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论纵横】周彦文：诗人的神性（上）
周彦文：1944年11月14日生，陕西府谷人。笔名:周倜、文吉等。曾任新闻出版署理论处处长、广州出版社副总编，编审、广州出版社图书发行中心总经理、编审、《广州文艺》主编。著有散文集《愿借明驼千里足》、《我有同学是贪官》、《大漠情思》、《荒漠沉思》、《处女海》、《人生小语》，纪实文学《对疯狂的引导》、《沙漠惊魂》等。《请别再说这样的神话》获广东省书评一等奖。被公认为中国新时期杰出的散文家和出版理论家。2015年1月28日病故于北京解放军307医院。
诗人的神性（上）
内容提示：诗人对事物敏锐的心灵感应，犹如“春江水暖鸭先知”，伟大的诗人是人类的先知。在人类整体诗意失落，金钱嘲笑诗人之际，本文展现诗人的神性。以神性为理想中的诗人定位，泄露了彻底提升诗人价值的企图。某些看似牵强附会的阐释却有浪漫的诗性闪耀，是对世俗娱乐社会潮流的叛逆。
诗人有没有神性？我认为伟大的诗人有神性。
当然，要说清楚伟大诗人的神性，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我主要通过诗人敏锐的心灵感应和极具穿透力的眼光，加以说明。
伟大的诗人往往能预感到社会行将发生的灾难或大变动，他们以超乎常人的洞察力，成为人类的哨兵和预言家。就像骏马能预感到地震的来临一样。
问题的由来
2011年清明节，我回故乡鄂尔多斯扫墓。那时鄂尔多斯的经济依然热得烫手。当地文联主席刘建光先生听说我回来，组织了一个报告会，让我说说文学，说说诗。
我看到乡亲们赚钱赚得失魂落魄，既同情，也担忧。我的发言明显有唱反调，泼冷水的意思。在谈到诗人的重要性时，我断然说：
“虽然金钱能使鬼推磨，但我不看好它；虽然艺术转不动地球，但我热爱它。”
“人类可以没有富翁和将军，但是，不能没有诗人。”
这话像恐怖主义分子引爆了一颗炸弹，会场顿时一片骚乱。有人站起来指责我轻视军人，要“毁我长城”。但是，也有人赞成我的观点。两派各持己见，互不相让，吵成一锅粥。会场上也有军人，也有军官，倒显得平和宽容，那些非军人，倒有天塌下来的惊恐。大家对我关于富翁的言论倒无疑义，因为他们都不是富翁。
在两百里地以外的东胜，也感受到这次骚乱的余波。两天后，我到那里参加我的格律诗座谈会，遇到散文家、诗人郝蕴光先生，他说他没参加那天的辩论会，但听说了，他赞成我的观点，现在世界上有些中立国家、二战后被管制国家，就只有警察没有军队。
我又多了一位知音。
故乡有谚语说：“镶金牙的爱笑，戴眼镜的爱瞭。”是不是因为我偶尔客串，写几句诗，就以诗人自居，故意抬高诗人呢？其实不是。
最早的诗人是巫
“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情动于中而形于言，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咏歌之，咏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
这段话出自《毛诗大序》，是战国时赵人毛苌所写，还是出自东汉经学家卫宏的手笔，不得而知。但是，这段话让我们分明看到一位活灵活现的“巫神”的形象。
原始巫术是诗乐舞三位一体的。
我认为，诗人有两颗心脏，一颗音乐，一颗神性，也许那时就在诗人的体内生成了。正是生命虔诚的律动，赋予诗歌音乐性，给意象带来动态的秩序。谁说《诗经》里的某些篇章不是巫祝诗兴的遗留物呢？从一定的意义上说，诗歌是人类的母语，它伴随神话而诞生。
