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与正义的落差——辱母杀人案
▲山东源大工贸有限公司办公楼（右），于欢及其母亲曾在这里被催款团伙控制、侮辱，最后酿出了血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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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社会逼债，把一男子及他的母亲和姑姑非法关押在自家公司的接待室，不但限制其自由，而且不择手段地侮辱、谩骂，且有殴打的现象。欠债人是这位男子的母亲，山东源大工贸有限公司的创办人苏银霞，这名男子是她22岁的儿子叫于欢。
11名催债人的头头叫杜志浩，因在家中排行老三，被人称为“杜三”。
杜志浩曾因一起交通肇事案被冠县东古城镇人所熟知。2015年9月30日，东古城镇一名14岁女学生被撞身亡，身首异处，肇事司机逃逸。
这名女学生的母亲说，肇事当天杜的父母来给她送过东西。她后来收到了中间人给的28.5万元赔款，但自始至终没见过肇事者一面。“交警说抓不到人，我一个农民能怎么办呢？“
杜志浩在逼债过程中又表现出了下三烂的本性，不但在于欢的母亲和姑姑面前大放黄色录相，把于欢的鞋扣到他母亲的脸上，还当着于欢的面脱下了裤子，在于欢母亲面前做出了更加龌龊的动作，并与于欢母亲的脸部接触。
对于一个男人来说，这是奇耻大辱，做法只有一个——杀了他，杀了这个畜生，无论用什么办法都不为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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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22岁的他是94年出生的。90后的小孩生在富裕时代，又多是独生子女，很温和、很文明，但总觉得少了点血性。
现在的社会上，身上带着七个不服八个不愤劲儿的都是50后、60后、70后，80后都平和了很多。致使平时聊天的时候说，这个社会上没流氓了，有点流氓也都老了。
这就是冯小刚要在电影《老炮儿》里要表现的情怀。
于欢在母亲受到那么大侮辱情况下也没有表现出要拼命的动作，不免有点让人失望。
其实有的时候拼命是一种气势，只要这种气势足够大，对任何人都有震慑力，并能达到意想不到的效果。
有旁观者看不过报了警。
警察到场之后，可笑的现象发生了，警察说“要账可以，但是不能动手”，随即离开。
警察眼里根本就没有受害人，只有要账者，轻言轻语地让他们注意一下行为——要账是可以的，只是不要动手。
傻子都能看出来，警察和要账人是一伙的，要账人是在警察的保护下进行逼债。
看到三名民警要走，于欢的姑姑拉住一名女警，并试图拦住警车。“警察这时候走了，他娘俩只有死路一条。我站在车前说，他娘俩要死了咋办，你们要走就把我轧死。”于欢的姑姑于秀荣回忆说。
而警方的说法是，他们询问情况后到院内进一步了解情况。
人在接待室被非法关押，而警察要到院里去了解情况。
该杀的还只是杜三吗？应该带上个警察。
是的，就在警察走了之后，22岁山东小伙子于欢血性来了。
看到警察离开，情绪激动的于欢站起来往外冲，被杜三等人拦了下来。混乱中，于欢从接待室的桌子上摸出一把刀乱捅，杜志浩、严建军、程学贺、郭彦刚四人被捅伤。
为什么警察走了于欢才表现出自己应有的血性，因为他失望了，对警察失望了，或者说是对自己原有是非观、法制观失望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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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年后的年轻人把法律看得很重，他们相信法律、相信公权。
而现在，于欢眼里的公权是那伙畜生的保护者。这是这一事件的最可悲之处，让相信法律的年轻一代失望。
还能干什么？杀！杀！杀！
这就是林冲所说：官逼民反，民不敢不反。
从监控录像看，只过了四分钟，于欢捅完人四分钟，警察就回到了现场，并来了第二辆警车。
这能说明什么呢？要账的人和警察一直有非110的勾通渠道。
可喜的是杜三的伤最重，还自己傻了吧叽开车去医院，到医院就死了，也算是老天有眼了。
