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家专栏■踏破铁鞋——白描《天下第一渠》连载之【中篇】第十五章（郑国渠，世界灌溉工程遗产，两千多年的历史云烟，一条满载故事的大渠
魏锋专访 微风读书会ID：weifeng279965337
踏破铁鞋
文/白描
一个间谍，如何造就了一项伟大的水利工程？一条疲秦大计，如何成为强秦之策？”郑国渠，世界灌溉工程遗产，两千多年的历史云烟，一条满载故事的大渠——
书名：《天下第一渠》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8）第278820号
作者：白描
出版社：陕西新华出版传媒集团 太白文艺出版社
李仪祉出任陕西水利分局局长后，把原渭北水利工程局改为工程处，直归陕西省水利分局领导，并兼任工程处总工程师。他带的两名学生胡步川、刘钟瑞做他的助手。胡步川原来在南京河海工程专门学校担任助教，兼任校刊编辑，刘钟瑞则是当年毕业的优秀学生。李仪祉组建测量队伍，正式勘测泾河河谷、灌区地形，开展水文观测工作。此次测量自1922年8月至1924年8月，历时两年完成。
1922年10月，李仪祉组织测量队伍，分为陆水二队，每队队长一人，测量员四人，干事一人，李仪祉亲自带队，对泾河大峡谷进行勘测。他们带着干粮，背着帐篷，肩扛仪器，分陆水两路由谷口溯河而上，测两岸形势、河中断面及水文数据。
古人兴建水利工程，可利用的无非是准、绳、规、矩等传统工具，再加上肉眼对地质和水量的观察。现代勘测则要求用先进工具对水利建设场地及有关地区进行地质调查和研究，要查明与工程建设有关的地质条件并做出评价，预测工程可能出现的地质问题，为规划和施工提供必要的地质资料。工程地质勘查是水利建设的基础工作，直接关系到工程的运行安全、建设周期和工程造价。水文资料也是至关重要的条件，流量、降水量、蒸发量，都必须详尽掌握。
这是基础工作，是李仪祉必须首先完成的任务。
次年1月，又加入测量员二人，按工作之需，分配调用于二队之间。队内也会临时雇用当地山民，最多时近十人，为测量队做向导，也做些辅助性工作。
▲1924年的泾河峡谷张家山段（王晓斌 提供）
泾河自淳化以下至出山口，属于峡谷地带，称为泾河大峡谷，也叫作关中大峡谷。这是泾河在黄土高原切割出的一个令人震撼的奇迹。大峡谷内奇峰相叠，嵌空而立。山峦高低相错，如旌旗招展；岩峰气势磅礴，如万马奔腾。一面面刀削斧凿般的巨大崖面，就像天宫雄伟壮观的墙壁，直插入云，叫人不得不惊叹大自然的鬼斧神工。仲山主峰钻天岭高一千五百九十九米，峰峦叠翠，幽林蔽谷，怪石嶙峋，异态秀出，深秋季节，这里植被色彩斑斓，景色宛如一幅画卷。
但对于测量队来说，他们面对的却是一路艰难，步步险恶。
他们风餐露宿，勘测用时两个月。勘测吊儿嘴拴牛橛一带地形和水文时就遇到极大困难。泾河在峡谷中曲曲折折，距离出山口七八公里一个叫作十字沟的地方，两山夹峙，山势奇险，两岸高耸的崖壁如刀切一般，陡峭窄狭，从岸上绝无走过去的可能，只能涉水前行。但河水湍急，礁石遍布，在这里曾有测量队员落水，经多人合力抢救才上岸。从这里想再往上，就寸步难行了。
李仪祉在《勘察泾谷报告书》中写道：“徒以泾河经万山中，两岸尽数齐崖，高至二三百公尺不等，无法前进。而河床既深，水流又急，且乱礁随处皆是，既不能徒涉，又不能乘舟，故是中止。”
