究竟是什么在驱动组织与人重构新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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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孙波 华夏基石集团执行副总裁 组织与人力资源专家
来源：华夏基石《洞察》总第42期（2017年第1期）
“人与组织关系的重构”成为管理领域最为关键的一句话。那么，该如何理解人与组织关系的重构？人与组织关系重构的驱动因素究竟又是什么？
不同时代，人力资源管理理念也随之变迁。从人是工具的农业社会和工业社会早期，到提出人和岗位的配置关系理论，再到通过有效的人和岗位的设置，实现人与岗位相互促进；到今天人本身的发展成为了组织经营的目的，此时，组织经营的根本目的在于支撑了人的发展，人和组织关系发生了剧烈的变化，于是我们提出了人与组织关系的重构。
但无论在人力资源发展的哪一个阶段，人与组织的关系都是在漫长的实践后，对其规律的总结。然而，很多时候，企业的实践是在理论产生之前的。如果我们不能理解或者找到人与组织变化的真正的驱动因素，就也不能预测组织和个体关系的未来演变和进一步发展。怎样才能够找到这样的因素呢？还是要从人和组织的两方面去看。
第一动因：技术不断突破和应用
我个人认为，组织形态发生变化的第一个驱动因素，可能更多来自于技术的不断突破和应用。
先来看一首诗：“双眸剪秋水，一手弹春风；弹尽琵琶怨，醉难入梦中。”你可能跟我一样震惊，这首充满意境的诗出自于机器人，也就是人们常说的人工智能，它对人们生活的挑战可能是难以想象的。谷歌也曾展示过AI技术在面对复杂事物的处理速度与方式，那是人脑不能抵达的高度。
我们必须正视这种变化，尤其要认识到，这会对组织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李开复在最近的世界经济论坛上说：“在未来的十年之内，世界上有50%的工作将会被人工智能所替代，尤其是翻译、记者、助理、保安、司机、销售、客服等岗位。”这些工作都被人工智能所替代时，组织内部的架构或者模式一定会发生变化。
2017年1月初，我应邀参加了阿里研究院主办的“远见2046-第二届经济智库大会，此行彻底改变了我原来对阿里巴巴不太美好的印象。会上有嘉宾提出在未来的10到20年，有710万左右的岗位将会消失，在702种职业中有47%的工作，可能会被人工智能所替代；数据在整个经济活动当中充当了主要因素，其价值会超过石油、土地，用数字技术和互联网、云计算、人工智能武装起来的新实体经济会替代旧的实体经济。
我认同阿里研究院对前沿事物的很多判断和观点，并感到阿里将不再是虚拟经济了，而将成为新的实体经济。而新的实体经济对于在当下经济体中生存和发展的组织或者企业来说，一定会产生巨大的影响。因此，驱动组织和人的关系变化的最主要的因素，是技术的不断发展和应用。
论坛上，麦肯锡全球研究院的院长在演讲中表示：“我们过去做咨询的主要方式，是依据我们的逻辑所展现出来的严密的思考来引导客户的过程，但现在不是这样了。现在，人工智能比人的逻辑性更强，并且能够处理大量数据，这是人所不能的。”麦肯锡提出，今后在全球范围内招聘咨询师的时候，不会再像过去那样，只招聘MBA、EMBA，只招聘经济学与管理学背景的人了。他们希望招聘一些艺术类的人才来做管理咨询，因为时代需要一种截然不同的思维方式和创新思维——这是不得了的变化，它一定会带来整个组织内部的工作模式的重组。对此，该如何理解？怎样认识呢？
阿里研究院认为人工智能会推动组织形态的演进。比如在新的实体经济里，新的组织形态叫做平台经济体，它把组织的分工协作提升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阿里研究院认为平台经济体具有四个特征：数据驱动、平台支撑、开放协同和普惠共存。阿里研究院院长高红冰说：“在互联网经济之初，我们把它称作一代数字经济。互联网经济对数据和技术的应用，带来了更大的贫富差距，但是平台经济是具有普惠性的。”
新的实体经济将会替代旧的实体经济，那么我们的组织通过技术应用，则发展出了一种可能性，使得我们有可能从传统组织向平台经济体转型。
那么，阿里所谓新的实体经济指的是什么？我发现，新的实体经济有几个关键点：第一，个人成为了经济的主体。第二，在“公司”的时代，社会经济关系里的主体是公司与就业者所签订的雇用劳动合同，但当“公司”演变成为平台经济的时候，当它开始以个人为中心时，公司和个人之间所建立的劳资关系不会继续成为社会经济关系的主体。
