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从文的忧伤 | 张宗子
看看自己用笔写下的一切，总觉得很痛苦，先以为我为运用文字而生，现在反觉得文字占有了我大部分生命，除此以外，别无所有，别无所余。
沈从文的忧伤
文·张宗子
巷子不深，不曲折，在当年，也算不得狭小。富贵一点的人家，宅第起两层或者三层，还要檐牙高耸，带飞腾之意，就愈发显得高。站在街上往两边看，视线不自觉地被挑起。除了屋脊的清姿瘦影，还有一堵堵直立的山墙，青灰色，光滑得想用手在上面来回抚摸。这些，都加深了街巷的局促感。阳光很少能大大方方地挥洒，即使在正午，总有阴影，总有清凉。如果在冬季，则是无处不在的不动声色的寒意。
地面是石板的，青色或者褐红色，但年久多磨，变成了青灰和褐灰色。事实上，褐色和青色中的原色只是淡淡的一点念想，看是基本上看不出来了。砖墙的情形类似，但更加洁净，除了风吹日晒和雨水侵袭，不会有人和牲畜的践踏，也不会有泥水和猪羊的矢溺。几十年以上的老墙，表层腐朽，砖粉碎落，墙面坑坑凹凹，给人沧桑之感。从这里你便知道，所谓沧桑，是柔软的，是屈服和顺从的那种柔软，就算有不平郁结于内，也被沉积的时光掩埋了。就像人，岁月千方百计地剥离他，使他不得不归向自身，归向内心深处，从那里长出树木，开出花朵，在夜的幽深中闪烁如纤微的月光。
游客熙来攘往，穿行在雕花木窗和琳琅满目地摆着旅游纪念品的小摊前，偶尔看到门口坐着的老人，衣服还是几十年前的黯淡颜色，这才给人带来一点真实感，然而也是从旧底片洗印出来的——“我可看到针铺门前永远必有一个老人戴了极大的眼镜，低下头来在那里磨针……又可看到一家染坊，有强壮多力的苗人，踹在凹形石碾上面，站得高高的，手扶着墙上横木，偏左偏右的摇荡。又有三家苗人打豆腐的作坊，小腰白齿头包花帕的苗妇人，时时刻刻口上都轻声唱歌，一面引逗缚在身背后包单里的小苗人，一面用放光的红铜勺舀取豆浆……我还得经过一家扎冥器出租花轿的铺子，有白面无常鬼，蓝面阎罗王，鱼龙轿子，金童玉女……”
新修的墙壁整整齐齐，砖色均衡，老墙上的砖，我注意到，色泽却并不统一，有的偏灰，有的偏黄，有的苍白，有铁锈色，还有古铜色，近看斑驳杂乱，远看也有和谐的色调。屋顶的瓦更难判断些，即使是新翻修的，经过多次雨水，也黑得舒服，斑斑点点的瓦松则加深了他们的年纪。
我的目光自动将附庸之物过滤掉，希望还原一百年前的旧景。这些空无一人的街，空无一人的房子，房子里什么都没有，甚至一张照片，更别提那些书籍和手稿了。你想象年方五六岁的沈从文在这巷子里奔跑，你不能想象一个长衫的中年人，踽踽独行，像戴望舒一样惆怅。那不是沈从文。童年的沈从文应该无忧无虑吧，摘花，读书，捉蟋蟀，看水，下河洗澡，听船上苗族妇人的歌唱与言笑（“小河边到了场期，照例来了无数小船和竹筏，竹筏上且常常有长眉秀目脸儿极白奶头高肿的青年苗族女人，用绣花大衣袖掩着口笑，使人看来十分舒服”），坐船，去乡下看猎取野猪同黄麂，看猎狐，爬上城墙，“坐在大铜炮上看城外风光”，听巫蛊和落洞的故事，听兵士打仗的故事……
