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开国文臣之首——宋濂
宋濂（1310年～1381年），初名寿，字景濂，号潜溪，别号龙门子、玄真遁叟、仙华生、元贞子、元贞道士、仙华道士、幅子男子、无念居士、白牛生、南山樵者、南宫散史、禁林散史，祖籍金华潜溪，至宋濂时迁居金华浦江（今浙江浦江）。明初著名政治家、文学家、史学家、思想家。与高启、刘基并称为“明初诗文三大家”，又与章溢、刘基、叶琛并称为“浙东四先生”。被明太祖朱元璋誉为“开国文臣之首”，学者称其为“太史公”、“宋龙门”。
宋濂自幼多病，且家境贫寒，但他聪敏好学，号称“神童”。曾受业于闻人梦吉、吴莱、柳贯、黄溍等人。元末辞朝廷征命，修道著书。明初时受朱元璋礼聘，被尊为“五经”师，为太子朱标讲经。洪武二年（1369年），奉命主修《元史》。累官至翰林学士承旨、知制诰，时朝廷礼仪多为其制定。洪武十年（1377年）以年老辞官还乡，后因长孙宋慎牵连胡惟庸案而被流放茂州，途中于夔州病逝，享年七十二岁。明武宗时追谥文宪，故称“宋文宪”。
宋濂与刘基均以散文创作闻名，并称为“一代之宗”。其散文质朴简洁，或雍容典雅，各有特色。他推崇台阁文学，文风淳厚飘逸，为其后“台阁体”作家的文学创作提供范本。其作品大部分被合刻为《宋学士全集》（亦称《宋文宪公全集》或《宋学士文集》）七十五卷。
宋濂生于元武宗至大三年（1310年）十月十三日（11月4日），因与其祖父同日生，故名为寿，后改名濂。祖籍金华潜溪（今浙江义乌），至宋濂时才迁居金华浦江（今浙江浦江）。因其母怀孕仅满七月而生宋濂，故宋濂幼时多病。为人聪明、记忆力强，号称“神童”。曾受业于闻人梦吉、吴莱、柳贯、黄溍等，精通《五经》。他一生刻苦学习，“自少至老，未尝一日去书卷，于学无所不通”。元顺帝至正九年（1349年），因危素等举荐，顺帝召宋濂为翰林编修，他以奉养父母为由，辞不应召。至正十年（1350年），入仙华山为道士，实则入山著书。至正十六年（1356年）十月四日，入小龙门山著书。
至正十八年（1358年）三月，朱元璋军队攻取睦州，宋濂遣家人入诸暨勾无山，但他自己留下未同行。十一月，郡守王显宗以“五经”师聘，宋濂推辞。至正十九年（1359年）正月，朱元璋命升任知府的王显宗在郡中设学堂，召宋濂为婺州郡学《五经》师。
至正二十年（1360年），在李善长的推荐下，宋濂与刘基、章溢、叶琛被朱元璋召至应天府。七月，宋濂被任命为江南等处儒学提举。十月，奉命为朱元璋子朱标教授“五经”，后又参与修撰起居注。至正二三十年（1363年）五月，朱元璋建礼贤馆，宋濂等人均在馆中。
洪武元年（1368年）十二月，朱元璋下诏撰修《元史》，命宋濂及王祎为总裁官。洪武二年（1369年），宋濂赴诏修《元史》，至二月开修，宋濂、王祎为总裁。六月，除任翰林院学士、中大夫、知制诰、兼修国史。同年八月，《元史》书成，宋濂被任命为翰林院学士。
洪武三年（1370年），因欧阳佑等儒士采得元朝事迹还朝，朱元璋遂于二月初六开局续修《元史》，仍命宋濂及王祎为总裁，至七月一日，全书告成。七月，因失朝被降职为翰林编修。洪武四年（1371年）二月，宋濂升任奉议大夫、国子司业，却因祭祀孔子未按时呈上奏章，于八月被贬为安远知县。
洪武五年（1372年）二月，宋濂被召还任礼部主事。十二月，升任太子赞善大夫。同年，甘露屡降，朱元璋问宋濂这样的天象是什么预兆，宋濂以《春秋故事》告诉朱元璋受命于人不于天，做事不必受天象的影响。朱元璋的侄子朱文正犯了罪，宋濂为朱文正求情，说可以将朱文正贬到边远地方，不宜治死罪。朱元璋问宋濂作为帝王，应该读什么书为主，宋濂推荐给朱元璋《大学衍义》，朱元璋于是命将书中内容贴在宫殿两边墙壁之上，召集大臣，让宋濂给大臣讲《大学衍义》中的内容。
洪武六年（1373年）二月，朱元璋召四方儒士张唯、王辉等数十人，将他们都任命为翰林编修，以宋濂为其师。七月三十日，升任翰林侍讲学士，知制诰，同修国史，仍兼赞善大夫。八月十六日，与詹同同任总裁，奉命修《大明日历》，九月开馆，至次年五月修成，又辑其中五卷为《皇明宝训》。同年九月，朱元璋为散官分阶定俸，任命宋濂为中顺大夫，命他参中书大政，宋濂婉辞。
洪武七年（1374年）十一月一日，朱元璋命宋濂等考定丧礼服制。洪武八年（1375年）十月，宋濂跟随太子朱标及诸位讲武中都。洪武九年（1376年）正月十日，朱元璋命宋濂与朱右等定王国所用礼。六月，除任翰林学士承旨，其余兼官如故。
洪武十年（1377年），宋濂告老还乡，朱元璋亲自饯行，并命宋濂之孙宋慎送其回家。宋濂以头叩地辞谢，并约定说：“臣没死之前，请允许臣每年来宫内觐见陛下一次。”回乡后，宋濂每年乘着帝庆节的机会如约进京陛见。
