来的近现代文物，尤其是抗战、文革、地震物品。
淘文物的樊馆长
90年代是中国全民“大搬家”的开始，对于樊建川来说可谓“天堂”。90年代以前，收东西是一件一件地收，90年代之后，变成一批一批地收。毛主席像章、文革袖章、印着标语的镜子、旧家具，一搬家，噼里啪啦全捣腾出来了。
90年代以后，近现代文物也开始有了市场，虽然价格涨起来，但收集变得更加容易。参观“红色年代·章钟印馆”和“镜像馆”，就会惊讶于其藏品的巨大数量。文革时期物品，樊建川先生曾做过一个粗略统计：手写资料二三十吨、书信三四十万封、像章上百万枚、日记一万五到两万本、瓷器五万件、镜子五万件……这正是有市场之后的成果。
比如毛主席像章，有市场之前能收到七八十斤算了不起，有市场之后，一天买一两百斤不成问题。再比如名人手稿，原本一次只能找到一份，依靠收藏网络的速度却很快，仅2005年一年，樊建川收到全国各地发来的名人手稿集装箱有三百多个，平均一天一个，每天都开车到火车站去拉。
这时的樊建川就像一块巨大的吸铁石，他就站在成都，以他为坐标，全国各地的物品成千上万潮水般向他涌来，将他淹没。他为此砸入的巨量资金也令普通人难以想象。
对收藏的狂热让樊建川不辞辛劳。建川博物馆聚落入口处耸立着一个重达数十吨的巨大碉堡，是樊建川不远千里从天津运回安仁的，当年日本人撤退后留在天津，在别人眼里是不起眼的水泥钢筋垛子，在樊建川的眼里成了宝贝。
在樊建川眼里，这些都是和时代有关的会说话的物件
为了收文物，樊建川跑遍了中国大大小小的城市，来来回回往云南各战场跑了十几次，收回一堆钢盔、刺刀，还有美军油桶、援华飞虎队当年坠毁的战机座椅。前后耗时好几年，从四川汶川宝顶山找回来两架美军残机。
还有更多用金钱买不来的藏品，它们来自时代亲历者及其子孙后代的捐赠。
比如黄埔军校同学会捐赠的课桌椅三件套，开国大将罗瑞卿捐赠的毛毯，抗战飞行员谷帷澂93岁那年专程从台湾赶来捐赠的原中国空军飞行服装及勋章、奖章，任弼时的女儿任远方捐赠的刘少奇和朱德为其父盖棺的珍贵照片，日本侵华老兵盐谷保芳多次来华捐赠的各类侵华日军物品，蒋介石侄孙女蒋孝明女士捐赠的宋美龄旗袍，援华美军老兵格鲁伯坐轮椅来捐赠林林总总私人藏品不下二十件……
罗箭介绍毛毯来历
几十年坚持搜集文物，樊建川却说，我毕生的收藏，最大的收藏，是新中国六十年。更确切地说是改革开放四十年。
博物馆的仓库里还有巨量的藏品
樊建川出生于1957年，改革开放时他正好21岁，作为时代巨变的的见证者和参与者，祖国的四十年，也恰好是樊建川的黄金四十年。
他发文感慨：在我21岁时，赶上改革开放时代，使我能尽绵薄之力，做一些有益的事情，真是缘中之大缘、幸中之大幸、福中之大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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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父亲就在。
馆在，父亲就在”
樊建川身上有一种“野”，他魁梧高大，语调铿锵，他说的话，他做的事，他写的书，都透出一股“雄赳赳气昂昂”的野劲儿，一股压住了还要往外窜的强劲生命力和血性。很多人愿意信任他，他身处“江湖”中心，朋友行业跨度大，年龄跨度也大。
南方日报第一任社长94岁的曾彦修老人曾说樊建川，“樊先生的事业，均为他人想言不敢言者。确是胆量大，志气高。冒险精神，世所罕见。”
画家陈丹青先生也说樊建川：“你要是生在民国，你肯定上战场，当将军。”
或许正是这种性格成就了今天的樊建川。而真正影响樊建川成为樊建川的，非父亲莫属。
樊建川的父亲樊忠义出生在山西兴县，家里穷，大大小小十多个兄弟，有的夭折了，没有夭折的樊家儿子长到十五岁都得往外赶，赶出去自己找吃的。樊忠义十五岁就离开家当兵上战场了。他对樊建川的教育也延续了自己父母的粗犷。
樊建川回忆，“一般家庭是不准孩子下河游泳的，他从来不管，男孩子，死了就死了，不该死你就活下。我爬树打架，他从来不管，学习也是，都不管。他就只管你是不是长成个小伙子了，是不是争气了，是不是有骨气，是不是正义的。”樊建川的“野”就是在这种放养环境下，泡在金沙江的水急浪高里疯狂地长起来的。
