夫余国的民族
我国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以汉族人口为最多，汉族在秦朝朝以前通称为华夏族，华夏族的祖先是原始社会三皇五帝时期的部落族众。原始社会末期华夏族在中原地区建立了国家并繁衍昌盛起来，散落于华夏族周边的民族广义上被华夏族称为蛮夷戎狄，这些民族社会发展落后，人口较少，通称为少数民族，与华夏族合称中华民族。各个少数民族在对华夏文明、大汉文化的认同、崇拜和汲取中创新和发展着本民族的传统，形成了本民族独特的文化习俗，东北地区的少数民族亦是如此，远古时期东北就有了人类活动的痕迹：根据古人类化石而命名的辽宁省的金牛山人、鸽子洞人，吉林省的榆树人、安图人、青山头人，黑龙江省的哈尔滨人，内蒙古自治区满洲里的扎赉诺尔人等远古人类距今28万年至1万年不等，他们历经了旧石器时代、新石器时代的漫长时期逐渐形成了氏族、部落，这些在东北大地广阔的草原湖沼、山区丘陵、江河平原的不同自然环境聚而生存的古人因生产生活方式的不同进而形成了不同的民族族系。总的来说，我国古代东北地区共有四大族系，大兴安岭及其西部草原地带的东胡族系，包括鲜卑、乌桓、室韦、库莫奚、契丹、地豆于、乌洛侯、蒙古、达斡尔、鄂温克、鄂伦春等族；松嫩平原的濊貊族系，包括濊、貊、夫余、高句丽、豆莫娄等族；长白山以北肃慎族系，包括挹娄、勿吉、靺鞨、渤海、女真、满洲、锡伯、赫哲等族；辽河以南的汉族系。
濊貊族
在我国今黑龙江省、吉林省、内蒙古东北部（大兴安岭西南部）、辽宁省大部地区，夏末商初中原史书记载这里生活着符娄族的人们。商朝初年伊尹制做《四方道令》：“臣请正东符娄、仇州、伊虑、沤深、九夷、十蛮、越、沤、鬋发纹身，请令以……正北空同、大夏、莎车、姑他、旦略、貌胡、戎翟、匈奴、楼烦、月氐、孅犁、其龙、东胡……”《逸周书校补注译》中注释：符娄，古国，即《吕氏春秋》之傅楼，《拾遗记》之扶娄，故地当在今辽东；仇州，疑为琉球古国；伊虑，地在今辽宁境，沤深，未详所在；九夷，在今胶东地区；十蛮，地在今江浙沿海一带；越国，今会稽；东瓯，今温州及浙江南部。崆峒，今甘肃平凉西；大夏，内蒙古中部；莎车，在大夏西；姑他，未详所在；旦略，地点未详；貌胡，汉水东北，地近于燕；代翟，今河北蔚县一带；匈奴，古国，《山海经》亦称匈奴；楼烦，在今晋东宁武一带；月氐即月氏古国；孅犁，在匈奴北；其龙，未详所在；东胡，古国所在，地在今河北承德东。根据古今地理位置大概对照，上述排列顺序是正东方的诸侯民族自北向南排列，正北方的诸侯民族自西向东排列，东胡以东就是符娄，也就是殷商正东之北端、正北东胡之东邻，所以符娄就是在殷商东北方向，较大可能是商朝人对东北地区濊（后人通写作濊）人先民的称谓，这些人尚处于原始社会状态，人口数量少，族群松散，他们依靠着从多的江河湖沼栖居，用从自然界最易获取的石头、木棒以及火来取得食物，在向阳的坡地挖出洞穴来藏身。他们不断地偿试制做更好用的工具、不断地改善着自己的生活，也不断地迎接新的生命和告别死亡的族人，几百年的时间就在人们生老病死的往复循环中逝去。商末周初，在大兴安岭边缘的草原上、在长白山脉的丛林峻岭中、在广袤的松辽大地上，殷商人所知的符娄人逐渐发展壮大形成了大大小小不同的群落，他们有的适应了草原地带的游牧生活，有的适应了山岭丘陵的狩猎生活，有的适应了平原沃野的原始农耕生活，有的适应了江河海滨的织网捕鱼生活。当土著的东北人再次踏上中原大地参加周成王举办的诸侯大会时，周人已经按他们的生活习惯和地域特征把他们称为稷慎人、濊人、良夷等名称，之后，散居东北西、南部的貊人也进入了中原周人的视线。周朝从西周到东周，从春秋到战国，中原文明在礼乐和战火中不断进步，而濊人及周边的民族在原始的社会形态中平稳地演进着，如果没有外来因素的情况下，他们也许要经历数万年或十数万年才能结束原始社会形态。