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明代州官的“洗冤录”解读天一阁的另类藏书《夷困文编》
作者：屠建达，文献学硕士，天一阁博物院典藏研究部馆员，研究方向为版本目录学、书籍史及明代思想史。撰有天一阁馆藏文献题跋多篇、《天一阁藏明人文集珍本书录》(合著在编)等。目前负责主编《天一阁文丛》。
杜甫的“粉丝”明的遗民
在天一阁藏书中，明校样本《夷困文编》显得颇为“另类”，因为它的内容比较奇特，整书共六卷，全部是作者用来给自己洗冤的。
《夷困文编》的作者叫王嗣奭(shì)，字右仲，号于越，又号艰贞居士，鄞县人，生于明嘉靖四十五年(1566年)，卒于清顺治五年(1648年)。天一阁博物院典藏研究部馆员屠建达介绍，王嗣奭的一生历经明清多个朝代，阅历非常丰富。但是，他的生平又相对平庸，主要有四个身份：先是士子，考中科举；到了中年，出仕做官；返乡后开始当学者；最后当了遗民。
清代李邺嗣在《甬上耆旧诗》中描述：“嗣奭博通文史，喜辨析先儒异同，于圣学深为有得。尤喜杜诗，尝梦见少陵与之握手，共赋诗。后官涪州，以事至锦官城，过草堂，瞻遗像，宛如梦中。”王嗣奭早年研究《易经》，后拜刘宗周为师，与鼎鼎大名的黄宗羲是同门师兄弟，黄宗羲在《明儒学案》中把他写了进去。但他跟黄宗羲一样，并没有继承刘宗周在理学方面的成就，他的主要成就在文学，尤其是杜诗研究方面。
王嗣奭43岁起研究杜甫，花了近40年的时间写就《杜臆》，这是研究杜甫诗的经典之作。“他可称得上杜甫的头号‘粉丝’。我们现在称‘诗仙李白、诗圣杜甫’，而在明代诗圣可以用来称呼很多人。是王嗣奭提出应该独尊杜甫为诗圣，这之后，诗圣才慢慢成了杜甫的专称。”屠建达说。
王嗣奭的遗民生涯又是怎样的？全祖望在《续甬上耆旧诗》中有一段记录，“丙戌，年八十矣。有司迫遣登舟朝见贝勒，先生至慈水，乘潮逃去，信宿而返。自言人生不幸至此，但有祈死而已；予则反祈不死，或犹见中兴之日……”这件事发生在清顺治三年(1646年)，当时宁波是抗清斗争非常激烈的地区，清政府就给宁波官府发了一份公告，要求本地有名望者必须到杭州去朝见清朝的一个贝勒，以示顺服。80岁的王嗣奭也被强迫着去朝见，船到慈城的时候，他趁着潮水悄悄逃回了宁波。这是他遗民生涯中的一个亮点，为此他写了好几首诗。
其中一首写道：“皮肉空悲衰朽人，敢将朽骨报君亲。儿曹勉奉周官法，老子甘为洛邑人。心血未枯凝作碧，鬓毛虽短保如珍。首阳倘许夷齐卧，王翰堪教罢卜邻。”可以看出，当时清朝已经下了剃发令，王嗣奭要当遗民，愿为明王朝尽忠。
他在另一首诗中又写道，“富贵不如品鉴好，尚平岂独远人情？也知世乱言当验，直到身尝意始倾。何路还堪访岳去，此身那得朝王行。钱塘江底寻胥老，才说分明死胜生。”这首诗写于登船赴杭之际，如果真的被逼无奈，他决心投钱塘江去寻伍子胥。不少研究者据此认为，王嗣奭很有民族气节。屠建达则指出，如果仔细品味这两首诗，其实可以看出王嗣奭的矛盾心理：一边是“老子甘为洛邑人”，一边又说“儿曹勉奉周官法”。说明他自己打算做一个明的遗民，但又希望儿孙辈能够遵守清朝的法律。对于乱世，他早有预料，但乱世变化太过激烈，又超出了他的预料。屠建达分析：“王嗣奭虽然是个遗民，但不是一个顽固的人，他一方面割舍不了自己对于明朝的感情，另一方面又说乱世是没办法避免的。说明他对明朝的政治其实早就不满了，他也默认了改朝换代的现实。”
《夷困文编》
坎坷的士子难为的州官
王嗣奭的不满从何而来？这需要回到他的士子身份和官员身份。
王嗣奭的仕宦经历比较坎坷。直到35岁才考中举人，54岁时找了一个宣平教谕的职位，以举人的身份出仕，宣平就是现在的浙江丽水。60岁才当上江苏宿迁的县令。3年后，任福建永福县令。又过了4年，终于当上涪州知州。
