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罗斯“被消失”的17000个村庄，希望这部电影不会这样消失
俄罗斯历史学家列夫·鲁尔耶有这样一个观点：“欧洲是石头建的，俄罗斯是木头建的。”
俄罗斯，这个世界上领土面积最大国家，拥有最辽阔的土地。
和古老的华夏文明一样，乡村和农民才是这辽阔大地的真正灵魂和血脉，这两者也在无数的俄罗斯艺术中铭刻下光辉的印记。
可是与这份厚重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如今俄罗斯的乡村数目却急剧减少：从5万1千个，缩减至3万4千个，1.7万个村庄随着时间消失，并且剩余“残存”村子里很多居民甚至不超过10户。
村落已经逐渐被繁荣和城市遗忘。
直到斯大林时期的大清洗运动，地处偏僻的贫瘠村子才被人想起，被用来修建劳改营和监狱，以关押那些特殊分子。
后来的事，我们都知道了。
中欧剧变苏联解体，这些村落又随着历史的步伐陷入了寂静之境。
面对巨大恢宏的历史和时间，我们的哀愁和担忧，或许只能化作一声叹息，一首诗，一艘划过平静湖面的船，一只朝生暮死的蜉蝣。
就像我们今天要说的这部电影一样——
《邮差的白夜》
这部电影，上映于2014年，提名了当年威尼斯国际电影节的金狮奖，导演安德烈·康查洛夫斯基也凭此斩获了最佳导演桂冠。
这一次的海南岛国际电影节，“影展精粹”单元就回顾了康查洛夫斯基的这部作品。
当年电影上映之后，有人曾问康查洛夫斯基，这部电影是受到了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影响吗？
老头笑了笑，给出了否定答案。
实际上，《邮差的白夜》和陀翁的《白夜》并无多大关系。如果硬要说有什么共同点，那就是两部作品都透着一种永恒的孤独感吧。
拍出这部电影时，康查洛夫斯基已经77岁了。
几十年的漫长拍摄生涯中，他的作品有很多，但质量良莠不齐。和他的弟弟——导演尼基塔·米哈尔科夫相比，显然他还差一个段位。
弟弟米哈尔科夫的作品有《西伯利亚的理发师》、《12怒汉：大审判》、《烈日灼人》、《蒙古精神》等，几部每一部都堪称佳作。
不过哥哥康查洛夫斯基也算一个很有特色的俄罗斯导演了。
他的新作品《亲爱的同志》在今年的威尼斯国际电影节上拿下了评审团大奖，要知道他已经83岁高龄了。果然，战斗民族连导演都不同寻常。
康查洛夫斯基的艺术高峰作品是1979年的《西伯利亚之歌》。
《西伯利亚之歌》赞颂的是前苏联的工业建设，如今看来略显悲壮，《邮差的白夜》着眼的是苏联剧变之后被时代抛弃的群体，异常落寞。
它以近乎纪录片式的白描手法，将克洛泽罗湖畔的故事呈献给了观众。
片中的演员都是当地人，都是没有任何演出经验的非职业演员，他们饰演的都是生活中的自己，或者是和生活中形象相类似的角色。
康查洛夫斯基在这里待了整整八个月，尽量克制自己的感情，把一切都交给了这些素人演员。
其实这也是康查洛夫斯基早已熟谙的手段。在1966年的《阿霞·克里亚契娜故事》、1984年的《花斑母鸡》和2002年的《愚人屋》中，他都这么做过。
正如康查洛夫斯基自己所说：“我只是一个观察者，不负责阐述观点。”
于是，这部电影里有了万籁俱静的白夜，也有了在白夜里辗转反侧的邮差。
邮差尤哈，一个中年单身汉，一人吃饱，全家不饿。
康查洛夫斯基在50多位村民中挑中了阿历克塞·特亚皮特森饰演这一角色。
当然啦，肯定不是因为他的颜值出众。特亚皮特森长相甚至有点滑稽，有点像《无耻之徒》里的酒鬼老爹弗兰克。
巧的是，男主尤哈的人物设定的确也是一个曾酗酒多年的醉汉。
影片开头，尤哈的声音比人出来得早。
他在坐在桌子面前，一张一张地翻着旧照，一边翻一边回忆起从前。
参军、搬家、参加集体农庄建设、离异、好友因为酗酒而溺亡、戒酒……
之后，他平淡地感叹了一句：“都是好久以前的事了。”
都是好久以前的事了，可是过去的幽灵始终在他以及村民们的头顶环绕。
尤哈依旧保有前苏联那股几乎弥漫着整个时代的“狂热”精神，但又勤奋、诚实、质朴，对未来怀揣着无限乐观。
但是这种乐观主义精神，就如同那个时代一样成了古董和尴尬的存在，邮差这个职业也是一样。
尤哈所在的乡村，命运更是如此。
这里有着极为美丽的科诺泽尔湖，静谧安详，湖区绵延，由于跨入极北地区的缘故，这里的冬天有彩色的极光，夏天则是灰蒙蒙的白夜。
克洛泽罗湖四周是茂密的森林，湖里满是肥美的大鱼，家家户户的木头房子特别好看，湖光山色，美不胜收。
