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放战争,国共两党阵亡最高长官都是谁?

1945年,日本投降之后,国共两党之间的矛盾重新上升为主要矛盾。

8月,蒋介石连发三次电报,邀请毛泽东赶赴重庆,共商“国家大计”。为了达成和平建国的愿望,10月,毛泽东与周恩来以极大的勇气前往重庆与国民党进行谈判。

经过激烈的43天谈判之后,双方在1945年10月10日签订了《政府与中共代表会谈纪要》(即俗称的“双十协定”)。

可惜,“一纸合约”并不能带来真正的和平。

1946年6月,蓄谋已久的蒋介石抛弃了一切伪装,调集30万军队,以中原解放区为起点,向解放区发动全面进攻。

解放战争因此打响,国共两党角鹿三年。

上至将帅,下至士兵,国共两党都伤亡巨大。官方资料显示,解放战争中国民党军被消灭800多万,其中受伤170多万,阵亡30多万;共产党受伤130多万,阵亡26多万。

如此巨大的伤亡,国共两党阵亡的最高长官分别是谁?

一、国民党阵亡最高长官:唐式遵

国民党阵亡最高长官是唐式遵,他是国民党二级上将。当时,国民党军衔分为六等共十八个级别。

最高级别是特级上将,仅有蒋介石一人。次位是国民党一级上将,仅有17人,包括阎锡山、冯玉祥、张学良、何应钦、李宗仁等这些叱咤风云的人物。紧接着是国民党二级上将,包括杨虎城、白崇禧、陈诚、张治中等人,唐式遵则位列国民党二级上将

唐式遵,字子晋,出生于四川省仁寿县。曾经是抗战后武汉行辕副主任,1946年退役。这位息居重庆,被乡人称为“唐二瘟”的赋闲之人,本可以颐养终老,然而他却跳将出来,与人民解放军顽抗到底,落得个折戟沉沙的下场。

唐式遵

(一)求封司令,负隅顽抗

1949年11月30日,邓小平率领解放军解放了重庆,蒋介石仓皇逃往四川成都。

此前几天,唐式遵也携带妻子等从重庆逃往了成都。当时,在美国留学的子女来电劝说其飞往台湾或国外居住。唐式遵不肯,仍坚持负隅顽抗。他把妻子送到了昭觉寺削发为尼,决心破釜沉舟,拉起队伍抗击人民解放军。

随即,唐式遵召集了国民党的散兵游将,包括几十名国民党代会代表、立法委员、监察委员等,并要求他们一起签名,向上呈请蒋介石封他为“游击司令”。

在签名会上,唐式遵“慷慨陈词”:“这是我从军近五十年来,最后一次报国之良机”。

蒋介石同意了唐式遵的呈请。12月7日,蒋介石正式委任王赞绪为西南游击第一路总司令,唐式遵第二路总司令,勉励有加。

王赞绪

在委任当天,唐式遵就在自己的家里宣誓就职,并亲自派出多名亲信到街上网罗散兵游勇以及地痞流氓大约一两百人。

有了人马之后,还差枪械。于是唐式遵立即前往龙泉驿兵器械库领取了一百多支步枪、数挺重机枪,并依托这些人马枪械成立了一个警卫大队。

第二天,唐式遵推荐了陈万仞为第二路副司令。陈万仞,字鸣谦,是唐式遵的四川同乡,曾经在第23集团军任副司令,并兼任第21军军长。唐式遵命令陈万仞继续招兵买马。

陈万仞

接着,蒋介石又追加唐式遵为西南军政长官公署副长官,命令其协助西南军政长官公署代理长官胡宗南,死守成都。

12月9日,即唐式遵受封司令后的第三天,西康省主席刘文辉、西南军政副长官邓锡侯、潘文华相互通气,并在彭县起义。12月13日,邓锡侯、潘文华致电唐式遵,劝他审时度势,响应起义。

邓锡侯

唐式遵怒火冲天,把二人大骂一顿,对起义不予理睬。

12月23日,离成都解放还有4天,唐式遵率领三千余人马退往四川的什邡山区。28日,原先被唐式遵封为第二路副司令的陈万仞偕同王赞绪,在成都宣布起义。

唐式遵仍然负隅顽抗,他一度率领部下进犯新津机场、彭县县城。但人民解放军猛烈回击,不给他以可乘之机。唐式遵及其部下化作鸟兽散,他只好化装潜回四川老家仁寿县。

唐式遵哪里甘心就此失败?