在那个冬天的早晨，当李仪祉站在身边是悬崖、脚下是激流的大峡谷内，做出中止勘测决定的时候，一种力不从心的感觉让他非常沮丧。峡谷里的风像刀子，刺在他的脸上，更刺在他的心上。他不甘心，倔强地昂起头，对他的助手，又像是对着风，说：“明年再来！”
1923年冬，李仪祉组织力量，对泾河大峡谷进行第二次勘测，勘测队伍达三十余人。仍分陆、水二队，仍是李仪祉亲率队伍，刘钟瑞为陆队队长、胡步川为水队队长，另有段仲韬、袁敬亭、孙次玉、王南轩、张子麟、南东耘、胡润民、董康候、陆丹佑等技术人员参与。李仪祉评价他们“皆劳绩甚著，所深感也”。
李仪祉写于1924年的《勘察泾谷报告书》，详尽记录和描述了这次勘测的经过。这是一篇工程报告书，但李仪祉写得极为生动活泼，文笔洒脱，细节丰沛，斐然成章，实为一篇美文。既然美文在兹，就无须用作家的语言来介绍这次勘测行动，兹节录李文如下——
由岳家坡北行，过苗家宗家沟侯家山西北折，沿山坡行及顶，遇樵夫，询入山之路，略知梗概。下山抵齐家山，可望及前年冬停测处，绘图一，摄影一。稍息后，下陡坡至沟底（北沟名十字沟，去年冬大举入山时，诸员役至此而返）。逾时上山，坡更陡，上行不易。每停足休息，即可从事描绘草图。及登山顶至大险，该处位山坡东偏，有土窑，采樵者十余人居之。出作入息，每人日可得柴三百斤。驴骡可到，专事运柴。近旁无泉取水，须至十字沟下方能得。两旁丛树已斩伐殆尽。沿山脊西南行至西猴窝对岩（西猴窝为前年测量所及处），向泾谷口摄影一片，并绘沿河两岩草图，又向北摄影一，示泾河在西猴窝上之形势。再北有深沟为界，不复前行。又折转大险，过山脊下，过黑林坡，有土窑采薪及牧羊者居之。乃下深沟至对山上坡，沿半山西北行，可望泾河沿途，描绘地形，下二涂沟，始向北行，曲径两旁，山柴丛生，嫩绿可爱。就中以山牡丹、紫荆及刺玫为最芬芳。又向南摄影一帧，示泾河形势。途过大车崖，该崖高十公尺，为旧日岩石之裂缝。下半崩圮成长方形，颇美观。上至山顶，至鹿角顶有土窑数处及水窑一处，以天干已枯。沿山径下，绕两山脊至下窗，此处有路可通河底。河岸亦系石灰石，平滑人不易行。沿河上下均可行五百公尺。河宽约四十公尺。对岸山崖光齐，不能行人。洪水遗迹可寻见，约高于常水面五公尺。河旁细泉四处，味与龙洞渠水同。由下窗上山西北行，西折南下，有背炭放羊之路尚可行，真山中之康庄也。两面夹以杂花，实山中之园囿也。数里至一山梁，旁有土窑，为烧木炭人所筑者。此段泾河自西北来，折南折东，又折东北，致河湾有十余处之多。故此梁三面环泾，若半岛然，因名之曰“三面水”。而奇崖绝竖，直落渊深，实河上之大观也。惜是日风大雾重，致不能视远，又不能摄影为憾。后于巉岩之上，见隔河，雨濛濛（蒙蒙）中，有窑洞二三，足为吾人住处。盖有窑必有人，有人必有通行之路，又足为吾人就易之步骤也。沿途见表面石灰岩尽风化成白色土壤，又见页岩数层。由下窗西北行可至上窗，有烧岩及牧羊者之遗迹。过山腰再下走，即到沙坡。沙坡背后高山之后为黑沟，灌木丛生，采樵者以千计，烧炭者以千计，名称则又各不同。沙坡有土窑四。东南向顶天寺，沿山土甚肥，林极茂。将来水库成后，水平利舟楫，便运输，则此数千年来人迹所不到之穷谷，一变为森林、牧畜、农业场所矣。沙坡之西有深沟，即黑沟之出口。两崖壁立，宽可五公尺，一线通天，因名曰“一线天”。下雨之时，黑沟之水由此入泾，亦一奇观之瀑布也。泾河岸为极有规则之石灰石构成，坡度三十度，平滑异常，石质坚硬，且极美观，长可二百公尺，摄影一幅，以示石层。