沈从文的气质像李商隐，是颇为伤感的人。贯穿在他作品里的愁绪，从他文学起步时的习作，直到晚年的书信，基本不变。早年，他的哀愁中萦绕不去的是思，晚年，则是看透世事后的愤惋。他性情温和，但不豁达。他的隐忍是靠坚强的毅力支撑下去的。出生在一个山清水秀之地的人，如果天性敏感，有艺术天赋，很容易培养出内向深沉的气质。另一方面，也和自小经历过的事情有关。读《从文自传》，其中有对家乡和亲人的热爱，对童年生活津津有味的追忆，对自己义无反顾地寻求文学之梦的骄傲，这些都是一般作家和艺术家回忆录的题中应有之义。沈从文有湘西人兼苗民的执着和坚忍不拔——如我们在很多湖湘人物如曾国藩等人身上看到的，认准的路，走下去，从不反悔。在他的作品中，尽管那么情绪化，仍然看不到一般人容易陷入的追悔。遗憾自然很多，却非关个人行为的失当或选择的错误，而是在大时势面前的无奈。道德在他这里，是善，是美，尽管不切实际，还是要坚持。所以，有些事他是做不了的。做不了，就只能落后，退避三舍，是一只沉舟，让鼓满了时势之风的千百红帆白帆翩跹而过。人播下种子，希望收获，种瓜得瓜，种豆得豆。然而很多时候，甚至大多数时候，尤其是当他那一代人处在剧烈变革的时代，一切社会的规范和生活的伦常被彻底击碎，乘时者和宵小们肆无忌惮，打破做人的底线，却被赞扬为有决断，有担当，等而下之，也是明智和识时务。在这种大环境里，种瓜不仅不能得瓜，还会被锄犁所伤。播下龙种收获跳蚤，已是不幸中的万幸。因为播下龙种，也可能长出的是有毒和会喷火的怪物。
《从文自传》写到小他四岁的弟弟沈荃，这个弟弟是他最亲爱的人，沈从文对这个弟弟的感情，胜过对大哥沈云麓，大概是年龄相近，情趣相投，而幼小时有过一段共同生死的经历的缘故吧：
“到六岁时，我的弟弟方两岁，两人同时出了疹子。时正六月，日夜总在吓人高热中受苦。又不能躺下睡觉，一躺下就咳嗽发喘。又不要人抱，抱时全身难受。我还记得我同我那弟弟两人当时皆用竹簟卷好，同春卷一样，竖立在屋中阴凉处。家中人当时业已为我们预备了两具小小棺木，搁在廊下。十分幸运，两人到后居然全好了。我因此一病，却完全改了样子，从此不再与肥胖为缘，成了个小猴儿精了。”
军官世家的沈家，父亲在儿子身上寄托着没有实现的“将军梦”。沈岳焕成长为沈“从文”，武的那一面则在弟弟身上开花结果：
“那小我四岁的弟弟，因为看护他的苗妇人照料十分得法，身体养育得强壮异常，年龄虽小，便显得气派宏大，凝静结实，且极自重自爱，故家中人对我感到失望时，对他便异常关切起来。这小孩子到后来也并不辜负家中人的期望，二十二岁时便做了步兵上校。”
黄永玉的书中有沈从文和沈荃青年时的照片。沈从文一身白袍，谦和地微笑着，态度儒雅。沈荃比他略高，脸型略长，双目炯炯有神，透着镇定自信的神色，笑容怡人，气度非凡。
沈荃参加抗战，出生入死，屡立功勋。《一个传奇的本事》里这么写：“淞沪之战展开，有个新编一二八师，属于第四路指挥刘建绪调度节制，原本被哄迫出去驻浙江奉化，后改宣城，战事一起，就奉命调守嘉善唯一那道国防线，即当时所谓‘中国兴登堡防线’。……属于我家乡那师接防的部队，开入国防线后，除了从唯一留下车站的县长手中得到一大串编号的钥匙，什么图形也没有。临到天明就会有敌机来轰炸。为敌人先头探索部队发见已发生接触时，一个少年团长方从一道小河边发现工事的位置，一面用一营人向前作突击反攻，一面方来得及顺小河搜索把上锈的铁门次第打开，准备死守。本意固守三天，却守了足足五天。全师大部官兵都牺牲于敌人日夜不断的优势炮火中，下级干部几乎全体完事，团营长正副半死半伤，提了那串钥匙去开工事铁门的，原来就是我的弟弟，而死去的全是那小小县城中和我一同长大的年青人。”
“随后是南昌保卫战，经补充的另一个‘荣誉师’上前，守三角地的当冲处，自然不久又完事。随后是反攻宜昌，洞庭西岸荆沙争夺，洞底南岸的据点争夺，以及长沙会战。每次硬役必参加，每役参加又照例是除了国家意识还有个地方荣誉面子问题在内，双倍的勇气使得下级军官全部成仁，中级半死半伤，而上级受伤旅团长，一出医院就再回来补充调度，从预备师接收新兵。”“每一家都分摊了战事带来的不幸，因为每一家都有子弟作下级军官，牺牲数目更吓人。”