没过多久,他又拉拢旧部,重整旗鼓,并带残余部队到西康省汉源县,投奔当地的羊仁安。羊仁安曾经担任川康边防军旅长,在雅安、凉山一带可以纠结一两千人枪,颇有势力和名声。

羊仁安

唐式遵和羊仁安沆瀣一气,到处收编残余部队,积蓄力量,妄图继续顽抗。

贺龙邀请唐式遵的同乡潘文华做劝降工作。潘文华则请仁寿同乡、起义将领董宋珩去找唐式遵。兵荒马乱,山多崎岖,董宋珩几经周折才找到唐式遵,并劝他顺应潮流,反戈起义。

唐式遵断然拒绝,说什么“我们这么大年纪了,难道连晚节都不要了吗?你做你的张弘范,我当我的文天祥!

董宋珩见他竟以俘获文天祥的元朝汉族将领张弘范来影射,知他鬼迷心窍,不可救药,只好长叹一声,回成都复命了。

董宋珩

(二)联手唱戏,索官主席

1950年1月末,国民党四川省主席王陵基被人民解放军活捉了,消息传到唐式遵那里。唐式遵听闻之后,一开始黯然伤神,兔死狐悲,但很快又怦然心动,想要继任四川省主席。

王陵基

此时,胡宗南刚从成都逃到海南岛,但又被蒋介石严令逼回了四川省西昌。蒋介石命令胡宗南以四川省西昌为依据地点,“固守三个月,等待国际变化”。

唐式遵听闻后,计划到西昌去,他联系上以前同在速成学堂读书的贺国光,向胡宗南谋求四川省主席的乌纱帽。

贺国光

恰好,羊仁安这个“空头军长”也想面见胡宗南,去索要枪械弹药,于是率部与唐式遵等人结伴而行。

经过几天的长途跋涉之后,唐式遵与羊仁安一行人终于在1950年2月上旬抵达了四川省西昌。贺国光劝诫唐式遵说,“你年事已高,还是去台湾吧。

唐式遵坚持要留在大陆打游击,再三请求贺国光向胡宗南推荐自己当四川省省委主席。贺国光如实转达,但是胡宗南因未给予正面回应。一直到2月20日,胡宗南才在邛海新村以吃春酒的形式为唐式遵、羊仁安等人接风洗尘。

邛海新村在四川省西昌市,离西昌城有十多里,这里花木扶疏,风景秀丽,原来是蒋介石的临时住所,现在由胡宗南居住。

唐式遵与贺国光一番密谋,决定趁此机会,在酒席上向胡宗南索官,并演一出双簧戏。

各宾客入席之后,胡宗南举杯向唐式遵、羊仁安等表示慰问,并说了一番“现在党国垂危,大家要同心协力固守西昌”之类的话。

胡宗南

酒过三巡之后,唐式遵站起来说:

“承蒙胡代长官赐宴,唐某不胜感激,在这危难之秋,尤需精诚团结,还要有长期作战的决心。

我到西昌后,有人劝我逃台湾,我不逃。

……我若逃台湾,不但对不起党国,连自己的良心也对不住。我是四川人,死也要死在四川故土。我坚决要回四川号召有志之士周旋到底!”

这冠冕堂皇的慷慨陈词,赢得满堂喝彩、掌声连连。

贺国光放下酒杯,继续接着说:“……像式遵兄这样呕心沥血忠贞肝胆者还有几人?中央尚不给予适当的权位,以施展他的忠勇才干,真令人痛心!”说完,便呜呜地哭了起来。

唐式遵联想到自己也是日暮途穷,朝不保夕,竟也呜咽泣涕。

在场的人无不唏嘘感叹,难掩泪光。

胡宗南一听,就知道他俩在搞什么名堂,心想现在四川全境几乎沦落共军之手,四川省省委主席也不过一个虚衔,何不顺水推舟,送个人情?当即,胡宗南令人草拟电稿,保荐唐式遵继任四川省主席。当场念了一遍,即刻发往台湾。