除了按照山西农民的传统养孩子，樊忠义对樊建川的教育又加入了军人的血性和果决。
父亲常说，人争一口气，有气是人，无气是尸。
樊建川18岁下乡当知青，别的父母千叮咛万嘱咐不放心，樊忠义却以军人的标准给樊建川打了一个横平竖直的背包，告诉他：“你下生产队，别回来，别天天往家里跑，你不会干活使劲干。你会遇到很多麻烦，但你要像个男人。”
樊忠义有强烈的军人情结，这一点后来被樊建川“有过之而无不及”地继承下来。1976年，樊建川到部队当兵前夜，樊忠义破天荒要给樊建川讲自己的行伍经历，父子俩就着一碟花生一盘胡豆干了一斤烧酒。
三年当兵经历对樊建川的影响是巨大的。冬天到山顶站岗，“扛着枪和子弹，还得带一个铁锹，把齐腰的雪铲到两边，再走上去。站岗时要一直不停地跳，免得冻死。”
部队时期的樊建川
内蒙古缺水严重，士兵们一年到头洗不成两回澡，以至于“一直长虱子。藏在皮毛衣、棉裤、毛皮鞋里面，消灭不掉。”直到后来从部队到西安上学，“经过几个月的努力，不断用开水烫，才没有了。”
除了自然条件极端恶劣，还有超出常人想象的劳动强度，扛水泥、挖战壕、修碉堡，樊建川累到吐血，吃了父亲寄来的云南白药，再喝一点酒，才把吐血治好了。
挖战壕时，樊建川曾挖到过一种草，后来专家鉴定后起名“干枝梅”。这种草，用手拉，拉不动，枝很硬，用刀砍费劲，开红花或黄花，虽然长出地面仅三十公分高，不甚起眼，地底下的根却扎得很深，盘根错节超过两米。樊建川说，我们守边将士就像这种草。没有吃不下的苦，没有完不成的事。
樊建川后来将这种军人精神和作风延续到了工作和生活里。父亲樊忠义极看重军人的荣誉，认为“当兵就要当上战场的兵”，樊建川没有机会上战场，樊忠义始终觉得很可惜。
1983年，樊忠义去世。为完成父亲心愿，樊建川把自己的“战场”设定在建川博物馆。“人一辈子有多种活法，但人要对社会有贡献。”父亲追求的荣誉感，也是樊建川的荣誉感，父亲的信念，也是樊建川的信念。樊建川后来拼命建馆，也可以看做是对父亲的一份交代。
如今，樊建川已经快到父亲当年的年龄，他的内心生出很大的紧迫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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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要有一部分人去承担责任”
建川博物馆很多时候是在跟时间赛跑，老一辈时代亲历者正一个一个离去。抗战老兵手印广场的手印直至2013年共收集到7440枚，离真正参加抗战的人数远之又远，离“万人”目标也相去甚远。有的手印是樊建川追到太平间里留下的。
占地3000平方米的老兵手印广场，采集了7440枚抗战老兵的手印，将其放大1.2倍后印在钢化玻璃上，旁边刻上老兵的姓名、部队番号和职务。广场旁的石碑上刻着“国人至此，低头致敬”
虽然建川博物馆也讲英雄，但讲得更多的是灾难，是死亡。川军抗战馆、不屈战俘馆、侵华日军罪行馆、5·12地震纪念馆是代表。知青生活馆，樊建川用了一整面墙来记录知青的死亡、失踪数据。5·12地震纪念馆，樊建川又做了很多悲惨场景的重现，遇难学生的日记、衣服，包括银厂沟遇难新娘染血的婚纱。
2010年4月，5·12抗震救灾纪念馆建设工地，樊建川在为工期犯愁
触目惊心。樊建川为什么“热衷”呈现悲惨，呈现灾难？答案正如他写在地震馆墙上的那一段话：
……短短75年间，家乡连遭震魔四度重创。遗憾的是，前面的大灾难都未能留下警世的场馆。我们知道祖国多灾多难，我们也知道多难才能兴邦，但前提是：汲取教训，铭记灾难。
为了未来，收藏教训。为了安宁，收藏灾难 ——摘自樊建川“馆主自白”
他以多种方式在重复呼喊同一句话：“龙门山地震是不断发生的，有规律可循的，重复发生的。”历史的意义在于这个“重复”，可怕之处也是“重复”。
干了一辈子收藏，樊建川几乎倾尽所有收集了两百余万件抗战文物，其中国家一级文物上百件。最初是兴趣使然，“觉得把一件事情搞清楚很好玩，慢慢一件件事情连起来，越来越觉得好玩。然后觉得还不够，还要查更多资料，读更多书，收集更多文物，了解更多事情，就这样进去了。”
