悟空问答签约答主孙旭阳：这里的写作让我超越稿费的收获

刚开始写这篇文章，是在11月21日傍晚的郑州东高铁站。当时，我刚吃完一份饺子，离上车时间还有一个小时，就掏出笔记本电脑，在悟空问答里回答了一个问题：

“石家庄一酒店要求服务员跪在地上“服务”，老板说一万元的月薪就得这样做，你怎么看？”

要回答这个提问，看上去并不是太难，你只要批评这位老板违背公序良俗，肆意践踏服务员的人格尊严，应该马上停止云云，就足以与主流民意站在一起，正确得唇红齿白。

然而，如果这600多字的回答，就止步于几句道德宣示就太遗憾了。在讨论此事时，大家的发言中都隐含了一个前提：“人格尊严是不能用金钱来交换的”。很显然，被批评的这位老板看上去并不是太认同这个前提，所以你要批评他，就必须顺便论证一下：为什么不能纵容金钱购买一切？

我的看法是，要维系人类社会的存续和发展，就不能认同谁有钱谁说了算。别说为了万元月薪下跪，为了钱出卖自己器官和生命的人，恐怕也不在少数。那么，放开器官交易如何？

再往下延伸，以自己崇尚这条规则为由，并不能代替对这条规则在道德上的辩护。否则，上述酒店老板遇到一伙崇尚“暴力可以夺得一切”的劫匪，是不是就只能认栽？

话题讨论到这里，就有些像是对桑德尔讲义的简单阐释。几百字的小文章，论证需要这么复杂吗？显然需要。否则，我现在写的答案，跟十几年前流行于报章上的“时评”，又有什么区别？随着纸媒普遍不景气，时评版纷纷被裁撤，时评也变成了一种僵尸文体，没人想与僵尸为伍。

在中国纸媒发展史中，时评的问题也屡被人提及，但时评圈子并无紧迫感和文本改良的意图。谁都没想到，那些寄生于时评之上的问题，会因为宿主时评死于新媒体时代而烟消云散。不独时评，调查新闻和人物特稿的记者们也发现，他们已越来越不重要。

真相或许让人不适。我们现在不重要，很可能只是因为我们本来就并不重要。在传统媒体人感慨怀才不遇的另一面，则是他们在坏忧丧志，而这只会恶化他们的处境。两年半前，我从南方某报离职之后，作为旁观者再观察这个行业，这个感触就越来越深。

这也是我竭力写好每一篇悟空问答的原因。转型的媒体人那么多，早早就财务自由的大有人在。我没别的本事，又喜欢写作和思考，在慌乱的流量市场里，我必须努力提供这个市场需要的东西，又不那么折损自己的价值立场。我必须珍惜每一个机会。

我是3月底签约的答主，当时头条的问答栏目还叫“头条问答”，而“悟空问答”即将出世。到今天（11月23日），我已回答了150个提问，获得2688万人阅读，点赞53175次。我并不勤奋，能在8个月内写150篇短文，有自我督促的因素，也更因为在“悟空问答”上答题，已成为我零碎时间的乐趣之一。

我会在午饭后和临睡前，以及车站机场里，随手打开电脑，回答几条热点提问。这看起来很符合问答栏目分享知识盈余的定位。在今世没有先知，只有更敢于表达的人。任何思考者只要怯于或拙于表达，便不是称职的思想者。清通的表达必须来自更符合逻辑的思考。

你也可以将答题视作我大脑的磨刀石。11年记者经历，会对我分析问题颇有助益，然而这只是第一步，我更愿意通过合乎逻辑和常识的分析，得出一些有悖于常人直觉的结论。并不是大部分人都会点赞，比如一谈中医，跟帖辱骂者便会很多。但要明白写作的价值，并不在于取悦大众，对任何非议都大可一笑了之。

我的150条回答，阅读量多者一两百万，低者不足两千。我会经常打开后台，分析阅读、评论和点赞之间的关系，并试着优化下一次的题目选择和写作。我还写有其他专栏，都是以社会热点事件和问题为主，在“悟空问答”的写作，也在丰厚我的经验，这可能是超越稿费的收获。

我并不是什么大V。事实上，经过严格职业训练，懂得敬畏事实的记者，几乎无法成为流量红海里的巨无霸。不过，这不代表我们就要拒斥流量思维。流量红海跟我们的职业养成之间，肯定有一块交集，把这块自留地耕好，便是本分所在。与其嫉恨别人山呼海啸的流量，不如在自留地上把产出做到最大。

即使在传统媒体时代，那些被认为更好的记者，更牛的报道，也都首先以流量取胜。一度，行内对名记的定义，就是做出轰动报道的人。到了新媒体时代，业内背弃了这个标准，最根本的原因恐怕是，媒体人还不习惯作为普通写作者参与竞争。报道权和报道尺度的赋能不断衰减，让很多朋友无法适应。

可是，一切都回不去了。哀叹受困于荆棘的人，如果不抬头用天上的北斗星定定向，就只能被刺得更痛。“悟空问答”是写作生涯的新主场，也是一块试验田，在这里似乎无法拥抱江河，却可以窥见新媒体时代的日月。

我入驻栏目的3月份，“悟空问答”签约答主花了90万元。10月份，这个数字攀升到1050万元。昨日（11月22日），今日头条宣布2018年“悟空问答”将投入总计10亿元用以激励创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