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语】
最近一直想写两篇总结，一篇谈一谈社会学的基础思维，一篇梳理一下社会学百余年发展史。有了这两个大概的想法后，一直没有更好的具体的写作思路，迟迟未动笔。后来发现高行云学长推过两个课程大纲：社会学的基础思维；社会学百年史话，认真拜读了一下。对照高行云学长列的大纲，我这才有了一些写作想法与模糊的思路，但仍然不能确定能不能完成这样两篇总结。虽然还未形成清晰的写作思路，但是我还是决定开始动笔。以下的总结中，写作大纲在很大程度上参考了高行云学长的课程大纲，具体内容则是自己的总结梳理、观点看法。
——Zero
社会学的基础思维
第1节 “社会人”思维：无法成为野兽或机器的我们
提起经济学，大多数人都能准确说出经济学的基本假设：理性经济人、资源稀缺性。但是提到社会学的基本假设时，即使是社会学人也往往要犹豫一下，思考自己的观点是不是社会学界的标准或主流观点。对标经济学，我也给出两个我觉得算是社会学基本假设的假设：复杂社会人、关系性存在。即在劳动生产与社会交往的关系性中存在、具有涂尔干所言的“人性二重性”的复杂社会人。正是上述的界定，让我们“无法成为野兽”，但是另一方面，这可能又意味着，人并不需要唤起其“兽性”一面就可以做出许多超越野兽的野蛮程度的事情。人类历史上，发生过许许多多人类无限趋向于其动物性一面的大大小小的事件。20世纪以来，当人们沉浸于对未来的社会进化的乐观想象时，却发生了前所未有的两次世界大战，还发生了大大小小多次大屠杀与种族灭绝事件。这其中，以纳粹的犹太人大屠杀规模最为庞大、最为血腥野蛮。正如鲍曼在《现代性与大屠杀》中所揭示出的那样，承载了人类数千年文明积淀、处于社会关系中的社会人确实无法成为野兽，当纳粹冲锋队持续不断对犹太人实施街头暴力时，很快就引发了许多德国民众的不满。当暴力发生在个体身边、当邻人遭受到野蛮攻击时，人的道德感会被激发，即使在种族主义情绪高涨的德国也不例外。纳粹党高层于是改变策略，系统化的建立集中营，制造隔离，进而制造“道德冷漠”。《兄弟连》剧照。盟军发现纳粹集中营后，集中营附近小镇居民的一系列反应例证了上述观点。然而，纳粹大屠杀最野蛮、最令人恐惧之处正是其标准化流程、工业化屠杀的手段。当种族灭绝主义、理性化思维与现代工业化技术结合在一起，使得人可以不施野兽之行为而达成野蛮之目的，这便是汉娜·阿伦特所说的“平庸之恶”。从一点而言，身处现代社会的我们，作为“社会人”，无法成为无道德的野兽，但却很可能成为道德冷漠的“机器与齿轮”，这才是故事的另一面的可怕之处。在科学技术不断进步、工业生产不断发展的19世纪下半叶、20世纪初，社会学古典三大家——马克思、涂尔干、韦伯——已经看到了现代社会的这种悖论：马克思谈论人的异化与真正的解放、涂尔干强调社会与集体意识的重要性、韦伯揭示科层制的铁笼与理性的黯淡前景，都在向我们揭示现代社会人们将要一直面临的困境：“系统”将会不断制造区隔与道德冷漠，无法成为野兽的我们却有可能成为机器。更具悲剧性色彩的是，科技越发展，社会越繁荣，人类作为整体却越可能趋向于命运的困境：或者要承受在系统内意义与自由双重丧失的迷茫感，或者成为享受快乐的“机器人”；要么在信念或非理性驱动之下，以理性的手段加速自我毁灭。今天来说，我们对自我毁灭、成为野兽的担心少一些，毕竟，虽然今天国与国之间、不同族群、性别之间，虽然存在对立与冲突，大家仍然能基本保持均势与平衡，擦枪走火的几率少一些，再次发生规模性战争、系统性屠杀等事件的几率不大。不过，这种对立与冲突随着网络平台的扩展仍然制造了一批“网络野兽”，躲在暗处到处窥伺，时不时盯上他人，立马号召一批同伴冲上去撕咬。在“爱国议题”下、在族群议题中、在性别议题里、在任何容易引发冲突的网络争论中，这样的情况屡见不鲜。网络平台往往能够使个体放心剥除自己的“社会人”角色、切断自己真实的社会关系，隐匿于社交工具之后，展现自己非社会性的另一面人性。网络往往不是加强人们的交流与相互理解，而是制造了道德冷漠（最典型的例子——患癌博主却被质疑卖惨、被网暴，一直到去世后才尘埃落定）。最为可怕的还不是网络谩骂与情绪宣泄，而是在信念主导之下，以理性的手段，达致非道德的目的。此可谓“网络屠杀”（对不同观点立场的他者有组织的不实攻击、举报，从线上发展到线下的攻击）
患肺癌已不幸离世的卡夫卡松饼君，生前不断遭到网暴，对她是否患病进行质疑，并展开人身攻击。最近在许多性别议题下，许多女性主义者遭受到大规模网络攻击与举报，一些组织机构也无辜躺枪。
今天，我们关注的更多的是对成为“困在系统里的人”的困境，与二战后社会再次繁荣态势下许多人担心消费主义制造“快乐机器人”、道德感低下的享乐主义蔓延不同。今天，虽然社会发展越来越快，科技更加进步，生产生活方式也进一步发展，但系统对“打工人”的控制却越来越强，无论是“困在系统里的外卖员”，还是996福报的打工人、还是越来越内卷的各类群体，大家好像都陷入了这样一种困境：系统的发展造成了更大的区隔与压迫，也造成了更强的道德冷漠感，人成了统计数字、计量指标、数据报表。法兰克福学派代表性人物哈贝马斯综合了西方马克思主义批判理论与韦伯理性化思想脉络，发展了独具特色的“沟通行动理论”，然而哈贝马斯的这一理论构想从理论预设之处就过于具有“乌托邦”色彩：他对技术进步带来的益处过于乐观，虽然并未明确说明，但是在他看来，技术的进步一方面会带来生产力的发展与社会繁荣，另一方面会带来生产关系的变革，最终使得人可以到达这样一种境地：系统的归系统、生活世界的归生活世界，然而事实却是，信息技术的进步带来了福柯式的“全景敞视”；社交媒体的发展往往并没有带来公共领域的拓展，相反是流量为王与信息操纵。人终究不会成为“野兽”，也不会成为“机器人”，那么，该怎么过好我们作为“社会人”的“社会人生”？那些“比故事更精彩的人生”对我们来说有何启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