洪武十三年（1380年），宋慎被牵扯进胡惟庸案中，导致宋濂一家遭祸，宋慎与宋濂其次子宋璲都坐法死，朱元璋想处死宋濂，经马皇后及太子朱标力保，才得免一死，徙至四川茂州安置。
洪武十四年（1381年）五月二十日（6月12日），宋濂因病逝于夔州（今重庆奉节），享年七十二岁。临终时，正坐敛手而逝，当时夔州的官员都前来赠赙哭祭。知事叶以从将宋濂葬于莲花山下。蜀王朱椿仰慕宋濂，又将宋濂转葬华阳城东。明宪宗成化年间，蜀王朱申凿曾至宋濂墓前祭拜。明孝宗弘治九年（1496年），因四川巡抚马俊为宋濂上奏申诉，孝宗经礼部商议后下诏恢复宋濂的官职，每年春秋两季在其所葬之地举行祭祀。明武宗正德年间，宋濂获追谥为“文宪”。
宋濂对于佛、道二氏，尤其对于佛教典籍，也曾潜心研究，并多所汲取。在天道自然观方面，他借用医家与早期道家所使用过的“气母”即“气者生之母”的说法，认为宇宙的升降运动和四季庶物的欣荣藏息，是“气母”即“元气”运行的缘故。这种“气母”或“元气”，“其出无根，其人无门”，无涯无际，人们虽不能觉察它，但它确实存在。宋濂认为，理，亦即天地之心，是绝对的，它通过元气而致有万物和运动。自然界所以充满生机，就是因为生生不息的“天地之心”通过元气在起作用。他认为，求道问学，修养道德，就在于体认和获得这个“天地之心”，而使“吾心”能够“冲然”、“渊然”、“浑然”、“凝然”、“充然”。苟能如此，人便能与天地并运，与日月并明，与四时并行，于是便实现了“君子之道”。而人所以能体认“天地之心”，则是因为“吾心”本具“太极”，它无大不包，无小不涵，因而能与天地之“太极”感应而“桴鼓”相应，所谓体认“天地之心”，原不过为发抒“吾心”本有的“天地之心”而已。六经的实质就是记录“吾心”所具之理，故六经与“心”同样具有绝对性，“心之为经，经之为心”，如形影不可分离。此种态度，反映了金华朱学重经史的传统。
对于“吾身之心”，宋濂称之为天下“至宝”，因而人“心中自有圣人”，不劳外慕，关键在于如何去“识心”、“明心”。而“识心”、“明心”的方法则为不断克除“人伪”，做到“存心”。克除“人伪”之法又在于学，学的内容就是记录圣人之心的六经。同时，宋濂也曾谈到格物致知，但未论述其具体的方法、步骤，而更热心于倡导佛教破二边的不二法门，以佛教为“人道之门”。因而宋濂之学兼有朱学、陆学的特点，并受佛学的影响。其学说为元代开始的朱陆合流到明中期王学出现之间思想嬗变的环节之一。
宋濂与刘基均以散文创作闻名，并称为“一代之宗”。他坚持散文要明道致用、宗经师古，强调“辞达”，注意“通变”，要求“因事感触”而为文，所以他的散文内容比较充实，且有一定的艺术功力。其散文质朴简洁，或雍容典雅，各有特色。
明朝立国，朝廷礼乐制度多为宋濂所制定，刘基赞其“当今文章第一”。纪传如《秦士录》《王冕传》《李疑传》，均能抓住细节，突出性格，渲染无多，感染却深；写景如《桃花涧修契诗序》《环翠亭记》，简洁清秀，近似欧阳修。
宋濂因身居显位，又逢明初开国盛世，其文风淳厚飘逸，文章中较多颂扬封建统治、宣传封建道德的内容。有些文章如《阅江楼记》，虽情景畅达，但颇为粉饰之辞所累。宋濂此类文章，为其后“台阁体”作家的文学创作提供范本。此外，宋濂因受佛、道影响，部分作品亦有消沉、感伤情绪。他的文名远播国外，洪武年间，高丽、日本、安南等国使节曾出双倍价收购宋濂文集。
宋濂著作有《孝经新说》《周礼集说》《诸子辩》《龙门子凝道记》二十四篇、《潜溪内外集》三十卷、《銮坡集》二十五卷、《萝山吟稿》二卷、《浦阳人物记》二卷、《翰苑集》四十卷、《芝园集》四十五卷、《洪武圣政记》二卷、《朝京稿》五卷等。还著有《篇海类编》20卷，《洪武正韵》16卷。他曾主编《元史》210卷。除《洪武圣政记》一向单行及《元史》集体所撰外，其它作品后合刻为《宋学士全集》（亦称《宋文宪公全集》或《宋学士文集》）七十五卷。有明一代，开私家藏书风气者，首推宋濂。
宋濂有史才，曾主持编纂《元史》210卷，王祎将其与司马迁相比，四方学者称其为太史公。他在文学上的成就掩盖了史学成就，据说他青年学习《春秋三传》时，就擅长记忆历史年代；成年后，也喜欢创作人物传记、行状墓志。他在《洪武圣政记》中，改变之前“以古为鉴”来劝谏君主的方法，创造了“以今为鉴”的劝谏方法，他是“以今为鉴”的“资鉴派”，《洪武圣政记》及他的另一部著作《浦阳人物记》，对于有明一代的史学颇有影响。但宋濂的史学只是他借以宣扬经学的工具，虽然从事历史著述却不想以此名世，宋濂的在《元史》中的创作也不能与其散文、寓言等作品相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