从字形上看，巫上下两横分别代表天地，巫是连接天地的人。商代出现了“贞人”，是指用甲骨文占卜的人，负责沟通人与神，沟通先祖与未来。《左传》说：“国之大事，在祀与戎。”商朝那个庞大的贞人集团，在香火缭绕中，手舞足蹈，醉态朦胧，极度的虔诚和兴奋充满幻觉，高峰的心理体验让思维产生顿悟和升华，神谕由此得以表达。《易经》是由占卜演化而来，或可说《易经》借用了占卜的形式，总之《易经》里有不少诗。这些诗可否看成偈语 、谶语？ 中国诗词中好的句子也可当偈语，如果写成卦签，让人抽，未必能让抽签的人应验，但至少可以获得心灵的抚慰。
遥想先祖，正像《黄帝内经》说的：“爪牙不足以自卫，肌肤不足以悍寒暑，筋骨不足以趋利辟害，勇敢不足以却猛悍。”巫能通天理，悟天道，如同神和魔的化身。巫常由氏族的领袖兼任，大禹不仅是一位治水英雄，也是一位大巫。巫的地位在周朝下降，诗人从巫祝中分出。春秋以后，医生也从巫祝中分出，但直到现在有人生病仍找巫医。诗人写出好诗，说有了“灵感”或有“神来之笔”。诗文被人生或历史应验，便说成是“谶纬之作”。
所以，诗人最原始的本质是神性。这有唯物主义的事实根据，不仅有考古发现的物证，也有诗人因极度的敏感和敏锐，而成为预言家的事实。
诗人的极度敏感
梁实秋有篇文章说，普通人只能在书本上和历史中欣赏诗人，决不能和诗人做邻居，谁和诗人做邻居谁倒霉。因为诗人太敏感了，区区小事，也会“发神经”，根本无法与之相处。现在的人，见到宰杀宠物吃，会感到残忍，会有反胃的感觉。可是一千多年前的大诗人李商隐看到人们吃竹笋都不忍心。他有一首《初食笋呈座中》的诗：
嫩箨香苞初出林，於陵论价重如金。
皇都陆海应无数，忍剪凌云一寸心。
这是李商隐二十多岁时写的诗，他感到小小的竹笋怀有凌云壮志，人们就将它吃掉了，不忍心。现在的人会有这种感觉吗？现在为什么很难出现大诗人？与人们的感觉迟钝有关，不悲悯了。李商隐少年不得志，此诗和他的七律《锦瑟》都有身世之感。现在难道就没有少年不得志的人？唐人张继科考不及第，是落榜生，在归途中写下这样的诗：
月落乌啼霜满天，江枫渔火对愁眠。
姑苏城外寒山寺，夜半钟声到客船。
关于诗人极度敏感和敏锐这个观点，我想曹雪芹先生是认可的，这有他的《红楼梦》为证。在《红楼梦》众多的人物中谁最敏感？是林黛玉；谁的诗写得最好？是林黛玉。还有那位宋朝的女词人李清照，她的诗词正是以女性特有的纤细的敏感，打动了当时的读者，也深深地打动了一千年以后的我们。“莫道不消魂，帘卷西风，人比黄花瘦。”（《醉花阴》）“花自飘零水自流，一种相思，两处闲愁。此情无计可消除，才下眉头，却上心头。”（《一剪梅》)一个迟钝麻木的人是写不出这种词句的。
诗人的敏感是不争的事实，翻看那些经典诗词，有多少日落月亏的叹息，有多少伤春悲秋的篇章。一叶飘落，一声鸟鸣，都会引起诗人反复叹惋，无限伤感。
诗歌之父屈原为什么投江而死
屈原是一位伟大的诗人，是中国的诗歌之父。文学史说他有崇高的理想，就是人际关系处不好。这真是难为了屈原，一个有神性的诗人和那些充满俗气的人，尤其和那些追逐金钱和权势的异化之人，怎么可能处好关系呢？
文学史还将他误读为爱国主义诗人，其实他是一位伟大的预言家，是他的死预言了一个大时代的到来。楚国的灭亡不是普通诸侯国的灭亡，它的灭亡预示着中国历史将出现大变局。秦始皇统一中国是三皇五帝以来从未有过的，从此以后，中国由分封制变为郡县制，由周朝的王国变为皇帝中央集权的帝国。
如果说在冥冥之中真有一种超自然的力量掌控着历史的运程，那么，它通过屈原将这个大变局向世人宣布了。屈原完成使命，便赴清流而归去。那时的交通主要是水路，是船。就像当代诗人海子卧轨，火车是我们今天的主要交通工具一样-----遥望地平线，那一排排枕木是通往天国的阶梯。