然对岸则石松易圮，杂铁质极多，又为立壁。河中石礁耸立，即由崩崖陷落所致，稍东有泉水一处，水甚旺，约有零点零二公尺之流量，两岩洪水位遗迹甚显。由沙坡过黑沟、花家窑上山，山甚陡，缘崖而上，得山路，上山越岗，测绘数事，并摄影示泾河之形势。下山西行，抵华山子，有土窑及烧炭放羊者。再西即下坡，坡逼近泾河，高约一百公尺。水声如万马奔腾，因摄影一。复前行，则路甚小，履崖壁攀柴而过者数处，故极不易行。过此下坡至河底。此处泾河宽一百五十公尺。岸为页岩，对岸则以砾岩及丸石积成，有类钓（吊）儿嘴者。跌水约五公尺之上。岸旁洪水位甚清晰，约高于常水面八公尺。沿河溯流可行八百公尺，由山谷上山，谷中皆黄土，而深山穷谷，人迹罕到。草木之腐烂者均成沃壤，故林木极茂。故中多山桃、倭桑、刺玫及榆、柳等。及上山脊，又可见泾河两岸已有人居处。复沿山脊向南测泾河形势，山极峭，幸有路螺旋而上。刺玫及紫荆夹道，芬芳扑鼻。及巅则见五峰辐射，若人之示其掌、伸其指然，故名之曰“五指山”。山之三面皆绕泾河。曲水回环，仿佛似妙儿岭下之钓（吊）儿嘴。而周名兴隆堡，今则堡垣犹有存者。山顶土甚肥，大可数十亩，线之长则三倍之。山上有古庙、古窑、石磨并枯树根一枝，盖旧年之人居处也。下山后至泾河岸，河宽约一百五十公尺，急流在下，溯源可行五百公尺。山以页岩成之，与前处之页岩同为一脉。再上则为洪门，土名“鬼门关”。两岸壁立，高至二三百公尺，中为河床，宽仅四五公尺。水流缓而深，盖泾河穿石灰岩而过，质甚坚，不易崩圮。出“鬼门关”后，骤遇页岩，水蚀风化，至为易易，故峭壁之后，即继之以平坦宽广之河面也。摄影一帧，示洪门形势。由此沿山而上，可望泾河之来，如广惠渠之形象。又摄影示险。复前行，则人迹鲜少，冬青布满。山路则多为野兽所驰驱，黄土、树根又多为野猪所松动。然山属黄土，杂以岩石，若阶级然。故山坡虽陡，丛林虽密，尚可行。当过深沟，沟底有窑，为烧炭者之住处。过沟上山西北行，则土坡较平，而丛林倍密，面西峭壁直立，俯临泾河，南望“鬼门关”，尤见形势。沿山西北行，望有树木数株，路上并有牛羊足迹，知去人家不远。又过二陵沟，始至白草梁。测形势后，既息于杨姓窑前。白草梁距田禾滩约二十里，目能及之。去年田禾滩测量已至磨子岭，距此仅十余里。且水库之远，必不能至此。故此一段可由白草梁上北，以测泾河之梗概。复摄影一片，示当地形势。故勘查事可由此处停止。况至田禾滩后，须二日始能回岳家坡。此处经北山后，即一日可到。登钻天岭后，可尽览已过形势。由北山之北坡东行，路大而平，为山前人由山中运柴之孔道。清光绪间柏公所创修。山顶摄影一，示此次经过之地形。即返岳家坡。
1923年，李仪祉完成了《陕西渭北水利工程局引泾第一期报告书》，次年又完成《陕西渭北水利工程局引泾第二期报告书》，对引泾灌溉工程提出了甲乙两种规划方案。
两种方案，一是高坝，一是低坝。泾河在峡谷中有一个大回环，河水环绕处夹一尖峰，状如舌，人们便把此处叫作吊儿嘴。吊儿嘴高出谷底四百七十米，高坝就设计建在泾河峡谷吊儿嘴大拐弯处。坝高七十五米，坝顶长度二百米，库容八千万立方米以上。贯穿吊儿嘴开挖隧洞，引泾水出山，可灌溉泾阳、三原、临潼、富平等九县农田四百万亩以上，共需资金七百万至八百万元。低坝方案选址有两处：河谷大拐弯以下和筛珠洞上方老龙王庙处。前者坝高十五米五，坝顶长度八十五米；后者坝高十三米，坝顶长度一百米。灌溉面积分别是一百四十二万亩和八十五万亩，造价分别是一百九十四万元和一百七十八万元。