在这里，一切都很漫长，长到过了一天就似乎能看到这一辈子的尽头。
但与之相对应的就是交通不便，设施匮乏，人口流失严重，算不上与世隔绝，但已经被遗忘在了社会的边缘。
如今这里只剩下几户居民，而且大多是老人，几乎见不到年轻人。政府不准他们打渔，他们只能在酒精和土豆里消磨着生命。
在这里，时间在依旧漫长之余，又好像变得静止。
日复一日重复的起床、穿鞋、打水、烧水、出门工作，村里的生活，如同克洛泽罗的湖面一样平滑规整。
只有尤哈的小船，会短暂地剪开水面。但没过一会儿，又会重回寂静。
整部电影中的人事物，好像都是导演从时代的车轮下捡拾起来的，他掸去蒙在上面的厚重灰尘，将其放置在了当下。
现在已经没有什么人写信了，信件已经成了一种古老漫长的心意传递，不再符合这个什么都追求快速的时代，人们也早已失去了等待的耐心。
邮差尤哈只能给那些老人们送送养老金，每天开着小船来往于小镇与村庄之间，不放过任何一个能和邮局大妈调情的机会。
尤哈就像那种老好人，整天穿着一件破旧掉色的迷彩服，和每一个老人打招呼，帮他们捎带报纸和食物。
但这并不代表这是个民风淳朴的古老村落，在这里，龌龊和肮脏依旧在太阳底下进行着。
比如尤哈在给一个老人发养老金时，那个老人趁尤哈不注意，把一百卢布放到了一边，然后跟他说少了一百。
完全没有注意到这一点的尤哈，只好补了一百给他。
尤哈的好朋友阿邦是个典型的俄罗斯老头，嗜酒如命，一拿到养老金就拿去买伏特加，整天醉醺醺的，还有小偷小摸的习惯。
但是这种人性上的污点，并不意味着人们的堕落，道德的残存感依旧能够寻觅到。
比如阿邦在听到电视里育幼院的孩子说自己的梦想是成为正直的、对社会有用的人时，阿邦哭了。
这泪水，是对自己的悔恨。
这个村落也并不是完全与世隔绝的，电话、电视、流行歌舞也会在那些木头房子里响起。
但是仅此而已。
能走的都走了，剩下的，都是走不了的。
落日时分，尤哈和阿邦在美如画的湖边交谈：
“如今的退休金真是不错，商店也琳琅满目，可人们压力却这么大。”
“这就是今天的样子。”
尤哈也不是没有想过离开，比如有一天他就曾拎着行李去寻找住在镇子里的姐姐。但是他只住了一晚上，第二天天刚亮又提着行李回来了。
这里有什么值得留恋的呢？尤哈也说不清。
大概是因为村里有他暗恋的女人吧。
是的，尤哈爱伊莉娜。
她漂亮、丰满，是个知识分子，也是个公职人员，离异后带着儿子过。
尤哈旺盛的情欲飘荡在死气沉沉的村落里，显得格格不入。
他会教伊莉娜的儿子犁地种土豆，会给经常背疼的伊莉娜买昂贵的止疼药。
他像一只雄孔雀一样追逐着伊莉娜。
有一次，他撞见伊莉娜在屋子里爱抚自己，慌乱下楼坐在楼梯上，拦住了要去找妈妈的小男孩，给他讲故事。
有一次，他带着小男孩去商场吃冰淇淋。尤哈站在柜台前面，本来想要一杯伏特加，犹豫了一下，还是要了一杯冰激凌。
还有一次，伊莉娜让尤哈给她的后背上抹药，尤哈以为这她在向自己发出邀请，结果裤子还没脱呢，就被人家给赶了出来。
当短暂的夏天即将结束时，伊莉娜在北方大港口城市阿尔汉格尔斯克找到了一份新工作。
她精心打扮了自己，兴奋地拖着儿子赶上了大巴，迫不及待地离开了这个美丽乏味、有着古老水妖传说的故乡克洛泽罗湖。
尤哈最终只得到了一个礼节性的亲吻，旺盛的情欲只能飘散在平滑如镜的湖水中，随着时光一起淡去。
在这个小红花开满田野的夏天里，万事万物都在忙着结婚生子，可是邮差先生满腹的话还是塞在了喉咙里。
阿尔汉格尔斯克州有俄罗斯的太空发射场，一枚火箭从尤哈和老友阿邦的身后发射升空。
他们如此习惯这一场景，以至于都没有回头张望。
这种超现实的场面，特有贾樟柯电影的feel。
贾樟柯有一句名言：“人有的时候是善于遗忘的族群，我们太容易遗忘了，所以我们需要电影。”
事实上，《邮差的白夜》是导演康查洛夫斯基借男主尤哈之口的寄托之作，有对时代变迁的忧虑，有对前苏联计划经济的怀念。
尤哈希望大家不要离开，希望校舍不会废弃，希望歌声还会响起，希望小男孩能当个邮差，希望自己的工作不再是人们言谈中的即将没落之物。
只是，时间和历史的车轮不会后退，只会以势不可挡之势向前驶去，压过那些无所事事的人们。
人生如水黾，而这部电影，也仅是湖面的一抹回光而已。
文/皮皮电影编辑部：童云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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