诗人的一生是伟大的朝圣回归之旅。
屈原说：“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难道你们不感到这两句诗奇怪吗？为什么是“上下而求索”，不是“左右”或“遍地而求索”呢？几乎和屈原同时代的古希腊哲人赫拉克利特，有一句名言：“向上的路和向下的路是同一条。”古希腊伟大的哲学家柏拉图在他的《理想国》结尾处也说：“让我们永远坚持走向上的路，追求正义和智慧。”
这种对于维度的惊人一致的表述，让我联想到外星人或神曾在星际间，在时间隧道中的穿越。美丽碧绿的地球很可能早已不是处女，在我们人类之前就有另外的高智能生命，譬如被称为神的外星人栖息生活过了。
屈原还说：“众人皆醉我独醒，举世皆浊我独清。”世界上最强大的人，也是最脆弱的人。他唯有一死。他的醉与醒，他的清与浊，皆在一生一死中完成。他总是醒着的，从来没有醉过；总是清的，从来没有浊过。这生命来自纯洁的天国，而容不得一丝污染。在常人看来，这是一种极其危险的纯洁。
中国五大天才皆死于水。尽管李白醉后投江捞月，尚有争议，但屈原和王国维赴水而死是确凿的。杜甫和苏轼都是在船上患疾而亡。
屈原出生的日期也非常奇怪，是寅年寅月庚寅日。根据当时的说法，在这个日子出生的男子必定是巫。而且屈原出生地是波诡云谲，充满神秘气氛的长江三峡，活动的地方又是巫风和神话笼罩的湘楚之地。法国早熟的天才诗人兰波认为“诗人应该是通灵者”。恩格斯说但丁是“中世纪的最后一位诗人，也是新时代的最初一位诗人”。对屈原也可如是说，他是旧时代的最后一位诗人，新时代的最初一位诗人。屈原和但丁虽相隔1618年，命运却极其相似，都是被自己的国家驱逐的流亡者，都是在政治上失败，却成为诗歌天空灿烂辉煌的巨星。他们的诗歌也有惊人的相似之处，都是写上天入地的事情，都有重重的疑虑和困惑，都充满瑰丽丰富的想象。
我们读《离骚》，感到屈原常以女人的口气说话。这很好解释，因为东方的神常以女相示人，在中国和印度的寺庙里都可以看到她们的塑像。屈原“有崇高的理想，就是人际关系处不好”，神很清楚这点，所以将他们变成让凡人容易亲近的模样。这是神的一种群众路线。《离骚》自“驷玉虬以乘鷖兮，溘埃风余上征”，以下一大段，讲到羲和、望舒、飞廉、雷师，讲到宓妃、有娀，有虞二姚，整个离开了现实世界，像这类话，非“神仙中人”不能语。
黄河、长江是中华文明的两大源头，就像《诗经》 、《离骚》是中国诗歌的两大源头。《诗经》告诉我们什么是诗，《离骚》告诉我们什么是诗人------真正的诗人有神性。
我也“被”死过一回
海子卧轨自杀是在1989年3月，那以后还有几位诗人相继自杀，比较著名的是顾城、骆一禾，还有我家乡鄂尔多斯的周雨明。20世纪六十年代周雨明在中国诗坛十分活跃，当时如果屈指数出中国十位年轻诗人，就能数到他。海子自杀那年他研究《易经》已经非常深入。
1998年我到湖南开会，邂逅一位女演员。她认识我，见到我惊恐万状，问：“你不是死了吗 ? ! 从何而来。”
她眼睛本来就大，现在更大，让我毛骨悚然，半晌，我才说：“一惊一乍，怎么了？”她回答说，有人告诉她鄂尔多斯有位姓周的文人自杀了。
因为我也姓周，就被她死了一回。我立即打电话问老家的人，知道是周雨明自杀了。
海子、顾城、骆一禾，以及周雨明的自杀，预示了社会大变局的到来。这就是洋务派领袖李鸿章说的中国“三千年来之大变局”，“中国进入历史的长江三峡”。洋务派没能实现中国现代化，如今，我们又要经历这个“大变局”了。让我感到奇怪的是，为什么听到周雨明死讯不是在别处，而恰在屈原投江的地方？