地域的不可分割和人类迁徙的天性促使人类文明之光必然向周边覆盖开来，周初商朝太师箕子带领大批商朝遗民迁居辽东地区，被周武王封为朝鲜侯国，土著的濊人、貊人皆在朝鲜侯国羁縻之列。战国时期，濊人生活在松花江上中游、鸭绿江、朝鲜半岛北部滨海地域，貊人生活在浑江、鸭绿江流域，至到秦及汉初在东北地区南部濊人与貊人已经处于杂居状态。汉朝一统中原，东北边疆重新得到重视和巩固，东北地区南部的汉朝边郡与濊人地带沟通交流较以往更为密切，濊人的社会状态在汉朝的影响下加速了潜在的变革，濊人地区的阶级产生并且阶级矛盾越发突出，进而在汉初在松花江中游诞生了濊貊人为主体的夫余国，夫余族也就此名扬东北。在夫余国向东、南扩张的影响下，长白山东南的濊人为区别于夫余国原有的濊人被称为沃沮，朝鲜半岛北部东海岸的濊人则被称为东濊。夫余国建立之初，燕地人卫满因其效忠的燕王卢绾背叛汉朝逃往匈奴恐被诛连而率千余人逃往朝鲜半岛。卫满进入朝鲜半岛后灭亡了衰微的萁子朝鲜国建立了卫氏朝鲜，沃沮、东濊初时依附卫氏朝鲜，后期则强化与汉朝的交流，汉武帝元朔元年（前128），濊人一部的南闾率所部28万人归顺汉朝，于是设置了汉苍海郡，前126年罢苍海郡。前108年汉武帝灭卫氏朝鲜，在朝鲜半岛北部地区设置汉四郡（玄菟、乐浪、临屯、真番），沃沮主要是由玄菟郡统辖，濊人主要是在临屯郡辖下。前82年，汉昭帝撤销临屯郡、真番郡并归乐浪郡，玄菟郡内迁，所辖的沃沮、濊貊归属乐浪郡下的东部都尉，各部的酋长岁时向东部都尉进献贡物，以表示对汉朝的臣服。公元前37年，浑河流域的貊人在夫余逃亡贵族的统领下建立了高句丽国臣属夫余并逐渐扩张起来。公元30年东汉光武帝撤销了东部都尉，根据濊人原所处县名加封各部酋长为县侯，封号有不耐侯、沃沮侯、华丽侯等。东汉后期，高句丽政权发展壮大起来，沃沮、濊部遂臣属于高句丽。公元668年唐高宗出兵灭亡高句丽，此后沃沮、东濊融入了汉及其他民族之中。
夫余族
夫余族是由濊人和貊人为民族主体建立夫余国并形成新的民族，夫余族随着夫余国的建立和兴盛而为世人所知。夫余国初期的人们主要生活在松花江流域，以农耕为主要生活方式兼以渔猎和养殖，臣属西汉王朝；西汉末和东汉时期，夫余人以前期都城（今吉林市）为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在东汉王朝的支持下威服了周边的室韦、挹娄、高句丽等族，触角延伸到了大小兴安岭、朝鲜半岛北部；三国两晋时期，中原战乱无暇顾及东北，勿吉、高句丽、鲜卑族因此壮大起来，各自扩张领地，夫余屡次被外族侵掠，城池陷落、财物遭夺、人口被掳，夫余族自此衰落，公元345年前燕慕容皝派兵袭夫余掳走夫余王及人口五万余，封夫余王为镇玄将军，夫余旧地部分人口为避战乱逃亡东流松花江以北以豆莫娄自居；公元494年，肃慎系的勿吉族侵入松花江流域，夫余国灭亡，夫余人一部分融入勿吉，大部分随夫余王投奔高句丽融入高句丽族。关于夫余这一名称是如何命名的一直没有定论，而且学者们各具观点，精彩纷呈。
1. 夫余是因符娄而得名。商朝初某日，商王汤问伊尹（商朝政治家、思想家己姓下的伊氏，名叫挚，官至尹相当于后世的丞相）：诸侯各族来我商朝贡献物品，他们有的本地没有特产而进献远方他处的物品，这不是贡献的本义，也极为不方便，你拟一道法令，让他们根据本地的出产容易获取的东西来进献，不必特别珍贵。于是伊尹制做《四方道令》，其中正东方的诸侯各族分别是符娄、仇州、伊虑等。根据所处地理位置相近和名称相似度，认为符娄就是夫余。
2.夫余是由蒲姑音转而来。商朝灭亡后，商纣王的叔叔带领一部分遗民迁往辽东建立朝鲜侯国，其后人再把朝鲜侯国迁到朝鲜半岛北部。而同为商朝王室近族的蒲姑人在周公东征时也进行了北迁，他们来到松花江流域并定居下来，此后蒲姑族的名称也就由读音变成为夫余。