▲1922年冬，李仪祉率队在张家山测量地形（王晓斌 提供）
1924年3月，华洋义赈会总干事、美国人梅乐瑞（Walter H.Mallory）、工程主任、美国人塔德（Oliver Julian Todd）自北平来陕调查渭北水利工程，他们对李仪祉引泾方案表示肯定。这个时候，曾经就读于南京河海工程专门学校、颇为李仪祉器重的须恺，刚从美国加州大学灌溉系毕业，李仪祉立即请须恺来陕西，参与引泾灌区的设计工作。金陵大学森林系研究部主任、美籍教授罗德明（W.C.Lowdermilk）也应邀来陕参加设计工作。
引泾方案确定，接下来是工程资金。
这一时期，李仪祉把大量精力用在争取军政各界以及国际组织，尤其是华洋义赈会的支持上。李仪祉先后写了《勘察泾谷报告书》《陕西渭北水利工程局引泾第二期报告书》《工程上的社会问题》等文，为工程实施奔走呼吁。
1923年的甲种报告书除了中文版以外，李仪祉还以个人名义出版了一本比较简短的英文小册子Report on the Wei-Peh LrrigationWork,shensi，介绍引泾工程。小册子开头是一组人物照片，分别是陕西省督军和省长刘镇华、渭北水利工程董事会名誉会长胡景翼、渭北水利工程董事会会长田玉洁和李仪祉本人。照片上刘镇华佩戴各种勋章，是一幅典型的军阀标准照；其他两位将军也身着军服，手握马刀；李仪祉则是一身正式的黑色西装礼服，而不是人们熟悉的他那身中式服装。很显然，李仪祉是要把渭北引泾项目置于当时互相对立的两派势力保护之下。更重要的是，这本印制精美的英文小册子，其主要宣传对象是外国人，即在北京与上海的那些慈善家们，他们手中有钱，如果没有他们的资金支持，渭北水利工程项目根本就无法启动。
华洋义赈会对渭北引泾工程表现出很大的热情，李仪祉是知道的，但他们承诺只能提供一半贷款，另一半应该由陕西省政府解决。并附加条件，要省里对外方贷款担保，省长和省议会应对偿还贷款签字负责。但陕西省一直没有派人到北京与华洋义赈会进行协商谈判。李仪祉与省政府讨论，陕西省所承担的一半经费百分之六十通过发行水利公债来收集，另外百分之四十可在灌区各县募捐。陕西省政府答应，规划不久即公布。
然而，政府的承诺迟迟未予兑现，华洋义赈会的资金也就不可能到位。
李仪祉没有放弃努力，他冀望来年冬季利用华洋义赈会的渭北考察基金的剩余款项开始施工，同时请求陕西省政府从救灾基金拨款支持，之后，再利用“水利公债”的钱继续这个工程。
当时，刘镇华任陕西督军、省长。刘镇华掌握陕西军政大权期间，利用一切机会，一方面大力扩充兵员，一方面纵兵殃民，勒民种烟，横征暴敛，摧残教育，滥发纸币，引起陕西人民公愤，发动了持续不断的驱刘运动。但刘镇华掌握镇嵩军，又有直系军阀的支持，所以一直未能动摇其统治陕西的地位。
李仪祉的“水利公债”计划，就是提供给刘镇华的。他也曾呈文给西北边防督办冯玉祥将军，冯玉祥表示支持，督促刘镇华拨款。但1924年9月，第二次直奉战争爆发。10月，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推翻直系军阀控制的北京政府，并将所部改称为国民军，任总司令兼第一军军长。1925年，刘镇华为争夺河南地盘，派镇嵩军与国民二军交战，他把陕西军政职务交给吴新田，以出巡为名，率领陕境的镇嵩军赴豫在洛阳亲自督战，结果兵败。段祺瑞仍企图让刘继续督陕，但遭到陕西各地人民愤怒抗议，京、沪、汉各地陕西同乡会、学生会亦同声谴责。原胡景翼部将领冯子明、田玉洁等部在华阴、华县起义倒刘，陕北镇守使井岳秀派军袭击潼关断刘归路，杨虎城等部则把守韩城、朝邑一带黄河渡口阻刘入陕。刘镇华无奈，只得率残部逃往山西投靠阎锡山，结束了他在陕西长达八年的统治。