唐朝那批天才诗人预言了安史之乱
“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这是唐朝诗人张九龄《望月怀远》中的句子，已成千古绝唱。他还有《感遇》诗，选入《唐诗三百首》，其中“草木有本心，何求美人折”一联，更为诗家称道，而且，语气也像屈原。张九龄七岁即有文名，是才思敏捷的神童。
公元736年，平卢将军安禄山在讨伐契丹时失利，他的上司张守珪奏请朝廷按军法斩首他。张九龄当时任宰相，安禄山从前到朝廷汇报工作时，张九龄就对侍中裴光庭说：“乱幽州者，必此胡也。”张九龄想杀掉安禄山免除后患，遂提笔在张守珪的奏折上批示道：“穰苴出军，必斩庄贾;孙武行令，亦斩宫嫔。守珪军令若行，禄山不宜免死。”不料唐玄宗为示皇恩，释放了安禄山，后来又给他更大的官职。张九龄受到贬谪，回老家后不久病逝。公元755年12月16日，安禄山果然叛变，翌年叛军逼近长安，玄宗奔蜀，想起张九龄而痛悔不已，遣使至岭南曲江祭九龄，已于事无补。
安史之乱不仅对唐朝是一件大事，对整个两千年的皇权专制史也是一件大事，可以说是中华文明史的分水岭。
今查历史，当时洞察到安史之乱的既不是占卜师、星象家，也不是政治家，而是那批天才的诗人。
诗人对时局的判断，既不像占卜师、星象家根据易理八卦、星宿天文，也不像政治家靠纵横捭阖的形势分析，而是凭自己敏锐的心灵感应和极具穿透力的眼光。“春江水暖鸭先知”，诗人对社会有切肤之感，便能够洞若观火，洞烛其奸，看人能看到骨髓。
伟大的诗人，天生一副特别发达的感觉器官，这是一种常人不具备的内在禀赋，它能发现宇宙人生万物万有的差别，善于感受他人未曾感受到的心理情感，而且能把感受中最新鲜、最微妙的东西淋漓尽致地抒写出来。
杜甫在上层统治者沉醉于开元盛世的繁荣时，已经洞察到隐伏的社会危机和“山雨欲来风满楼”的紧迫形势。他将诗歌作为评论国家政治、经济、军事等问题的手段，他的许多预见后来都得到了证实。公元755年12月间，杜甫回奉先县探家。当时安史之乱爆发已有几天，在这个严寒的冬季，辽阔山河的上空激荡开杀气，空气是战栗的，有血腥的味道。那时没有手机、电话，唐玄宗对此浑然不觉，和杨贵妃在骊山华清宫过冬，周围戒备森严，宫里仙乐飘飘，笙管箫歌。杜甫途经骊山脚下，写出了划时代的杰作《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他写道：“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荣枯咫尺异，惆怅难再述。”他写出穷苦百姓的痛不欲生，写出那个危机四伏的社会惨状，撕心裂肺地唱出了大唐即将跌落的挽歌。
如果没有杜甫的诗，我们就无从知道那个大动乱前后民众的思想感情，因为伟大的诗人不是仅从政治、社会和道德的层面写诗，而是更深入地挖掘到人性和生命意识的内部。官修的历史基本是帝王家谱，不会记载这些。所以说杜诗是史诗，杜甫是诗圣。
李白是诗仙。贺知章第一次见面就说李白是“谪仙人”。“谪仙人”就是天神下凡。李白对安史之乱的预感更加具体而强烈。他为了验证自己的判断，“且探虎穴向沙漠，鸣鞭走马凌黄河”。那是在安禄山叛变前三年的公元752年，天宝十一年十月十一日，李白专程到达安禄山势力范围的中心地带幽州，进行考察。最后确认安禄山的叛变已经迫在眉睫。他在北上和回程的途中，写诗诉说自己冲天的沉痛和忧愤。
