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无忌——集邮文章与集邮文献

有人邀我题词，常写的一句话是“集邮不离文献，文献指导集邮”，这是实话，集邮而不念书，行吗？当然，不是什么文章都叫文献，有参考价值的、有指导意义的、有邮学地位的，称之为文献就很合适。不过，为了鼓励大家重视创作、积极阅读，把一般集邮文章叫文献也未尝不可，愿意写、可以读就行了。

我集邮60多年了，一直很注意看邮书和写邮文，念中学时已初试牛刀，后来我在市邮协工作这么多年，经常参加各种集邮活动，天天很忙，虽也写点小文，但思想总是集中不起来，像样点的文章几乎没有。现在年龄大了，也早就退休了，再到处去活动实在有点力不从心，因此在家里写写集邮文章解解闷也不失为一好办法，我一直觉得集邮人经常落笔写点心得体会和研究摘记等文章很有必要，这能提高文化素养和巩固集邮爱好，也可为后来者留点东西。算来我动笔写邮文已有五十多个年头了，这中间虽然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中断了十多年，但此后我依然是乐此不疲、笔耕不辍。近些年我编著的邮书和写的邮文，许多邮友可能都已看过，那么早些年我写点什么，又和哪些邮友经常在一起切磋呢，且听我慢慢道来。

1955年，《集邮》杂志创刊，该杂志内容广泛并且中外邮品都作介绍。那时我除了订阅这份杂志外，还订阅了 10多种外国邮刊，有时我想如果把这些邮刊上的某些信息和动态译成中文投稿给《集邮》，如获发表的话，也好让更多爱好者了解点国外集邮的动态。一次我在一本英国邮刊上看到一篇报导，说1954年的一年里世界上共发行了2200种邮票，并按发行种数的多少列了前10个国家和地区的名单，我于是把这条信息译出后投稿给了《集邮》，想不到《集邮》录用了我这篇小报导，并作为“国际简讯”中的一节刊登在《集邮》1956年的4月号上，这是我的处女作。自此一发不可收，在此后的近三年时间里，我就不断为《集邮》写小稿件，以“外邮欣赏”、“新邮报导”和“集邮简讯”为主要内容。此外，我还常写一些以描述邮票图案为主要内容的“一票一故事”文章和短小译作，虽然水平不高，更谈不上包含多少邮学知识，但写作本身促进了自己知识面的扩大，同时也培养了认真执着、一丝不苟的精神，这倒是非常有益的。

那年我认识了一位与我一样还在读中学的集邮小朋友林嘉德，他除收集各国邮票外，还是一位书写集邮文章的“多产作家”，如果你是早期《集邮》杂志的阅读者，你会发现在1956-1958年间，林嘉德用本名，或用一个“林”字，或用单字笔名“冠”字，写了几十篇介绍外国邮票的文章和报导各国集邮动态的简讯。可以说，在这几年间，每期《集邮》上都有他的大作，这使那时对海外邮票和邮讯都很闭塞的我国集邮者来说着实开阔了眼界。这期间，我还注意到另有一位作者与我的文章路子差不多，他叫徐昌明，后经熟人介绍认识了他，并得知他是搞装饰画的，又是一位漫画家，业余喜集外邮，尤重体育票，平时他也喜欢写写弄弄，首篇在《集邮》上发表的文章刊在1956年的8月号上，而林嘉德的文章发表得还要早点，大约在1956年年初。我们三人还都经常为《集邮》提供“国外邮讯”，实际上全是些带图文的新邮报导，好在那时获得一些各国的新发行邮票并不太难。就这样，以《集邮》为媒介，我们之间的联系日益増多，到了晚上，为了交流邮识与写作心得，并各自通报即将落笔的题材，我们三人之间的电话一打就是个把小时，反正那年代的娱乐活动很少，故而“煲电话粥”也一乐事。实际上我们还在暗中来了个写作竞赛，看谁的文章在《集邮》上发表得多，因此每期我们都急盼着看到自己的文章。如此这般，3年一晃过去了，到1958年下半年，《集邮》办刊方针有所改变，一些栏目不再设立，于是我们只得搁笔不写，一场无形的“写作友谊赛”也就告终。

我想，在那个年代，经常交流外邮文化，并经常在《集邮》上发表文章，我们可算是较早的一代了吧！我始终认为，写邮文是件很有意义的事，能锻炼自己的思维能力，提高邮识，促进交流，所以近些年来我又恢复了邮文写作，这也许与50多年前的“写作竞赛”不无关系吧，往往青少年时代的一件“小事”会影响人的一生，你能说邮文写作不也是如此吗？(原载《上海文献集邮》2013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