八年抗战，凤凰子弟伤亡殆尽，然而劫难还没结束。内战爆发，“家乡人八年抗战犹未死尽的最后残余”，在胶东一役全部覆没。
这是家国之殇，更是故乡之殇。自此之后，历史记忆和童年记忆中的凤凰，永远不复存在了。沈从文在此写下了他早年作品中最悲观的反思：
“得到这个消息时，我想起我生长那个小小山城两世纪以来的种种过去。因武力武器在手而如何形成一种自足自恃情绪，情绪扩张，头脑即如何逐渐失去应有作用，因此给人同时也给本身带来苦难。想起整个国家近三十年来的苦难，也无不由此而起。在社会变迁中，我那家乡和其他地方青年的生和死，因这生死交替于每一片土地上流的无辜的血，这血泪更如何增加了明日进步举足的困难。我想起这个社会背景发展中对青年一代所形成的情绪、愿望和动力，既缺少真正伟大思想家的引导与归纳，许多人活力充沛而常常不知如何有效发挥，结果便终不免依然一个个消耗结束于近乎周期性悲剧宿命中。”
三十多年后，沈从文解释文章的成因，他说，“这个小文，是抗战八年后，我回到北京不多久，为初次介绍黄永玉木刻而写成的。内中提及他作品的文字并不多，大部分谈的却是作品以外事情——永玉本人也不明白的本地历史和家中情况。”“事实上却等于把我那小小地方近两个世纪以来形成的历史发展和悲剧结局加以概括性的纪录。凡事都若偶然的凑巧，结果却又若宿命的必然。”
悲剧是周期性的宿命，是逃避不了的必然。写于四十年代的这篇文字中的话，不幸在几年后一语成谶。
1949年11月9日，湖南“和平解放”，沈荃随陈渠珍参加“和平起义”；1951年，在“镇反”运动中，“起义将领”的沈荃和一大批原国民党人员被枪杀；1983年，沈荃获得平反。
黄永玉称沈荃为巴鲁表叔，他回忆中的沈荃是“高高的个子，穿呢子军装，挂着刀带，漂亮极了。有时也回家乡来，换上便装，养大公鸡和蟋蟀打架，搞得很认真。有时候又走了。跟潇洒漂亮一样出名的是他的枪法。夜晚，叫人在考棚靠田留守家的墙根插了二三十根点燃的香。拿着驳壳枪，一枪一枪的打熄了它们。”
湖南全省“和平解放”，沈荃回到凤凰。他在南京国防部做中将的时候就说过，他不想打内战，厌倦了，他想解甲归田，与人合作写抗战史。黄永玉很“为他庆幸从火坑里解脱出来”，在凤凰相见，“他还是那么英俊潇洒，谈吐明洁而博识。他在楠木坪租的一个住处，很雅致。小天井里种着美国蛇豆、萱草和两盆月桂。木地板的客厅，墙上居然挂着一对张奚若写的大字楹联。”他对形势看得很清楚，对黄永玉说的话显然带着自嘲和伤感：“……我帮地方人民政府做点咨询工作，每天到‘箭道子’上班，也不是忙得厉害，没事，去聊聊天也好！……”
对于弟弟之死，沈从文几十年里内心的痛苦，我们无从得知。
鲁迅曾说，“年青时读向子期《思旧赋》，很怪他为什么只有寥寥的几行，刚开头却又煞了尾。然而，现在我懂得了。”好友嵇康和吕安被杀，向秀经过其旧居，“于时日薄虞渊，寒冰凄然。邻人有吹笛者，发音寥亮。追思曩昔游宴之好，感音而叹”，写下《思旧赋》，其中有句云：“瞻旷野之萧条兮，息余驾乎城隅。践二子之遗迹兮，历穷巷之空庐。”这种心情，当沈从文晚年重回故乡时，也会和向秀一样，见旧居，思往事，“惟古昔以怀今兮，心徘徊以踌躇。栋宇存而弗毁兮，形神逝其焉如。”
在沈从文心中，凤凰将永远是寂寞的。
