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秘一封尘封70年的密函：宋庆龄写给王明的信
在许多的历史事件当中，“密函”都扮演着十分关键的角色。
今天就让我们来揭秘一封尘封了70年的宋庆龄写给王明的密函。
与密函相关的人物
这封密函首次对外公开是在2007年，中共党史出版社出版了《共产国际与中国苏维埃运动》一书的第十五卷当中。
密函的发信人和收信人分别是宋庆龄和王明。宋庆龄是我国伟大的爱国民主人士、国际主义和共产主义战士、国家名誉主席。
青年时期，宋庆龄就追随孙中山投身革命，在革命生涯中，宋庆龄逐渐意识到共产主义才是真正的经世致用，于是在1933年加入了国际共产主义。
但是由于革命的危险性和社会地位的限制，她一直是以地下党员的身份进行活动，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奋斗终生，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王明这个名字相信大家也并不陌生，他早年就积极参加学生活动，于1925年加入共产党并赴莫斯科学习，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同时也是中共派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的重要成员。
宋庆龄与王明同为共产党员，只是参加革命有先后，二人是革命战友和上下级的关系，在密函中抬头的称谓“亲爱的同志”证明了这一点。
二人的这封密函书信出现的契机正是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
另外，这封密函背后还有一个隐藏的关键人物，她就是艾格妮思·斯莫特莱。
她虽然不是写信人也不是收信人，但是却是这封密函的“灵魂人物”。
斯莫特莱是美国密苏里州人，出身贫寒，父亲是煤矿工人。
斯莫特莱先后做过报童、侍女和工人等工作，尽管有着巨大的生存压力，斯莫特莱却始终没有放弃学习和进步。
她半工半读完成了师范学校和夜大的课程学习，并且接受了共产主义的进步思潮。
投身社会之后，由于对穷苦家庭的妇女和儿童感同身受，斯莫特莱一直在勇敢地为他们的权益向大众发声，就算因此遭到当局政府的监禁也不改初心。
后来，斯莫特莱担任《法兰克福日报》的外派记者，奔赴世界各地进行采访报道。
1928年，在机缘巧合下，斯莫特莱经人介绍，从苏联辗转来到中国。
当时的中国劳苦大众民不聊生、辛苦求生的惨状令她联想到自己的过去，唤起了她深深的共鸣和同情，于是斯莫特莱留在了中国，以自己的所学和所长开始四处走访进行新闻报道。
密函的历史背景——西安事变
震惊世界的西安事变之后，中共迅速做出反应，由周总理出面，到西安与蒋介石进行秘密协商。
由于政治局势十分紧张和敏感，蒋介石提出谈判内容必须严格保密。然而就在协商后不久，相关内容却很快曝光。而这个“爆料人”正是斯莫特莱。
这件事让蒋介石大为光火，认为共产党“违背誓言、出尔反尔”。
但是中共方面其实十分冤枉，相关人员其实一直信守承诺，并没有对外披露谈判的内容和细节。
那么斯莫特莱的行为又作何解释呢？
这正是这封密函出现的历史背景和主要原因。
当时的政治局势十分紧张，国共两党好不容易建立起来的信任和共识因此受到了影响。
从国民党的角度来看，刚刚与中共商谈结束，约定细节对外保密。
一个一直亲共并疑似共产党人的外国女记者却马上将消息对外传播，还广播到了国外乃至全世界，这无异于中共直接撕毁合约。
而从中共的角度来看，则是完全无辜和摸不着头脑的，因为这完全是斯莫特莱个人的行为使然，并没有事先得到中共的许可。
共产国际在得知此事后也十分震惊，并致电中共中央称“斯莫特莱的这一行为很可疑，必须公开谴责她的所作所为，取消她今后以共产党人发表演讲的机会”。
周总理在后来给潘汉年的电报中也提到：“斯莫特莱的做法是错误的，我们事先并不知道，她现在来到苏区，应当劝说其以后谨慎发言”。
今天站在历史长河的“下游”，拥有上帝视角的我们当然可以清楚明了其中的来龙去脉。
然而脱离历史的语境评论历史是不公平的，我们必须要清楚当时的革命志士是在多么艰苦卓绝的情形下与敌人进行斗争。
密函的重要历史意义——牵一发而动全身
