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河风》20周年系列：在剑桥感受的英式幽默

文｜浩瑛

七八十年代在中国念书，特别是学英文时，经常会听到或读到一些西方人的幽默话语和故事。但那时国人普遍认为西方式的幽默只是开玩笑的一种方式，有些幽默充满讽刺与诋毁， 甚至低级趣味。对于一向以严肃认真著称的中国人来说，西式幽默是不值得推崇与学习的。在全球化与国际化的过程中，东西方文化也相互融合相互引进，幽默也是一种文化引进。其实幽默比其它文化引进得更早一些，上世纪二三十年代鲁迅和林语堂两位文化大师就因为英文原词 (Humor) 的翻译， 对幽默的解释以及国人的幽默观有过争论。现在中国人在生活，说话/讲话，文字中也自觉不自觉地掺杂着越来越多的西式幽默，大概因为现在是个高度自由化的时代，人们几乎可以随心所欲，再也不用担心因为学习或套用西方的东西被戴上“假洋鬼子“ 或“洋务派“ 或 “崇洋媚外“ 几顶大帽子，也不用像清末洋务派领袖们那样刻意创造一个“中学为体，西学为用“ 的挡剑牌。

说到幽默，我自己真正亲身体验和感受的幽默是从我去英国念书开始的。后来在美国常常听到美国人谈论美式幽默与英式幽默之区别，我才知道我们过去所说的西式幽默竟然还有美英之分。也许还有法式，德式，等等，但我自己知之甚少，不便多谈。多少年后我才恍然大悟，按照美国人的分类，原来我在剑桥所听到的一些幽默竟然是典型的英式幽默。既然这样，我就深感有必要写出几则与读者分享。

记得我在剑桥的第二学年，一天突然收到我所在的三一学院院长的一封信，邀请部分已婚的研究生某个星期天下午二到四点钟到院长官邸做客，其实就是我们熟知的英国人的星期天下午茶。我和太太为之非常兴奋，因为自从我成为三一学院的学生以来我们还从来没有机会与院长说过话，更没有参观过院长的官邸。早听说三一 学院的历届院长都是某方面世界一流的杰出人士，但现任院长究竟是何许人也，我们当时一无所知，当然那时也没有网络查询临时了解一下。

到了那个特殊的星期天，我们早早用过午餐，花了很长时间整束衣冠。虽然相约时间正是英国人星期天喝下午茶的时间， 一般的下午茶场合通常很随便，但三一学院院长的任何活动都不可随随便便。在我们衣冠楚楚地往学院走的路上，碰到一位学长，他说院长官邸正是八十年代初中国总理来剑桥访问时接待的地方，这无形中又给我们增加了兴奋感和对那个地方神秘感的向往。我们进入三一学院的大门之后直奔院长官邸。院长官邸的门口站着一位工作人员，问了我们的来意之后马上说欢迎欢迎，并指着楼梯说顺着那个楼梯上了二楼就是院长夫妇的会客厅，院长夫妇正在那里等着我们的到来。我和太太于是上了楼梯，果然看到院长和夫人已站立在离楼梯仅有几步远的地方等候客人。看到我们，院长远远就伸出手， 颇似尼克松总统首次访华时在飞机悬梯上把手伸向周恩来总理的样子。院长中等身材，看上去六七十岁，一派英国绅士举止。院长不失时机地自我介绍说他是院长，并将其夫人介绍给我们。我们彼此握手寒暄之后，院长马上问我是学什么专业的。当我说是学物理化学时，他立刻用羡慕的眼光看着我说好极了 (Excellent)，并说他在中学时期非常害怕 (scared of) 化学。经他这么一说, 我马上猜想这位院长的专长一定是文科方面, 如法律, 历史, 经济, 文学等等。于是我便顺理成章地开始讲起化学方面的事情, 并着重向他解释化学其实并不可怕，比如 “只要了解物质的化学性质并遵循化学实验基本的安全操作程序就不会有什么问题, 社会上一般人对化学的看法和说法多数属于不了解以至于形成偏见...”。我越说越来劲儿, 院长始终铙有兴趣地听着而且目不转睛地看着我并适时点头, 直到又一对研究生夫妇的到来我才下意识地停下来。于是院长夫人顺势领着我们去客厅喝茶，我们一边喝茶一边和其他学生互相介绍认识并一起观赏客厅里的摆设。可以想象客厅里的陈列都是古董，油画和其它珍贵物品。印象最深的是牛顿曾经用过的一把椅子，我和太太直到现在还经常说起那把椅子，若把它扔在大街上大概都不会有人去捡, 但摆在院长官邸并标上牛顿的大名就成了无价之宝。