越深入，越无法脱身，最后，兴趣变成了责任。
2004年夏，他接到一位长期合作的文物商人的电话，说天津出现了一套日军日记，这类东西在中国文物市场上从未出现过。这是一套随军日记，总共七本，附带一本影集，每本巴掌大小。
樊建川当即飞往天津，心里只有一个想法，无论如何也要买下，“我不想让这批最真实最直接地反映抗日战争的东西再东游西荡，我不知道它会再到什么地方去。”事实再一次证明了樊建川的判断，翻译完成之后，樊建川发现，这套日记果然意义重大。
记录者名叫荻岛静夫，是抗日战争中一名“火葬兵”。从1937年8月参加侵华战争到1940年3月回国，日记几乎没有中断，从一个日本兵的角度真实还原了当年侵华的残忍罪状。后来这套日记被评为国家一级文物。
樊建川曾多次跑到日本搜集二战资料及当年的军用物品。他还有一个从办馆之初就想要建的馆，汉奸馆，因为多种原因至今没有建起来。
他对汉奸问题的关注很早，“日本在中国投降时，只有一百三十万人。而国共两党七八百万军队。日本对中国的侵略能维持十四年之久，这部分中国人（汉奸）‘功不可没’，起了强大的支撑作用。”他希望以这个馆对抗这个民族的集体性健忘，追逼更多人去问为什么，而不是“一个灾难来了，很快又走了，很快就不痛了，又会打麻将了，又该干啥干啥去了。”
樊建川曾是四川房地产界的佼佼者，做博物馆之后再无精力顾及，有人替他感到可惜。也有人给他留言：近来精神稍差点，注意保重身体。还有人说，樊建川是不是一头扎在里面出不来了。
樊建川回应，“四川有两千家房地产开发商，少我一个没关系，收藏战争更有意义。中国十三亿人，总要有一部分人去承担责任，去考虑一些更长远的事情。”
改革开放40周年纪念馆。樊建川先生希望“从民间记忆视角，反映40年来的辉煌巨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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捐博物馆，忆起父亲准备的背包
樊建川认为，自己就是那部分要去承担责任的人之一。
他甚至生出“天意”之叹。当初，没有人相信一个房地产商人会拿五百亩地来做不赚钱的博物馆，他去了北京、上海、重庆等很多地方，只有成都市大邑县相信了他。
大邑县安仁古镇给了他五百亩地。安仁古镇始建于唐朝，安仁之名，出自《论语》“仁者安仁，知者利仁。”这里有独具特色的民国建筑群，是抗战名将刘湘的故乡，有文革中被批斗的刘文彩的庄园。
所有这些都与樊建川的收藏主题奇迹般地契合。后来樊建川将户口也转到安仁来，真正成了“安仁”之人。
建川博物馆聚落
有一段时间，樊建川很怕死。有朋友问他，你几十年的收藏，天天在外边干，头发都干白了，有一天突然死了，你这一大摊子东西怎么办？
樊建川也在心里琢磨这个“怎么办”的问题。他有一个女儿，但面对女儿，樊建川有做父亲的一点私、、心，他甚至像一个普通甚至传统、保守的父亲那样，希望女儿过“相夫教子的好日子”就行了。“我不要她担这个担子，我不能害她，她守不住。一旦拥有，她不会再过正常健康的生活，会辗转难眠，甚至一生都很痛苦。”樊建川这句话也像是在说自己。
2007年12月4日，樊建川终于拟定遗赠，他决定将这个重任交还给国家。两天之后，这份遗赠正式由成都市蜀都公证处公证并生效。从那天起，庞大的建川博物馆聚落及樊建川几十年收藏的文物均将在未来属于国家。
拟遗赠的时候，樊建川想起自己下乡和当兵之前父亲打的背包。父亲告诉樊建川，人活在世上就两件东西，第一，你有一条命，第二，你有一个包袱，就是你的背包，背包里有袜子，有茶缸，有鞋，有被子，还有换洗的衬衣，仅此而已。你是一个兵，命，是拿来拼的，背包拿来干什么？命拼完了就扔了。
博物馆就是樊建川的背包。他说，“我这条命是用来建博物馆的。人就是一条命一个背包。现在，我把我的背包捐给国家了。”
画家陈丹青说樊建川：“你要是生在民国，你肯定上战场，当将军。”
排版丨阎家珲
审阅丨杨 军
图片丨建川博物馆
2019/9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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