刘镇华原来就对“公债计划”一推再推，随着他退出陕西，这个计划彻底流产。
1925年，李仪祉派他的学生和助手须恺把他的规划方案带到北京，想从华洋义赈会争取到资金，却无果。同年冬，李仪祉亲自到京，以期说服华洋义赈会投资。不过华洋义赈会对介入工程还是疑虑重重，这种顾虑主要还是因为陕西地方秩序混乱。华洋义赈会1924年的《副总事报告书》中写道：“在渭北筑渠之计划仍续有进行，后碍于战事与临时水灾，故目下暂告中止。……陕西省工程——渭北工程计划正在研究期中，能否得圆满结果，与该省时局不无关系。现在该省事务均已停止。本会总工程师拟另派一水利工程师，曾在中国有水利经验者，再做一度之实际研究，复核往日成绩，解决各种疑问，与将来之估值大有关系。”在华洋义赈会看来，陕西战事不断，把钱投向陕西，风险很大。
北京之行无果，李仪祉又转而奔赴天津、南京和上海，许多慈善机构总部设立在这些大城市，他还想进行一番努力。
在李仪祉辗转奔波之际，陕西局势又变，战祸复起。
1926年初，刘镇华的镇嵩军在河南陕州、灵宝击败岳维峻的国民第二军，编组成一支号称十万人的部队，向潼关进发，反扑陕西。1926年4月初，刘镇华的镇嵩军兵临西安城下。当时，西安城内只有督办李虎臣所属第十师的一个旅、四个独立团和陕西陆军第四师卫定一部的两个团，都因建制不全，共计还不到五千人。西安危急之际，原在西路与直军作战的国民军第三军第三师师长杨虎城调集部队，于4月16日自三原驰援李虎臣，迎击刘镇华，决心固守西安。由此，一幕惨烈的历史壮剧，在古城上演。
刘镇华在西安十里铺扎营，从东、北、南三面围城，计七万余人，而城内守军，尚不足一万。镇嵩军在吴佩孚补给之下，加上阎锡山大批重火器的供给，装备也远优于守军。杨虎城号召西安军民坚持到底：“如若失败，破城之日，我即自戕于钟楼下，以谢陕人。”6月上旬，刘镇华下令烧毁城郊即将收获的麦子十万亩，燃烧达六七天之久。进入冬季后，西安城内军民处于粮食极度缺乏的境地，所有可以吃的动物、皮革制品、中药铺的某些药材都被吃光。城内居民曾试图出城就食，却被刘镇华部用机枪封锁了道路。在饥寒交迫之下，城内每天都有大批居民死亡。在围城期间，城内死亡军民共达五万多人，占当时城内人口的四分之一。
1926年秋，冯玉祥的部队经过宁夏入甘，任孙良诚为援陕总指挥，率领四个师、六个混成旅，经固原、平凉东下。10月上旬，前锋到达陕西兴平。于右任也到达三原，组织了国民军第一、第二、第三联军总司令部。10月中旬，孙良诚的先头部队和于右任领导的陕军开始向咸阳地区的刘镇华部进行总攻。四十余天里几度激战，后孙良诚派出奇兵沿终南山北麓向东迂回，袭击刘镇华的大本营十里铺。加上城内守军的出击，1926年11月27日，刘镇华溃败开始撤退，西安解围。
刘镇华围城达八个月之久，战祸之后的西安城，白骨累累，满目疮痍。
在此期间，李仪祉在外请款无着，又欲归不得，暂回河海工程专门学校讲学。冬末，李仪祉返陕。
1927年，于右任回陕任国民联军驻陕总司令，委任李仪祉为陕西省首任建设厅厅长兼水利分局局长。李仪祉心系泾渠工程，但关中经过战争巨创，财力更是不济，他描绘的泾渠蓝图，只能停留在纸面上。
▲泾河峡谷吊儿嘴（王冰摄）