尸检报告显示，杜志浩因失血性休克死亡。另外有两人重伤，一人轻伤。
2016年12月15日，聊城市中级法院开庭审理于欢故意伤害一案。庭审中的争议点在于，是故意杀人还是故意伤害，以及是否构成正当防卫。
2017年2月17日，山东省聊城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以故意伤害罪判处于欢无期徒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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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看对于判决的争议：
法院认为，于欢面对众多讨债人长时间纠缠，不能正确处理冲突，持尖刀捅刺多人，构成故意伤害罪；鉴于被害人存在过错，且于欢能如实供述，对其判处无期徒刑。
为何不认定正当防卫，法院的解释是，虽然当时于欢人身自由受限，也遭到对方侮辱和辱骂，但对方未有人使用工具，在派出所已经出警的情况下，被告人于欢及其母亲的生命健康权被侵犯的危险性较小，“不存在防卫的紧迫性”。
“不存在防卫的紧迫性”是法律上的专门表达，理论上称“防卫正当时”，通俗解释就是“不法侵害正在进行”。
因为只有不法侵害正在进行时，才存在实施防卫措施的必要性。如果不法侵害尚未开始或者已经结束而进行所谓的防卫，就成立“事先防卫”和“事后防卫”，属于“防卫不适时”，不具有正当性。
还有一个问题是，法院既然认定于欢的人身自由受到非法限制，而非法限制人身自由，即是“非法拘禁”的违法犯罪行为，该行为是典型的持续犯罪，从限制他人人身自由开始到解除这种限制为止，整个期间都属于“不法侵害正在进行”。这相当于承认了正当防卫的前提是存在的。
另一种观点认为，一审法院的判决某种程度上也属情理之中。一方面，于欢的行为造成了一死三伤，存在法律上认定的社会危害性，且影响重大；另一方面，杜志浩的行为，没有造成于欢和苏银霞的人身危险，即没有“防卫的紧迫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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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想讨论这些有关法律的问题，法律是个迷宫，进去了容易走不出来。
总体上说法院的判决也没什么错，于欢是主动实施伤害，一死三伤的结果很严重，防卫过当的说法只是为了轻判一点，是个可以找的理由。人们不想法律这么冷冰冰，想让它有点人情味。
其实，轻判一点的想法的本质是想让法律往正义这面靠近一点。在这个案件中法律和正义之间的落差太大了，人们接受不了。
首先，那么规则制定的原则也不是正义，是让大多数人得到保护，反之伤害很多人就要受到比较严重的处罚。
其次，法律是社会规则的底线，是对社会公民最低的要求，法律不承载道义上的责任。而人们往往会走进这个误区，用道德去批评法律，这本身就是不讲理。
道德标准是社会的最高标准，意图建立一个最好的社会；法律的标准是社会的最低的标准，意图建立一个差不多的社会就行了。
那么有人就说了，正义靠什么来伸张？当然是靠正义本身，并非是法律。
我们说，于欢，你小子是好样的！这就是正义，这就是用正义伸张了正义。但你要坐牢，因为你杀了人，要不然人人都为正义去杀人，这个社会就成了恐怖世界了。
我们说，把警察的根挖出来，这个案件是很明显的警方保护下的黑社会逼债。从某种意义上讲是警察的走让于欢绝望，才出手杀人。杀人的间接责任在警方，应该有人出来承担这个责任，这也是正义。但法律要证据，能不能有警察坐牢，还要看证据。
为什么把法律搞得这么麻烦而小心呢？
如果法律成了这个社会公权的杀人工具，那么这个社会就不是恐怖世界了，是人间地狱。
看看结果，就算于欢被判了无期，又能怎么样呢？无期会转有期，有期也会减刑，40岁之前也出来了。
有人会说太可惜了，一个人的青春就这么在监狱里度过了。
我说，不可惜，如果于欢不这么做，母亲在自己眼前受辱的阴影会影响他一辈子，甚至下一代。这是于私而言。
于公呢？于欢的行为就代表正义，什么正义——作恶者亡。法律亡不了你，我让你亡。
为了这个正义别说判无期，死了也值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