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算研究生的话，从小学到大学毕业，我们都至少拥有32个学期。如果有32块钱，少1块钱，似乎并不会有什么影响，但当这1块钱，是我们买下心爱玩具的最后1块钱时，这1块钱，在我们心里，就变得比剩下的31块钱还重要了。因为这个时代的特殊境遇，他们留在原地，没有获得与我们相同的那1块钱，却获得了另一枚与众不同的1块钱。这会让他们获得一个怎样的玩具，我们不得而知。但正如时代的脚步不会停，他们会继续生长。
在武汉，她们缺失的那段校园时光
作者：《原地生长》总导演 康成业
湖北武汉，新冠病毒最早的发现地之一，对大多数人而言，是疫情中心，是英雄的城市，但对我而言，却多少有些不同。
大学本科就读于武汉，学习导演专业，2016年毕业，后求学于北京电影学院。疫情爆发的最初，并未身处武汉，却在家中坐立难安。年初三，瞒家里人回北京工作，辗转抵达武汉，一面做着志愿工作，一面携团队，记录这座城市当下的境遇，完成了《冬去春归：2020疫情里的中国》。
四月八日，武汉解封，媒体也开始逐步撤离。那阵子，我正于金银潭医院记录张定宇院长送行援助武汉医疗队。医疗队离开后，张院长转身走回医院，准备进行每天的例行检查。张院长身患渐冻症，走路多有不便，看着他的背影，心生一念，疫情后的世界，会变成怎样？这一念头的诞生，让团队在武汉一待，便又是三个月。
这次的创作，是带着私心的，在与优酷就系列纪录片的片长协商时，每集约定为30分钟，但我想做个纪录长片电影。在这之前，我没有做过纪录长片，说不担心，是假的。是三个被拍摄的主人公，让我有了这样一份信心。为此，我说服了我的搭档，制片人老曹，放弃依靠新作收回一些成本的想法，拒绝那些答应他赚钱的项目，耗时77天，做一部纪录长片电影。我们选择注视疫情后的孩子们，他们“霍乱时期的青春”。邓林，片中旦旦的父亲，是我原来在武汉创业公司的合伙人，而旦旦，邓林的儿子，是那时我们拍摄剧情片时的客串小演员。按本来的选题，我们是要拍疫情后他在家学习的情况，但随着与邓林还有他妻子的接触中，我逐渐发现了他们生活中蕴藏的更为复杂，却充满温度的东西。这些东西，让主题不再局限于线上教育，开始拓展至新时代下的教育背后的家庭关系，还有，信任。这是让我有信心的第一个故事，在拍摄中，我看到了一个新时代下成长的孩子，这样的感觉，似乎像是曾经的长辈在看我这一代90后的成长，有些质疑，却最终都会包容。旦旦经历着特殊的童年，他经历了缺失的一学期。这一个学期，他待在家里。即使留在原地，却也未曾遗落拥抱世界的每一天。王科珺在今年武汉解封的当天，度过了她十八岁的生日。我与她的父亲相差十八岁，与她相差九岁，有时候，我会不知道叫她什么，一面叫着她妹妹，一面又叫着她父亲李哥。与旦旦一样，王科珺也是一个除了旅行，从未离开过武汉的孩子。她像我们高中时班里男生最喜欢的女孩，美丽，开朗，自信。疫情期间，她独自在外度过了三个月的时间。这是她人生十八年头以来，离开家最久的一次。三个月的独自等待，让她成长，思考了我未曾经历的思考。高考后的艺考中，她拿到了国美合格证，但她选择报考湖美，留在原地，留在父母的身边。她的父亲，在她小时候，在楼下种下了一棵桑树，十八年过去了，万物生长，树已参天。我是93年生，朱琳琳是98年生，她是我们这次被记录者中，与我年纪最为相近的一位。我们小时候听着一样的歌，玩着一样的游戏，看着一样的青春伤感文学。不一样的是，我是山东人，她是武汉人，我的大四是在与兄弟们的欢声泪语中度过，而她的大四，是一个人度过的，毕业，也是一个人。一次拍摄时，我陪她去江滩边转了转，她说她在江边长大，每次心情好了，要来这里，心情不好了，也要来这里。这一天，正是新一轮洪峰过境，江边的水涨的很高很高。她突然说起来，她出生那年，98年，也是洪水。我问她，你会想过离开这里么？还是留在原地？走着走着，她就哭了。看着拍回来的150个小时素材，似乎看到了三个被纪录者的身上的共通宿命感，他们都在武汉这座城市出生，长大，有着一样缺失的一学期。《原地生长》——再也找不到比这个词更贴切的形容他们，足以概括他们所经历的故事了。不算研究生的话，从小学到大学毕业，我们都至少拥有32个学期。如果有32块钱，少1块钱，似乎并不会有什么影响，但当这1块钱，是我们买下心爱玩具的最后1块钱时，这1块钱，在我们心里，就变得比剩下的31块钱还重要了。因为这个时代的特殊境遇，他们留在原地，没有获得与我们相同的那1块钱，却获得了另一枚与众不同的1块钱。这会让他们获得一个怎样的玩具，我们不得而知。但正如时代的脚步不会停，他们会继续生长。旦旦问邓林，洪峰退去了，会留下什么？现在的邓林不知道，我也不知道，但若干年后再回头看，应该会找到一些痕迹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