三四天之后,蒋介石复电照准。

(三)凉山保安,终被毙命

次日,胡宗南向唐式遵当面称贺,并叫他着手安排四川省政府人事,拟定工作计划,报台湾核准。

唐式遵建议把人马队伍拉到四川南部,建立游击根据地,并做好长期对抗的打算,胡宗南只是唯唯。

随后,唐式遵又委任周瑞麟为乐山区行政督察专员,伍道垣为仁寿区行政督察专员。胡宗南则命令二人兼任第六、第七纵队司令,并各自分发黄金一百两,步枪五十支,机枪一挺,让他们回本行政区开辟游击根据地。

唐式遵一到了西昌,就派人到处联络残余旧部,网罗散兵游勇。他得知侄子唐英起义之后,便立即遣使策反。唐英接策反建议,倒戈人民解放军。

1950年3月初,策反成功,唐式遵兴奋不已,急忙向胡宗南报告。3月10日,胡宗南、唐式遵还因此在西昌开了一个“庆祝大会”,二人发电慰问唐英,并汇款慰劳。

3月27日,解放军纷纷从南面、北面两侧包围西昌。此时,贺国光极力劝诫唐式遵跟随胡宗南和他一起上飞机,转道海南之后逃往台湾。唐式遵铁了心,坚决不走。

唐式遵骄傲狂妄地说:“我要以省主席的名义打回四川去!”

当天下午,唐式遵、羊仁安带领几百人马,离开西昌城,企图经过越西县,从大树堡偷渡大渡河,到雷马屏峨地区活动。

到了里西昌城50多里地的礼洲镇,唐式遵等人丢弃车辆,开始步行。到了甘相营,唐式遵部队与胡长青部队会合,两个部队加起来一千多人,一同前行。

行进的路上,羊仁安还不忘向唐式遵吹牛说,越西和汉源一带的彝族人都怕他,都听他的指挥,走这条路绝对安全,万无一失。

不料,3月27日天黑,队伍刚行进到凉山保安时,只听见号角长鸣,枪声骤起,四面八方都在喊“缴枪不杀!”

唐式遵等人才知道,自己和所率部队早已被人民解放军和彝族兵团纷纷包围。

唐式遵见势不妙,一面指挥队伍四散,抢占有利地形,一面叫羊仁安赶紧派人和彝族人联络,让他们通融放行。

此时,彝族人扬言要活捉羊仁安,更别说唐式遵了。羊仁安大骂:“反了!反了!”气得坐在山梁上不走。唐式遵催促羊仁安赶快走,羊仁安硬是坐在那里不肯走。

唐式遵只好撇下了他,带领残兵败将妄图突围。

敌我双方在黑夜中激战数小时,部下周瑞麟、伍道垣趁乱逃跑,胡长青自杀,羊仁安被俘,唐式遵死于乱枪之下。

自此,唐式遵结束了其50年的军旅生涯,终年六十六岁。唐式遵残部也全军覆没。

二、共产党阵亡最高长官:朱瑞

共产党阵亡最高长官是朱瑞,他曾经是罗荣恒的上司,是共产党东北军区的炮兵司令员

朱瑞本可以拥有更高级的官阶。1945年日本投降之后,共产党对内部人事进行了调整——彭德怀被委任为中央军委总参谋长,叶剑英为第一副总参谋长,朱瑞为第二副总参谋长。

可是,当时正值建设炮兵的好时机,朱瑞放弃了当第二副总参谋长的机会,并向毛泽东请命组建炮兵部队。

一旦组建炮兵,朱瑞就有可能面临被降级。可是朱瑞对此毫不在乎,他希望尽快搜集整理日军遗弃的武器,尽快组建起一支炮兵队伍。

朱瑞

(一)请命主席,建设炮兵

1944年秋天,共产党在八路军炮兵团的基础之上,成立了“延安炮兵学校”,郭化若任校长,邱创成任政委。

朱瑞在苏联学习过炮兵,回国后,他深感我国炮兵力量薄弱,同时估计炮兵在未来战争中的重大作用。

于是,在中共“七大”闭会之后,朱瑞找到毛主席,表示愿意放弃中央委任的第二副总参谋长的重要职务,希望尽快搜集整理日军遗弃的武器,尽快组建起一支炮兵队伍。

毛泽东对朱瑞这种“舍高就低”的高尚风格大加表扬,并为他长远的战略眼光而感到欣慰。毛泽东鼓励他,“放手做!”“做一个桥头堡类!”