兴奋之余，王嗣奭写了一封“将之涪揭告同乡亲友”的公开信，表明要吸取之前的教训，做到不徇私。他在两任县令任上时，很多同乡亲友投靠他，但由于俸禄微薄，没有满足那些投靠者的要求，反而导致大家都不开心。所以到了涪州任上，他决心排除干扰，好好干一番事业。
但是，明代的州官不好当，涪州的官尤其不好当。上任才两个月，他在写给一个同年的信中说：“及抵涪，而不意其蔽坏若斯极也。循旧辙则丧故吾，改新弦又招众怨……”王嗣奭主要面临三个问题，一是账目不清，导致府库空虚；一是地处要冲，迎送开支巨大；还有一个是地方结党，导致财政枯竭。如当地乡官通过冒领和多领的方法，把工食银落到自己的腰包里。王嗣奭想将弊端一一革除，先从工食银下手，但他的计划还没有真正实施，就遇到了很大的麻烦。
崇祯七年(1634年)，当地举人要到北京科考，惯例是用工食银抵充路费，所以他们到衙门来领取。王嗣奭不发，举人们闹得很厉害。一方面向上级官员讨要，另一方面直接打上了衙门，逼得王嗣奭不得不从。屠建达说：“从中不难看出，涪州虽然地处西南，但也出现了晚明社会典型的特征，地方势力盘根错节，秀才举人架空地方政府，而官府往往财源枯竭，失去了对社会的把控。”
问题是一层层累加的。之后，又碰上了兵灾和旱灾。同年二月，李自成的军队攻下夔州。夔州是川东重镇，距离涪州不远，王嗣奭身为州官，既要安抚百姓、团结乡绅、守护涪州，还要筹措钱粮，支付打仗需要的各种经费。好不容易熬到五月中旬，李自成的军队退了，又碰上了旱灾。到七月，终于降下大雨。但他还没来得及高兴，就接到行文，说他贪污受贿，被人告发了。
官场斗争晚明乱象
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后有人告诉他，被告发主要有三宗罪，“撮提追人私债，一也；谓州人助饷为加派，二也；取行不给价，三也。”
屠建达介绍，“王嗣奭的应对之法是写了三封公告。一方面对自己的罪责进行辩解，另一方面发动了一场舆论战。”但等到了重庆之后，王嗣奭发现情况远远比自己预料的要复杂得多。
他被告发的罪名总共有十三款：一是粮羡；一是收受红银；一是赎充积谷有余，不报入己；克扣工食银；不给价取行；助饷时大斗收小斗散；京债；盐税；收受虎皮；撮提……这些罪行，很多比较小，在晚明官场普遍存在。其中，问题最大的是粮羡。
粮羡是怎么回事？王嗣奭上任之初是打算革除粮羡的，但管粮的书吏告诉他，招待费支出庞大，不可能革除此项。等到开征粮税的时候，下面各地的吏长又告诉他，说这个是必须保留的。他最后同意了，但比起前任，只取四分之一。王嗣奭觉得，自己如果因为这个问题被定罪，是非常冤枉的。
到了此时，王嗣奭已经知道其实是有人要对付他，他开始给各路的顶头上司写信。但没想到，他写信求助最多的周士登，恰恰就是要对付他的人。
周士登，字伯升，历官川东道。为什么他和王嗣奭从一开始的志趣相投，最后变成了仇家？原因是当初流寇入蜀时，涪州封城，周士登的家眷正好在涪州城里。王嗣奭怕人心涣散，严禁周家家眷离开。后王嗣奭虽然写信解释了经过，周士登也回信表示谅解，但其实心生嫌隙。
之后，王嗣奭贪污的罪名被定实，并被追赃一千两。为了偿付这一千两，王嗣奭跟他的老妻在涪州停留了两年，等回到老家时已经是崇祯九年(1636年)。涪州的这段经历令他耿耿于怀，直到五年后，他还一心想着怎样为自己洗冤。他把在涪州期间所有的公文、书信编辑成了集子，也就是天一阁所藏的《夷困文编》。遗憾的是，这本书在当时流传不是很广，清代也没有重刻，目前看来，天一阁所藏是唯一留下的明刻本。屠建达说：“虽然《夷困文编》的洗冤目的并没达到，但还是保留了很多有价值的东西，尤其是王嗣奭对晚明官场乱象的真实体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