沱江两岸在明媚的秋阳下，一片艳丽的色彩：黑色瓦顶、暗色木结构的吊脚楼，挂着成排的红灯笼，以及绿色、粉色和蓝色的条幅及招贴，围栏上缠着白色的电线和灯泡，准备入夜后再造映带流波的火树银花。有一种小小旗帜的绿色特别惹眼，像越剧里俏丽丫环的衣裙一样的娇嫩绿色，仿佛一下子把这座古城拉回到歌舞扬州的世界。还有些吊脚楼的门窗板壁都被刷为木头原色似的棕黄色，晶亮晶亮的，再被红灯一衬，一排排都作夕阳般的金红。扮作苗女的导游和游客，满头银饰，穿上红色压金边、蓝色压红边、粉色压绿边和蓝边、白色加上红黄几道边的套裙，腰间垂着珠串和流苏，花枝招展、仪态万方地在水边小道上迤逦而行，在横跨水上的木墩上折腰扬手，作种种好看而不无失足落水之虞的姿势，拍照留念。
船行水上，和风细细，空气中飘卷着醉人的芳香。此处彼处，隐约传来喧闹声和鼓乐之声，分不清是播放的录音还是酒楼中的欢宴。在沿岸树和建筑的暗影下的江面，楼影袅袅，随波鼓荡，忽地四下碎散，像洒了一地琉璃八宝，忽地聚拢成形，依然扭曲着，前仰后合，逐渐平复下来，然而船已随着水流转向，景色又是一变。阳光无遮无拦地直射下来时，只见波影摇金，其余皆不可见，只有稍远处的山峦和近处坡上的茂密林木，深深浅浅连绵不断，做了跃动着的繁华的沉实背景。
我想，如果是沈从文说的月下呢？没有游人，没有酒吧，没有招徕客人的吆喝声，夜色浓黑，吊脚楼上透出的萤火一般的灯光，刺破而不能刺透夜色，船在黑魆魆的水上，清晰地听见浆声，不远处传来男女间提高了嗓门的对话，是撩拨和笑骂，是没有心机的打情骂俏……也许还有夜猫子，各种奇怪的鸟，还有睡在梦乡里的成群的蜻蜓……
每个伟大作家的写作背后都有不可压抑的情感冲动，不管他的表现方式是什么。一个人的记忆和经验，一个人的思考和世界观，都是时代的投影。因此，从来没有一个写作者是脱离时代的，只有伟大与平庸，真诚与虚伪，以及风格之别。我上大学那时候，现代文学史对沈从文的作品一笔带过，只用一段话介绍《边城》，而《边城》还被批评为严重脱离现实，刻画一个虚幻的人间桃源。沈从文笔下的残酷现实是那些文学史家刻意忽视了的，桃花源本来也不是一个贬词。沈从文会为他心中不老的桃花源骄傲，他是以这种超越各种世俗——以政治，以哲学，以历史，以一切意识形态和功利主义为幌子的世俗——的美来抵抗世界的一切不平等和不正义、世界的一切丑陋和罪恶的。
在叙说了那么多的悲伤故事之后，《一个传奇的本事》在后半部分转入他对文学的思考。沈从文坚信文字的力量，文字使他在面对时代的变迁无能为力之后，找到了自己的立足点，找到他的立身之本，这同样是一种伟大的力量，和任何其他力量同样持久：
“一个伟大艺术家或思想家的手和心，既比现实政治家更深刻并无偏见和成见的接触世界，因此它的产生和存在，有时若与某种随时变动的思潮要求，表面或相异或游离，都极其自然。它的伟大的存在，即于政治、宗教以外，极有可能更易形成一种人类思想感情进步意义和相对永久性。虽然两者真正的伟大处，基本上也同样需要‘正直’和‘诚实’，而艺术更需要‘无私’，比过去宗教现代政治更无私。”
唐人传奇中的名篇《虬髯客传》讲了这样一个故事，隋末天下大乱，群雄逐鹿，胸怀大志的虬髯客张先生，见到天纵英才的李世民之后，知道无力与之争雄，乃毅然退场，率领一群弟兄远赴海外，在扶余立国，另成一番事业。《虬髯客传》的本旨，是为大唐的正统地位立说，警告狼子野心的军阀势力，勿轻起叛逆之心。但这个故事可以当作一个寓言，来象征文学家在世界的处境：他们必须，也可以，在另外的维度建立自己的世界，以此与现实抗衡，并以此影响和改变现实。退一步讲，即使我们确实无力影响和改变现实，至少可求得内心的宁静。这个一己的桃花源，即使容不下天下万民，总可以使数百数千的会心之人，“黄发垂髫，并怡然自乐。”
俄国思想家和革命家赫尔岑，在其回忆录《往事与随想》中写道：“在个性泯灭的普遍性之间，在历史发展的诸元素，以及云影一般在它们表面飘忽移动的未来诸形象之间，人难免感到空虚和孤独。但这又算得什么呢？在忧伤的时刻，僧侣靠祈祷获得解脱。我们不能祈祷，我们可以写作。写作就是我们的祈祷。”