3.夫余因番禺而得名。周朝的时侯有番族（也写为薄姑）和徐族生活在今山东西南部，这两族人原本是商朝遗民。周朝灭掉商朝之后，番族和徐族履次反叛周朝，履次遭受周朝的军事打击，最后族群衰落，两族部分族人迫于生计向东北地区迁徙，到达松嫩平原并长期安居下来，在共同的生产生活中这些人自然而然地形成了一个新的民族，为了纪念番、徐两族，由番音转为夫，由徐字转为余，从此这个新的民族就称为夫余族。
4.夫余是因濊或乌裕尔河而得名。传说中的东明王降生在稾离国，而槀离国有条河叫乌裕尔河，金代曾设蒲与路，濊（常写作濊）人是夫余的先世民族之一，乌裕尔、蒲与、濊的读音相近，故夫余是濊或乌裕尔河音转而来。
5.凫臾即是夫余。凫是一种水鸟，又叫野鸭、鹜，生长在江河湖泊中，常常几百只结伴飞行。夫余是因凫臾或浮鱼而得名。在东北夷人中，有的氏族以凫为图腾，他们擅长制做一种叫臾的小弓箭，和貊人的强弓一样被中原人所重视，所以就称会制作这种弓的人为臾人，这个氏族就被称为凫臾。另有夫余王东明被追杀时鱼鳖从河中上浮成桥助东明过河的神话故事的浮鱼同音，夫余就是凫臾、浮鱼、浮渝。
6.夫余因扶木而得名。传说松嫩平原上生长着一种树，这种树非常像神说里的扶桑树，树干上产出一种盐，古代吴越人把盐读作馀，后来就把松嫩平原上食用这种盐的土著人称为扶馀人，他们后来建立的国家就叫做夫余国。
就当前的历史资料和考古材料尚无法详细考证夫余这一称谓的缘由。《史记货殖列传》是目前所知“夫余”出现最早的史籍。众所周知《史记》是西汉司马迁所著，关于夫余的称谓问题此前不见任何史料或铭文予以阐释，显然也没有证据证明司马迁到过夫余国，那么他著《史记》中的“夫余”只能是他调查、求访所获，可以肯定的是写在《史记》中的“夫余”这两个字是汉族人根据夫余族这个民族名称的读音而赋予的，所以就产生了后世以读音而阐释族名的诸多附会，比如凫臾、浮鱼、扶馀、扶余、乌裕尔、番徐等。殷商时期东北地区生活着土著的符娄人，周朝时东北地区有东胡、貊胡、濊、良夷等族人，西汉时东北腹地的濊族和貊族共同形成了夫余族，除了地理位置对应之外，在称谓读音方面，清道光年间进士、学者何秋涛所著《王会篇笺释》有如下阐述：“符即夫余，王会之濊人也，疾言曰符，徐言曰夫余，濊即夫余二字之合音。”可见符娄、濊、夫余在古时应是读音相近，是以符娄、濊都可能是夫余族的先民，是生活在松花江流域的原住民，夫余当是由先民族群读音辗转汉译而来，汉史学者称其国为夫余国，其国人为夫余族。
高句丽族 夫余国建国后逐渐发展壮大，夫余族的脚步逐渐走出了夫余国界，向周边地域迁徙，而在国内王权巩固之后的权力争夺也不可避免地发生。西汉后期，在夫余国王权争夺失败的朱蒙带领他的追随者向南奔逃。在逃过夫余国追杀后，朱蒙等人沿途又收拢了一些土著部落民众，最后众人来到了卒本川（富尔江与浑江汇合处的平川地带）这个地方建造简易房屋暂居，随之取得了早期南迁夫余人所建卒本夫余部落国的政权，相继又征服了周边的其他小国和部族，公元前37年把卒本夫余国改名为高句丽国，公元前34年，在辽宁桓仁县五女山上建造城郭宫室称为纥升骨城，也就是高句丽国的前期都城。高句丽建国初期，夫余人与当地濊貊族人开始了民族融合，形成了高句丽族的主体，随着高句丽国疆域扩大到朝鲜半岛，部分汉人、真番人、靺鞨人、沃沮人、马韩人相继融入高句丽族。汉末三国以后，中原史书《东夷传》已不再为沃沮、濊貊立传，他们已完全融入了高句丽和夫余族之中；公元494年夫余国被勿吉族逐灭，夫余王率家眷及部分国人投入高句丽；。公元3年，孺留王把国都移到国内城（集安市区平原城），公元209年山上王移都于丸都城（集安市区山城子山城），公元427年长寿王移都平壤（平壤市区内普通江与大同江环绕的古城）。在国都迁移的同时大量族民随之迁移，加速了疆域内各民族的融合。高句丽国建都辽宁桓仁时期的夫余、濊貊等少量族群进行了40年的民族融合，新生的高句丽族登上了历史舞台；高句丽国移都到吉林集安时期长达425年，夫余、濊、貊、汉、沃沮、靺鞨等族进行了深度融合，成熟的高句丽族盛极一时；高句丽国迁都平壤历经243年逐渐走向没落，最终于公元668年高句丽国被唐朝所灭亡，灭国时高句丽族人近已300万。公元668年、669年大唐两次向中原迁移高句丽40余万人；在灭高句丽国之战中新罗掳掠高句丽7千余人、其余死者不可记数。大唐在高句丽设置安东都护府后，其人口大量流失向南叛逃入新罗国，向北叛入靺鞨、有向西逃入突厥，留居高句丽故地的遗民则融入了后来兴起的渤海国，渤海之后再无高句丽族。