引泾方案制定出来时，李仪祉曾组织力量，把工程规划做成模型、照片、图表，在西安亮宝楼举办展览，广泛宣传。工程模型用纸浆泥制作，两个人就可以抬动，在三原县，除在县城里展出外，还抬到各乡镇巡回展览，让群众参观。当时的宣传口号是：“打开吊儿嘴，遍地都是水。”饱受旱魔之害的当地群众，了解到新的引泾规划后，极为振奋，对新工程充满希望，尤其是泾阳北部靠近山地原区的群众更是欢欣鼓舞。因为自郑国渠开凿以来，历代引泾渠首都在泾河谷口以下，渠水高度不够不能上原。现在好了，要打开吊儿嘴了，那句顺口溜所描绘的情景，就要实现了。地里的庄稼能浇上水了，囤里的粮食要冒尖了，好日子就要到来了！
然而，他们只是空欢喜一场。
工程资金无着，踏破铁鞋无觅处，没有资金，什么都办不成。
清末到民国以来最大的一次引泾工程设想，一幅动人的渭北农村富庶图的美景，化为泡影。
1927年，为工程筹款四处碰壁、最终一筹莫展的李仪祉，无奈选择离开陕西。
他辞去陕西建设厅厅长兼水利分局局长之职。临走，感慨万端道：“协生于此国，长于此乡，救危定难，自愧无方！”又感叹：“引泾之事，时局负我，我负希仁。他日干戈载戢，政府有意兴办，尚欲高陟仲山之顶，望小辈努力成功也！”
挂印后的李仪祉去陕北，调查榆林城西的红石峡能否发电。又至上海港务局任局长。后改往四川任重庆市政工程师，设计兴建了成渝公路老鹰崖盘道。1928年秋任华北水利工程委员会委员长，恢复了河北五大河与黄河大量水文站，为治理黄河积累了很多宝贵资料。1929年，李仪祉兼任北方大港筹备处主任，倡办华北灌溉讲学班；夏任导淮委员会委员兼总工程师，同时又兼任浙江省建设厅顾问，设计杭州湾新式海港。
李仪祉虽身在故土之外，却始终不忘引泾工程。1929年致函邓宝珊，讲道：“弟自十一年回陕，乡人之期望愈切，弟心神之苦痛愈甚。荏苒光阴，去我如矢，前后五年，终无一事可慰我乡民者。去年冯公来，注意郑白，弟行谷口，遍告乡中父老，谓锸云决雨，不日可期，无如时期未至，终为画饼，于是弟羞见父老。”又云：“陕西父母之邦，弟何爱于涂山，遂忘泾渭……”李仪祉对陕西水利期望之殷，矢志之坚，延宕之痛，跃然纸上。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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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描，作家、教授、文学教育家、玉文化学者，陕西师范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驻院作家。曾任鲁迅文学院常务副院长，中国工艺美术学会玉文化专业委员会副会长、中国玉文化研究会副会长兼玉雕专业委员会会长，现任中国报告文学学会副会长，中国作协作家书画院执行院长，中国玉文化研究会佛造像专业委员会会长，兼职中国传媒大学、对外经贸大学、延安大学等高校客座教授。
在文学创作、文学评论、文学教育之外，长期从事玉文化研究和玉雕艺术评论工作，出版和发表玉文化专著《翡翠中华》《中华玉文化与中华民族精神》《中华文化的尊荣徵徽》《玉演天华》等。连续多年主编《中国玉器百花奖获奖作品集3》并担任总鉴评，多次主持全国性玉文化论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