在密函中，宋庆龄提到了斯莫特莱的鲁莽行为所引发的蝴蝶效应——宋子文也过问此事：
宋子文从西安回来想与我会面，他说蒋介石获释的条件经过与中共商定是必须严格保密的，然而共产党人出乎意料地通过电台公布了本应严格保密的商定条件，并且还有英译稿。
斯莫特莱还以个人名义公开证实这些报道的真实性，可见在宋子文等国民党人的眼中，斯莫特莱的行为绝不是个人行为，而是有人在背后操纵。
在信中宋庆龄是这样解释的：斯莫特莱只是一个外籍新闻记者和自由派作家，她同情苦难中的中国人民，并且有着个性鲜明的行事作风，但是她并不是为共产党工作的。
此处我们应该辩证地理解，因为宋子文虽然是宋庆龄的至亲兄弟，但是从政治立场上来说却代表了对立的双方。
在这种情况下，宋庆龄对于斯莫特莱身份和行为的解释必须字斟句酌。
关于斯莫特莱的真实身份，其他资料文献也可做出佐证。
1932年驻沪苏共情报人员写给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信件中就提到“建议启用斯莫特莱做国际范围内的报刊报道工作”。
她的主要工作职责是利用记者身份协助共产国际建立远东情报网，并做好对外宣传。
在密函的下文中，宋庆龄也提到“我自然要为我们的同志辩护”，这里所指的人自然就是斯莫特莱。
斯莫特莱报道事件始末
西安事变之前，斯莫特莱就待在西安，以《曼彻斯特卫报》记者的身份一直住在临潼的华清池宾馆。
当时除了她，还有另外一位外国记者海伦·斯诺，也就是著名记者埃德加·斯诺的夫人。
由于斯莫特莱早到西安，负责接待她的是中国驻东北军党代表刘鼎。
他们本就是情报工作的老相识，在紧张得非常时期刘鼎希望斯莫特莱隐藏行踪低调行事，对她的保密工作十分到位，连饮食起居都有专人负责。
后来海伦·斯诺因故离开西安，就这样斯莫特莱成了当时唯一留在西安的外国记者。
此后，张学良亲自接见斯莫特莱，向她详细说明了事变的重大意义，还允许她直接在司令部对外广播。
就这样，斯莫特莱每天晚上都会使用英语和德语进行四十分钟左右的广播报道，这也使得她在国内乃至国际上出尽了风头。
斯莫特莱在广播中向全世界宣布，共产党人来到西安是为了实现国家统一，并且公开披露了蒋介石的秘密许诺。
由于政治立场不同，人们对她的评价也不同。有人认为她是中共的辩护人“赤色危险人物”，有人认为她的背后有“庞大的军队”和神秘政治力量支持。
国民党南京政府则声称她是政治骗子、阴谋家，要求领事馆收回她的护照并进行驱逐。
或许是国际自由记者的身份，或许是自由高调的性格和行事作风，斯莫特莱做事一向不计后果。
她对中共组织的警告和安排置若罔闻，还公开会见外籍人员，这给中共的革命工作带来了不少的麻烦，不少上海的情报人员也受到了牵连，接连被捕。
在密函当中，宋庆龄也提到了对斯莫特莱这种“独行侠”做法的无奈与不理解：
“她（斯莫特莱）把工会书记、特科工作人员和《工人通讯》出版者等许多人士带到接头的安全处所，导致处所暴露遭到敌人破坏”、“虽然她（斯莫特莱）毫无疑问是出于好意，但是这种鲁莽的工作方法给我们造成了巨大的损失”。
斯莫特莱有着积极澎湃的革命热情和崇高无上的革命理想，这些也都成为她投身革命的强大动力。
她的老朋友斯诺曾经评价她“一生充满反抗”，她不远万里赶赴中国，歌颂革命和自由，以一己之力向全世界传达正义之声，这些都是值得我们肯定的。
她的行为虽然违背了保密承诺，但是也逼迫国民党方无法再拖延或变卦，在一定程度上也促进了国际舆论对南京政府施压，推动事件最终得以和平解决。
但是斯莫特莱的性格过分耿直，并且有不切实际的一面。
一生秉持个人自由主义、不能接受组织和纪律的管束，这是她致命的弱点。
在特殊的历史时期，面对特定的政治事件，在没有取得国共两党许可和共识的情况下，斯莫特莱未考虑前因后果擅自对外发布了国共和谈的细节。
这种做法无疑是盲目和不明智的，差一点使得革命者多年来付出的心血毁于一旦，造成无法弥补的过失。
以铜为鉴，可以正衣冠；以人为鉴，可以明得失；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
从这封尘封70年的宋庆龄写给王明的密函中，我们可以还原当年风云诡谲的历史事件，更能切实体会到革命解放斗争的艰难与凶险。
一个微小的决定就可能改变历史的进程，回首历史，我们更应该珍惜今天来之不易的美好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