是的，写作就是我们的祈祷。
在散文《沉默》中，沈从文对于文学，表达的正是虬髯客和赫尔岑式的立场：
“一个人想证明他的存在，有两个方法：其一从事功上由另一人承认而证明；其一从内省上由自己感觉而证明。我用的是第二种方法。我走了一条近于一般中年人生活内敛以后所走的僻路。寂寞一点，冷落一点，然而同别人一样是‘生存’。或者这种生存从别人看来叫作‘落后’，那无关系。两千年前的庄周，仿佛比当时多少人都落后一点。那些善于辩论的策士，长于杀人的将帅，人早死尽了，到如今，你和我读《秋水》、《马蹄》时，仿佛面前还站有那个落后的衣着敝旧，神气落拓，面貌平常的中年人。”
伟大的作家应运而生，他是独立的，也是主动的，他引领而不跟随，从来不是一个附属物，更不会等而下之，成为被豢养者，一个太监和弄臣。伟大的作家代表着时代的精神：
“大多数伟大作品，是因为它‘存在’，成为多数需要。并不是因为多数‘需要，它因之‘产生’。”（《一个传奇的本事》）
在苦闷的日子，沈从文有过怀疑，有过暂时的绝望，这是很容易理解的。他这一辈子，应该说，好日子不多。八十多岁去世时，他的作品已经得到比较公允的评价，一版再版。外国研究中国文化的学者，对他评价尤高。而善良的读者中，热爱和景仰他的大有人在。他暌违多年的故乡，终于有机会表达对这位千里流转的乡贤的情意，以他为荣，以他为标志。尽管如此，沈从文始终不能从过去饱受的打击中恢复过来。
在1939年作于昆明的长文《烛虚》中，他这样写下对生命意义的怀疑：
“看看自己用笔写下的一切，总觉得很痛苦，先以为我为运用文字而生，现在反觉得文字占有了我大部分生命，除此以外，别无所有，别无所余。”
“重读《月下小景》，《八骏图》，《自传》。八年前在青岛海边一梧桐树下面，见朝日阳光透树影照地下，纵横交错，心境虚廓，眼目明爽，因之写成各书。二十三年写《边城》，也是在一小小院落中老槐树下，日影同样由树干枝叶间漏下，心若有所悟，若有所契，无滓渣，少凝滞。这时节实无阳光，仅窗口一片细雨，不成烟，不成雾，天已垂暮。”
他想起一个老兵死亡的故事：
“因为《水上》，使我想起二十年前，在酉水中部某处一个小小码头边一种痛苦印象。有个老兵，那时害了很重的热病，躺在一只破烂空船中喘气等死，只自言自语说，‘我要死的，我要死的’，声音很沉很悲，当时看来极难受。送了他两个桔子，觉得甚不可解，为什么一个人要死？是活够了还是活厌了？过了一夜，天明后再去看看，人果然已经死了，死去后身体显得极瘦小，好象表示不愿意多占活人的空间，下陷的黑脸上有两只麻蝇爬着，桔子尚好好搁在身边。一切静寂，只听到水面微波嚼咬船板细碎声音，这个‘过去’竟好好的保留在我印象中，活在我的印象中。
“在他人看来，也许有点不可解，因为我觉得这种寂寞的死，比在城市中同一群莫名其妙的人热闹的生，倒有意义得多。”
这样的怀疑贯穿了他一生。然而在“别无所有”的情况下，文学之路还是要走下去。石川啄木说文学不过是个人的“悲哀的玩具”，沈从文比他站得更高，他谦恭而不自我菲薄。他说文学不过是一种“手艺”，是“做事”，而做事总是有意义的。四十年代末以后，他失去创作机会，改行做文物研究。一九七七年后，环境比较宽松了，他在家书中回顾自己一生的工作，文学生涯尽管中道摧折，但既有的成就，亦足自豪：
“间或翻翻自己四十年旧作看看，如同看契诃夫、莫泊桑作品，料想不到竟是自己一篇篇写出，且又一本本印过书，在国内曾于某一时占压倒趋势的。更料不到，放手又已快四十年！”国内少壮，“已很少明白我是个做什么工作的人。”（1977年12月7日致儿子沈虎雏）