此外,毛泽东还十分赞赏地对他说:“苏联有炮兵元帅,你就做我们中国的炮兵元帅吧!”

于是,1945年夏天,朱瑞继郭化若之后,被任命为延安炮校代校长。当时,炮校物质条件很困难,连上课用的粉笔,都时常供应不上,只能用白土代替。但是朱瑞还是带领全校师生员工,坚持教学训练,完成了第一期学员的培训工作。

1945年9月,一千多名学员正式从延安炮校毕业,这些学员后来也成为了我国炮兵建设的中坚力量。

日本投降之后,朱瑞遵照中央指示,率领延安炮校的大部分人员到东北建设炮兵。

1945年10月下旬,炮校师生到达沈阳之后,时局却发生了变化。原来,蒋介石在美国帝国主义的支持之下,调集了大量军队,向东北进攻。我军即将撤离沈阳,炮校无法招生、开学。

盛传本投降后的所有武器装备大多留在了东北,号称“大炮六千,车辆骡马无数,弹药器材堆积成山”。可是日军留下的这些火炮,要么被人运走,要么丢失。

朱瑞在临走前,朱德总司令还特意写了一封亲笔信给苏联远东军的总司令马利诺夫斯基,并请朱瑞出面交涉,请他“大力协助”我方建设炮兵。朱瑞抵达沈阳之后,立即向马利诺夫斯基转达了朱德的问候,并递交了信件。

但是,苏联远东军只是把一些破旧的、没有运走的火炮移交我方,我方并没有得到较好的大炮。

为了不延误时机,朱瑞立即召开领导干部会议,告诉大家,由于情况有变,原计划已经无法实现了。但是,中央“抓紧时机,获取敌人武器装备自己”的指示还是要实行的。

朱瑞表示,日本军遗弃的武器装备,大多散落在各地,“只要我们想办法把它搜集起来,前途还是蛮光明的”。经过朱瑞这一指点,大家立马活跃起来,纷纷表示要“收集武器,建立家业”。

朱瑞一边组织干部到主力部队地区接收炮兵骨干,一边发动大家到东起绥芬河,西至满洲里,南起长春,北至北安,凡是日伪驻扎或作战过的地方去搜集武器。

在炮校广大师生的努力之下,1946年5月,共收集炮弹50万发,各种火炮700多门,坦克12辆,汽车23辆,以及一大批器械零件。

朱瑞及其部下此举,为我国东北人民炮兵奠定了初步的物资基础。依靠这些装备,我军在东北迅速组建了6个炮兵营、20个独立炮兵连等共计80多个炮兵连。

(二)培养队伍,发展炮兵

有了设备之后,还需要有人。

朱瑞根据东北“发动群众,建设壮大部队”的总方针,及时提出了“变学校为部队,拿部队当学校”的建议。

朱瑞将炮兵学校的五百多名干部,分散到东满、西满、南满、北满以及一纵和总部炮兵旅等单位,以开办学校的精神,对部队进行训练,培养了一批炮兵骨干,从而为炮兵的发展准备了干部条件。

由于蒋介石的军队大举进攻解放区,时局紧张,炮兵需要的骨干越来越多。为了适应这一新形势,朱瑞亲自为学校规定了“教与用结合”的教学方针。

朱瑞将“延安炮兵学校”更名为“东北军区炮兵学校”之后,开始在东北招收了第一期学员280名。并将这些学员编成一个重炮队、两个野炮队、两个山炮队。

当时的炮校设备有限,还无法培训高射炮、迫击炮和坦克的干部,于是朱瑞就责成有关部队进行培训。

1948年9月,辽沈战役爆发前夕,东北军区炮兵学校共培养了两千多名干部,我军东北炮兵的战斗力空前提高。还为附近的兄弟军区输送了几百名炮兵干部。

在发展炮兵的过程中,朱瑞根据战局形势提出了“适当集中”发展炮兵的需求。并且在东北局的会议上提出,若经费问题解决之后,三个月之内即可装备、训练出四个炮兵团,并开赴前线打仗。