豆莫娄 公元346年，前燕王慕容皝派世子慕容儁率慕容军、慕容恪、慕舆根三位将军带领一万七千人马袭击夫余国，慕容儁居中指挥，前锋冲战以慕容恪为首，大军攻破夫余，掳走夫余王玄和人口五万有余回归燕地。为了控制夫余国，慕容皝封玄为镇玄将军，并将自己的女儿许配夫余王玄为妻，此后夫余国部落衰散，王都西徙，不再设军事防备，受前燕慕容氏辖制。公元410年，高句丽好太王高谈德因夫余国不再向高句丽纳贡转而臣服中原，于是亲自领军讨伐夫余，攻破夫余城邑六十四座、村落一千四百有余。公元412年好太王去逝，公元414年好太王长子长寿王于夫余城（集安市）为其父立碑纪功，碑名为“国冈上广开土境平安好太王碑”，又称好太王碑、广开土王碑、广开土王陵碑或永乐太王碑，夫余国以其前期都城为标志的东部地区全部被高句丽所占领。经此战乱，一部分夫余遗民北渡松花江远徙，在呼嫩平原定居下来，从此被中原史籍称为豆莫娄或达莫娄。豆莫娄人沿袭了夫余的旧制，仍以六畜名官，设有诸加，国有君长，律法习俗与夫余相同。豆莫娄人所居之地平原沃土，江河纵横，受夫余国农牧基础的影响，他们的农耕，畜牧业也相当发达。豆莫娄人看似得到了安居之所，但西边的室韦人和东边的勿吉人不断地发动对夫余和豆莫娄的侵袭，豆莫娄不得有与中原王朝建立朝贡关系，开启了长达3个世纪的族群依附。豆莫娄最后现于史籍与中原王朝的联系是在唐玄宗时期，《册府元龟》载公元724年达莫娄首领到唐朝觐见，唐玄宗授予掌一府军事折冲都尉之职，然后使其回归达莫娄本部。此后中原史书再无豆莫娄或达莫娄，古老的濊貊族系永久地退出了东北民族政权角逐的历史舞台。
百济 中原王朝史籍中众多《百济传》多认为百济是朝鲜半岛南部马韩的属国，是夫余族的一支，王族姓夫余，汉朝末期夫余王尉仇台的后人所建，因处海滨取百家济海之意国名为百济。朝鲜史书《三国史记》则认为百济始祖温祚王为高句丽王朱蒙之子，百济与高句丽同出一源，同为夫余后裔。总之是夫余人在高句丽建国初期南下建立了百济国，从属于马韩。随着百济的强大，马韩逐渐衰落，公元8年温祚带领人马突袭马韩，马韩一败涂地，次年百济占据了马韩全境。此后百济又征服了周边的一些小国和部落，汉江流域到半岛西南海岸沿线大片领土全部成为百济领土。此时，半岛东南部的新罗也兴盛起来，与西部百济、北部的高句丽并立，这一时期称为朝鲜古三国时期，开启了6百余年的争战与摩擦。公元475年，高句丽长寿王发兵3万攻破百济都城，百济王扶余司庆被杀，扶余司庆的儿子文周逃往熊津力图复兴百济。公元538年，百济圣王明禯把都城从偏僻的熊津迁到了泗沘，并且改国号为南扶余。在圣五明禯一系列富国强兵的政策、多次遣使入中原学习先进的文化和治国之道，使得国家逐渐强大起来。公元660年，大唐新罗联军进攻百济，百济王义慈被俘，百济将军福信率人在周留城负隅顽抗，准备迎回在倭国（日本）做人质的王子扶余丰复国，数万倭军渡海来到白江口助百济作战，唐军大将刘仁轨率水军7千余人与4万2千倭军的1千多艘战船作战，结果唐军依靠战船的紧固、策略的正确大败倭军，焚毁倭军战船4百多艘，杀敌1千余人，最后百济残部投降，百济国灭亡，国人离散，南扶余不复存在，唯有“扶余”这个姓氏和地名在朝鲜半岛南部留下了历史的印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