他在家信中，对文学史“学者”给他的待遇非常气愤，屡屡言及，对学会了乖巧处世、在不同朝代都能如鱼得水的名流们表示极端的轻蔑。但私下里，他明白自己作品的份量和价值。他对儿子说，他觉得自己的旧作即便与契诃夫和莫泊桑比，也并不逊色。一九八三年二月致大姐沈岳锟的信，是《从文家书》中收录的最后一封信，在这封信里，他对自己四九年后所做的文物研究工作，同样作了很高的评价。他说：
“在博物馆作一名普通工作人员，不知不觉间就过了三十年，我并不觉得什么委屈，倒反而学了不少东西。前年在香港出动那本有关衣服的书——倒很像本还有意义、有分量的图书！重订本今年若可以印成，我一定寄一本来给你看看，就可知这三十年来，大部分熟人都死去了，或作了什么部长，委员，我却不声不响的作了不少事情。”
理解一个人很难。
需要耐心，需要时间。
上天给人生命，给他一个成长的环境，决定他一生的遭际，就连围绕在他身边、自小陪伴直至终老的亲人，也是上天的选择。他有那样的情感世界，起源和决定于他的性情，他的悟性和慧根。天地间的万物，不因个人的存在与否而变更，自然产生与发展。星辰教会人灵魂的远游，山脉教人厚重和坚定，水义无反顾地流逝，从容变化于千百种形式，就像智慧本身，没有确定的规范，是自由的，草木使大地山川充满生气，鸢飞戾天，鱼跃在渊，路伸向美好的去处，伸向未知，也伸向死亡，桥连接两座山，也连接善与恶，鸿沟隔开人群，消除了他们之间相亲或相仇的可能性，雪使我们愉快地遗忘，雨使时间有了厚度和密度……
在一九0二年，在一九一0年，在此后若干年，湘西，以及曾经被唤作镇筸城的凤凰小城，是一幅黑白照片，没有其他颜色。房屋是黑瓦白墙，河水非黑即白，苗女的银头饰雪白而她们的裙摆是粗黑的，日子分为两部分，白天与黑夜，像人的眼睛，黑白分明，一个人从生到死，是从黑发到白发，人的记忆没有色彩，只有黑白和黑白之间广大的神秘地带，那是黑白的混合，浅淡不同厚薄不同的灰色。唯其如此，梦也是没有颜色的，因为梦是如此真实，铭心刻骨到疼痛难忍。
一九九五年八月，沈从文先生已去世七年，陪伴了沈从文先生半个多世纪的张兆和，在《从文家书》里后记里写道：“从文同我相处，这一生，究竟是幸福还是不幸？得不到回答。我不理解他，不完全理解他。后来逐渐有了些理解，但是，真正懂得他的为人，懂得他一生承受的重压，是在整理编选他遗稿的现在。过去不知道的，现在知道了；过去不明白的，现在明白了。他不是完人，却是个稀有的善良的人。对人无机心，爱祖国，爱人民，助人为乐，为而不有，质实素朴，对万汇百物充满感情。……”
“越是从烂纸堆里翻到他越多的遗作，哪怕是零散的，有头无尾的，有尾无头的，就越觉斯人可贵。太晚了！为什么在他有生之年，不能发掘他，理解他，从各方面去帮助他，反而有那么多的矛盾得不到解决！悔之晚矣。”
理解一个人很难。没有足够的善意和同情，不从唯我为是的执见中跳出来，你不可能理解。
就此而论，张兆和不容易，也了不起。
这段不长的文字，写尽了沈从文的忧伤，也写尽了她自己的忧伤。
2017年3月31日 4月5日改定
本文选自《此岸的蝉声》
商务印书馆2019年4月出版
张宗子，河南光山人，毕业于武汉大学中文系，在中央电视台工作五年，1988年秋自费赴美，学习英美文学。在报社从事翻译、编辑和撰稿工作多年，现就职于纽约市皇后区公立图书馆。业余写作，以散文随笔为主。出版散文和随笔集《垂钓于时间之河》《空杯》《书时光》《不存在的贝克特》《一池疏影落寒花》《往书记》，以及译作《殡葬人手记》等十余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