当我试图对新经济进行总结的时候，看到了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产业经济研究部研究室主任魏际刚提出的新经济的八大特征。这八大特征基本上印证了我们所认为的，技术推动了整个组织变革的过程：
第一，以人为中心。在新经济当中，企业间的关系不再构成社会的主体，而是以个人为主体的；劳资关系也不再是社会经济主体，而是以交易关系、市场关系为主体的。第二，数字化连接。第三，新经济基于新的要素，最重要的要素是数据。第四，全方位的协同和集成。第五，自动化，全价值链的自动化。第六，智能化。第七，一切皆服务。第八，大生态化。我们现在所谈到的生态圈、服务等内容，其实都是新经济体的特征。
鉴于这样的认识，我个人认为，组织结构演变的一个很重要的驱动因素，应该是来自于技术的不断突破和应用，尤其是AI技术的不断突破和应用。
第二个动因：社会需求基准不断提高
从人的角度来说，新一代的产生，带来了截然不同的管理挑战。现在，企业在招聘新员工时往往会发现，过去的激励理论对他们而言是失效的。是因为人变了吗？人哪里变了呢？代际之间的问题究竟是什么原因带来的？这需要回归本源看问题，是什么引起了这一代人与上一代人的不同。
挑战根本的表现，其实可以理解为社会需求层次的变化，或者说社会需求基准的不断抬高，这是驱动人与组织关系重构的第二个重要因素。
“社会需求基准”是我造的新词，它的意思是什么呢？
从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看。在研究、思考社会整体需求变化问题的时候，我给出了三个基本假设：第一，社会整体需求层次也应该呈金字塔模式分布，大多数需求应该是底层的需求，向上会越来越少；第二，社会需求的基准，即最底线的需求会随着社会财富的积累不断抬高，越来越多的人脱离了最基本的生存需求，在往上走；第三，社会需求基准决定了主流组织形态。众所周知，很长一段时间里，政府提倡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这或许表明，很多人早已脱离了最基本的需求，但是社会整体没有达到这个层面。而我认为的主流组织形态是由需求基准决定的。
当整体的社会基准需求达到了情感与归属需要和尊重之间时，这意味着绝大多数人已经脱离了基本的生存需求。
哪一个群体的基准需求在这个点位附近呢？就是现在的90后，尤其是城市家庭的90后。当这部分人进入职场，他的需求层次已经发生了基准性的提高，生存已不再是他们的第一压力，那么他们的压力来自于哪里？需求在哪里？我认为是尊重，甚至是超越了尊重，达到了自我实现的阶段，“矛头”直指最高需求。
关于这个问题，凯恩斯在上世纪30年代所著的《我们孙子辈的经济可能性》中提出：“从满足每个人的生存需要角度来说，经济问题可能会在100年之后得到解决。随之工作日减少到每天3个小时，也就是一周15个小时。”
那么，当人工智能、机器人可以完全满足，或者在一定程度上满足我们最基本的生存需求的时候，当整体需求基准提高的时候，会带来什么问题？我认为，那就是人与组织关系重构的问题。
所以，从人的角度来看，社会需求随着需求层次的不断抬高，也会促使人的方方面面发生变化，进而使人与组织之间的关系必须重构。
未来最本质的问题——价值
既然找到了社会经济发展的两个驱动因素，我们就可以展望未来了。当人与组织关系发生了重构，那么下一步可能会发生什么变化呢？
当机器人取代了人的绝大部分工作，并满足了人最基准的需求后，就业就不再是主要问题。此时，“剩下的时间干什么？”就会成为大问题，经济学、管理学的问题由此就变成了哲学问题。
经济学家凯恩斯说：“随着工作日减少到每天3小时，就会出现如何打发闲暇时光的问题。在这一点上，可能需要建立一种全新的道德规范，把社会从经济需要的隧道中带入到日光中来。然而在此之前，全世界都不得不信守一种异化的，建立在与资本积累相关联的贪婪和剥削之上的，丑就是美的道德标准当中。”
哲学家亚里士多德很早就提出来一个经典命题：什么叫美好生活？这个问题比较复杂，但有两个主流的观点，一个是活力主义观点，一个是实用主义观点。活力主义者说，人们需要主动去寻找需要克服的障碍和解决的问题，如果实在找不到，就要改变自己的生活方向去找它们。实用主义则会说，人们总得做事情，不管你干什么事，都有可能会遇到障碍。但不管你的职业目标是什么，你必须发挥你的才智，投入地解决问题，这本身就是美好生活的一部分。
总结这两个观点会发现，无论是经济学者还是哲学家，他们谈的都是一个最本质的问题——价值的问题。假如未来的趋势一定会来到，就存在一个全方位价值的重新定义与匹配。组织的价值、个体的价值、用户的价值、社会的价值、社会价值的导向等等，都必须进行重新的定义和匹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