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因为有了张旭的狂草，书法的感情容量才得以如此深邃的扩展

初唐崇尚王羲之的风气，至中唐渐成强弩之末。开元、天宝年间，一种普遍的欲图打破晋宋陈式的文艺思潮，活跃于中唐文人之间。书坛俟张旭出，豁然开朗，与诗的浪漫、文的浪漫、舞的浪漫相契，雄逸豪放，一扫初唐欧、虞之气，以一种高昂的新腔，展示了唐代书法全盛时期的到来。

张旭，字伯高，一字季明（约675-759），吴郡吴县人，初为常熟尉，后官至左率府长史，世称张长吏，又排行老九，故人称张九。天宝年间杜甫曾作《饮中八仙歌》，将之与贺知章、王琎、李适之、崔宗之、苏晋、李白、焦燧并列酒中八仙，可见其书名在当时的地位。又因其诗文俊逸，出口成章，开元时与贺知章、包融、张若虚并称为“吴中四俊”、“吴中四杰”、“吴中四士”。

张旭豁达、狂放，喜借酒兴作书，人们称之“张颠”。史载张旭书初受其舅陆彦远，陆彦远又得之其父陆柬之。今天还能看到的功力深厚的《郎官石记序》便出自于张旭之手，可窥其从陆家父子处所得的王羲之真谛。然而张旭性豪荡，器识不凡，并不以有功力之楷书为自己书法的终极。他曾说自己因见“公主担夫争道”、“又闻鼓吹”而得到用笔的方法，“观公孙大娘舞剑器”，得其神，因而悟通了草书的笔意。因此他能改今草为狂草，开启了中唐的浪漫主义写意书风。

张旭狂草之个性，在于放纵、狂逸，以不经意的急速书写为契机，获取意料之外的艺术效果。所以苏东坡云：“张长史，颓然天放，略有点画处，而意态自足，号称神逸”。在形式感上他改今草之章法为大量使用连笔，从而引起了墨法、笔法、结体、行款的连续性突变，展示了连绵不绝的壮美气势，把草书艺术推向一个崭新的天地。这在书法史上无疑是一次伟大的创举，所以杜甫有诗云：“张旭三杯草圣传”。文起八代之衰的韩愈曾这样赞美张旭的草书（见《送高闲上人序》）：

“往时张旭善草书，不治他技，喜怒、窘穷、愉快、怨恨、思慕、酣醉、无聊、不平，有动于中，必于草书焉发之。观于见山水崖谷，鸟兽虫鱼，草木之华实，日月列星，风雨水火，雷霆霹雳，歌舞战斗，天地万物之变，可喜可愕，一寓于书。故旭之书，变动犹鬼神，不可端倪。”

他仿佛告诉人们，正因为有了张旭的狂草，中国书法的感情容量才得以如此深邃的扩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