东北局的领导同志表示,“要钱给钱,要物给物”。朱瑞也当场向东北局领导立下了“军令状”。会后,主管财政工作的陈云,在财政十分困难的情况下,还专门给炮兵拨款了六千多万东北币,作为炮兵重点装备的经费。

这之后,朱瑞一边抓装备,一边抓炮兵训练,工作十分认真。

1946年9月,刚好是朱瑞和妻子潘彩琴结婚四周年的纪念日。两人在1942年9月结婚之后,由于工作的需要,不到半年就分开了。

朱瑞为了工作,又没有顾得上妻子和孩子团聚。他在结婚纪念日当天给妻子潘彩琴写信说:

为了人民的事业,就是这样有意义的过吧!因为万万千千的人民不能团圆,万万千千的人民正在水深火热中,万万千千的战士正在前线啊!以我们的分别来纪念他们的苦难及奋斗!

(三)解放功臣,触雷牺牲

设备和队伍都建设起来之后,朱瑞还要不断研究炮兵作战方针,并着手指挥炮兵开往前线作战。

1947年1月到4月,朱瑞根据战况提出了适合我军炮兵的指导原则:“集中使用火力,快、准、猛,攻坚作战。”

朱瑞之所以能够得出这么精辟的指导原则,源于他注重深入实际,调查研究。

刚刚到东北的时候,朱瑞就尽可能广泛地收集有关炮兵的书籍。每次上前线打仗,朱瑞宁可少带生活用品,但是马列著作和炮兵书籍总是不离身。到了东北之后,朱瑞经常冒着零下三四十度的严寒,亲临前线指挥作战。

1948年7月,朱瑞参加了东北军区关于发动辽沈战役的计划和准备工作会议。会议上,军区负责人决定留他在哈尔滨主持后方工作。

但是朱瑞不同意。他说,“我是炮兵司令员,理应在前方指挥作战,前一个时期,由于后勤供应困难,我不得不到后方操持,现在情况已经好转。我要在解放东北的最后决定性战役中到前线去,总结炮兵在大规模运动战和攻坚战中的作战经验。”

朱瑞的要求得到了批准。8月,朱瑞回到炮兵的集训地点主持召开会议,对炮兵前两年的工作进行总结,并传达辽沈战役的战略部署计划。

1948年9月10日,朱瑞离开哈尔滨南下北宁线。

9月12日,我方人民解放军首先包围了义县。但是义县的城墙很高大,国民党修筑了牢固的防御工事,并纠结了一万两千多军队在城内负隅顽抗。

为了打好这一仗,朱瑞亲自带领负责主攻的几个炮兵团团长前去地方阵地勘察地形。察看完全部阵地之后,他回过头来对其中一名炮兵团团长黄登保说:“这些家伙也太猖狂了,你先拉两个连来,把那几门炮给我敲掉,先给他们来个下马威。

10月1日上午,朱瑞一声令下,第一颗炮弹呼啸着划破长空,落在了义县城墙上,随之,许多火炮接踵而至,纷纷发射。顷刻之间,城墙就被撕开了一道40多米宽的裂口。

朱瑞见状,兴奋不已,果断下令继续延伸炮火射击。敌人经营多日的防御工事,全部崩溃。解放军战士们从突破口冲进城内,不到6小时就将守在城内的敌人全部消灭,还活捉了敌师长王世高,胜利地揭开了辽沈战役的序幕。

朱瑞是炮兵司令员,本来是没有必要上前线阵地的,而且前线指挥员也一直劝说,拒绝他前往。但他认为,深入前线,了解部队,掌握敌情,是指挥员的本分。

因此,为了及时了解和总结炮兵开拓突破口的情况和经验,在战斗还没有完全结束的情况下,朱瑞就从指挥所出来,身先士卒向突破口跑去,然而,不幸触雷牺牲。

小结

三年解放战争,国共两党阵亡的最高长官,一个是唐式遵,一个是朱瑞。

虽然,两人最后都身亡命殒,但是,两人却截然不同。

一个是折戟沙场,一个是壮烈牺牲。

一个是逆势而动,一个是顺势而为。

一个是与民为敌,一个是为民牺牲。

逆历史潮流而动的人,终将会被历史而抛弃。

顺历史潮流而为的人,终将会被历史而铭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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