李白认为唐玄宗是酿成安史之乱的主要责任者，是他将三分之一的天下交给了安禄山，使得安禄山庞然坐大，一呼一吸可以百川沸腾，连燕然山都会被吹成飞灰。是唐玄宗任用杨贵妃的堂兄杨国忠，让他兼任四十多个职务，贪赃索贿，搅乱朝政，为安禄山叛变提供借口。李白非常伤心，伤心自己知而不能言，言而无人听。在《古风》、《远别离》和《梁甫吟》中反复倾诉他的悲愤。他在幽州黄金台上“呼天哭昭王”，因为他对唐玄宗已经不抱希望。
比李白小十三岁的诗人祖咏，也到安禄山的巢穴进行过考察。祖咏是王维的诗友，以《终南望积雪》而驰名天下。他传世的七律仅一首《望蓟门》，就是写看到安禄山厉兵秣马，磨刀霍霍的情景：
燕台一望客心惊，笳鼓喧喧汉将营。
万里寒光生积雪，三边曙色动危旌。
沙场烽火连胡月，海畔云山拥蓟城。
少小虽非投笔吏，论功还欲请长缨。
“寒光”“危旌”使他“心惊”，形势是如此严峻，他这个文弱书生也准备报国从军。“客心惊”不是指祖咏一个人，所有到幽州的诗人都会感到触目惊心。“三边”，暗喻安禄山兼任三镇节度使。
说安史之乱是中华文明史的分水岭，并非耸人听闻，因为从此而始，中国放眼世界的目光内敛了，包容世界的胸怀干瘪了。汉的强劲，唐的壮阔，春秋战国的百家争鸣，魏晋六朝的思想解放，风光不再了。正如晚唐诗人李商隐写道：“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一春梦雨常飘瓦，尽日灵风不满旗”。与李商隐同时代的杜牧写得更凄绝：“繁华事散逐香尘，流水无情草自春。”“长空淡淡孤鸟没，万古销沉向此中。”
苏东坡：“畸于人，而侔于天”
到了宋代诗人更清醒了。清醒什么？清醒地知道自己身上的神性。苏东坡写道：“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我欲乘风归去，又恐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苏东坡毫不客气，以神仙自居。他很自负，却写道：“吾文终其身企慕而不能及万一者，唯屈子一人耳。”（《七十二家评楚辞》）他与屈原是“心有灵犀一点通”，因为屈原是中国的诗歌之父。
“有崇高的理想，就是人际关系处不好”。苏东坡在这点上也特别有屈原的遗传。包括陶渊明、李煜、李白、杜甫、王维、李商隐，莫不如此。
苏东坡在政治上既不苟同于王安石，也不苟同于司马光，是另外一套。《庄子·大宗师》说：“畸人者，畸于人，而侔于天。”即于人不合，而合于天道。现在分析他们三人的政治主张和具体措施，如果按苏东坡的那套实施，宋朝后来未必有那么惨。但是，皇帝和大臣们都做不到，俗人不是东倒就是西歪，哪能像苏东坡那样，用陈寅恪的话来说，有“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呢？陈寅恪为王国维撰写的碑文说：“士之读书治学，盖将脱心志于俗谛之桎梏，真理得以发扬。思想而不自由，毋宁死耳。”从屈原到苏东坡，中经陶渊明、李煜、李白、杜甫、王维、李商隐等诗人，皆不俗，只有不俗的诗人身上才会有仙气，有神性。
诗人这个称呼，几乎与神灵同义，诗人被视为仙人的嫡系。就是陆游这样的大师，也还在怀疑自己是否修炼到可以称为诗人的地步，“此身合是诗人未？细雨骑驴入剑门”。（未完待续）
商丘诗词学会
商丘诗词学会是商丘唯一一家在商丘作家协会领导下成立的专业诗词类社团组织。旨在普及诗词格律知识，学习诗词创作技巧，传承中华传统文化，建设美好精神家园。
顾 问：李传申（释然）
会 长：徐永学 李智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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