大约一个小时左右, 我们与院长夫妇告辞离开其官邸。紧随我们身后出来的是一对印度学生夫妇，我随口问了一句我们院长是哪方面的专家, 那位学生说他是一位诺贝尔奖获得者。我马上问是哪个学科的诺贝尔奖，他说他虽然不能完全肯定, 但相信是化学或者生化/医学方面的诺贝尔奖。我顿觉神情好不自在, 似乎做了一件十分愚蠢而不可原谅的事。回到家里想了一会儿我才慢慢悟出一个道理, 原来他说他在中学时期很害怕化学是给我一个机会让我自信地高谈阔论我自己熟悉的话题。多少年后我还常常回忆起当时的情景，但仔细琢磨之后, 也没有觉得他所说的不合逻辑。中学时期害怕化学并不能代表他在大学及其后的职业生涯中害怕化学。第二天跟同组的几位英国学生喝茶时，也讲起这件事，他们大概已经习惯了英式幽默，他们中没有一个笑，一位夸奖院长的幽默感，另一位说三一学院的院长不仅是诺贝尔奖获得者，而且还是19世纪著名生物学家托马斯·亨利·赫胥黎（Thomas Henry Huxley）的孙子。这让我更害怕起来，也佩服他的幽默感。

(安德鲁·赫胥黎爵士，生理学家与生物物理学家，因研究神经动作电位，与艾伦·劳埃德·霍奇金爵士，约翰·卡鲁·埃克尔斯爵士共同获得1963年的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 1984-1990 任剑桥三一学院院长)

我跟很多美国朋友讲过这个故事, 他们都说那是很典型的英式幽默。我想大概因为英式幽默的特点之一是让你越想越幽默, 而且以后想起来永远觉得幽默。相对的，美式幽默比较直截了当，用美国人自己的话说就是他们的幽默是干的(dry), 而英国人的幽默是湿的(wet)。比如美国人喜欢的第四十任总统里根先生是一位充满幽默感的总统，在他许多有名的幽默中, 其中一则应属于典型的美式干幽默, 就是在尼克松图书馆揭幕典礼上的讲话。尼克松图书馆坐落在南加州（尼克松总统出生地），揭幕典礼是在炎热的七月份的露天广场举行的。美国总统图书馆是美国历史的一部分，揭幕典礼是件大事。来宾除了时任总统老布什及其政府要员外，还有所有前任总统，尼克松任总统时的政要员。讲话的人排成了一长串，一个接一个。政治人物都喜欢发表长篇大论，但台下的人已经个个大汗淋漓，已经有点不耐烦了。轮到里根讲话时，他开头就说，“就像亨利八世对他每一位太太所说的， 我不会让你们待太久（As Henry VIII said to each one of his six wives, I won’t keep you long) ”。台上台下一阵大笑。以后大概不会有人记得众多政要们讲过什么，但人们不会轻易忘记里根总统的这个美式干幽默。

无独有偶, 也是在剑桥第二学年当中, 我在指导教授的研究小组里经历了一件也令我觉得幽默有余, 终生难忘的事。一天上午我和两位博士后一起做一个试验，其中一位博士后 (在此暂且称其老安) 不慎将一台仪器的关键部件弄坏。这样整个设备便无法使用, 而且当时不知道需要花多少钱和多少时间才能修好。那台仪器是全组仪器设备中最贵重 (当时就值五十万美元以上，也许是全系最贵的), 使用率最高的一台, 几乎连周末和晚上都连续用着。对于这样的严重事故, 另一位博士后理所当然有责任报告教授, 因为他是我们三人中的实验负责人。教授听到这个消息十分恼火, 立刻停下手中的事情, 马上冲到了实验室, 他简短地问了一下所发生事情的经过, 然后瞪着老安提高嗓门生气地说, 从今以后你对这台仪器只能看 (you can only watch), 不能摸 (not touch), 随即拂手而去。这件事就像爆炸性的新闻一样很快在组里传开。

老安在实验室稍事停留一会儿, 极度沮丧地离开。以后几天也没有来上班。大概后来情绪慢慢稳定下来, 一天老安又来上班, 但没有到实验室, 而是在办公室做一些无关紧要的事情。十点钟左右,  老安和我们一起去喝上午茶。同组的人三三两两先后来到喝茶室并围坐在同一个长桌两边, 不一会教授也来了。其中有一位苏格兰来的新生大概还不知道前几天发生了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 于是问老安怎么好几天没有看到他，这时老安稍加停顿后说, 他这几天身体不舒服, 在家里休息。这位新生还继续天真地问是什么引起的，老安说大概是食物中毒。这位新生于是睁大眼大惑不解看着老安，老安顺势接着说他去 Sainsbury’s超市买了一种食品, 回家吃了之后马上就感到不舒服，于是打电话到那家超市询问,  超市的经理告诉他那种食品只能看, 不能摸。他不但摸了, 而且还吃了, 当然就会出问题。组里的人听到这个故事, 立刻哄堂大笑起来。教授自然明白这个故事背后的故事, 他也随着大家苦笑了一下。以后再也没有人提起这件事。后来我越想越觉得他们真是高明, 人与人之间这么大的纠纷无需大吵大闹, 或者长时间的隔阂和怨恨, 竟然用一个英式幽默就解决了问题。看起来英式幽默不仅仅只是开玩笑的一种方式, 有时还真有用, 方能帮助解决重大实际问题。

作者简介

浩瑛，1987-1990 剑桥三一学院 (Trinity College) 读博士（物理化学专业），1990-1992 克莱尔学堂研究员 (Clare Hall, Research Fellow)，1992去美国在石油化工行业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