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汉“急就章”，印章中的“便条”，顺带说一下学篆刻的取法方式

我们是不是有这样的经验：有时候随手写的字，要比专心致志写出来的字还要好看。仿佛不经意间，反倒写出了平常自己如何用心也写不出来的好字。

历代书法家里也有很多优秀的便条书法，比如王羲之的《丧乱帖》，比如王献之的《鸭头丸帖》，再有比如怀素的《苦笋帖》，再比如杨凝式的《韭花帖》，在生活中的具体书写场景下，没有刻意的拿捏，没有精心的整顿心神，或者是情之所致，或者是随手写给朋友看的纸条，但这些有“便条”性质的书法，却达到了极高的艺术水准。

（王羲之《丧乱帖》）

（王献之《鸭头丸帖》）

（怀素的《苦笋帖》）

（杨凝式《韭花帖》）

如同书法一样，中国印章史上也有大量的“便条”式印章，而这些印章中的杰出作品，又大都出自东汉末年。据《资治通鉴》载：“汉献帝兴平二年十二月为李傕、郭汜所迫，仓皇出走……公卿以下群帅，竞求拜职，刻印不给，以锥画之。嗟乎！汉官印威仪一至如斯！”

我们现在赞赏齐白石的单刀篆刻作品，其主要的取资方向就是东汉末年的这种“急就章”。

（齐白石刻钱大钧印）

东汉末年之所以出现大量的急就章，其主要原因就是上述的“刻印不给，以锥画之。”天下大乱，需要临时拜封的官员太多了，而再行铸刻官印，显然来不及，于是，就只能采取锥凿的方式，临时凿刻而成。这种匆忙之中刻制的印章，当然有它的特点。时间稍稍宽裕的，或者制作印章的工匠的水平稍高一些的，刻出来的印章就工整，平稳，如：

（汉印平东将军章）

（汉印左将军军司马）

但更多的是如下这些接近荒率，随意的作品：

（汉印虎威将军章）

(汉印庐陵太守章）

（汉印凌江将军章）

初学者接触此类印章与初学书法者接触上述“便条”式的书法作品一样，隐约觉得这些作品也许是不错的，但真要说出它美在哪里，却不知从何说起。就如同训练有素或者素养极高的书法家写出来的“便条”一样，正是基于长久养成的基本素养，任意一笔均包含深厚的素养，而这些素养不管是体现在刻功上，还是体现在章法上，都有诸多可取之处。

除了东汉急就章（前面写过急就章的专题文章，有兴趣可以找来一看）的话题外，我们今天顺带说一下，关于汉印的刀法和章法是可以分开学习的，这也是重要的篆刻学习取法方式。比如齐白石学习了汉将军印的单刀直下，独特的齐派印风由此形成：

（齐白石的接木移花手段）

（齐白石刻“悔乌堂”）

酣畅淋漓的冲刀，由此形成霸悍雄强的线条特质，看似不管不顾，实则一刀一笔，俱有法度。再比如，都说浙派祖师丁敬的刀法起源于元代朱简的碎切徐进，印学理论家魏锡曾（赵之谦的好友）在他的论印诗里提到浙派宗师丁敬的刀法时说：“朱文启钝丁，行刀细如掐。”这个“掐”字很形象，像用指甲在石头上一点一点的刺入和切断出来的线条，可以说，丁敬的线条，就是他用刀一点一点地“掐”出来的，连续而密集。似乎这种细如“掐”的刀法起于元代朱简的“以刀立派”，但后世的篆刻大家黄牧甫认为浙派最大的特点是来源于汉印，他称“《簠斋印集》中，‘别部司马’一印，所以开浙派也”。（黄牧甫“德彝长寿”印款）

（汉印“别部司马”）

显然，所谓“有个性的汉印”的浙派印章，从汉印里汲取的营养不仅是刀法特征，还有字法、篆法、章法等各个方面的特征，有时，悟透一方印，足以开一流派，成一脉印风，因此，对任一方字篆刻元素丰富的经典汉印，都可以深入领悟，获得大的启发，从而打开自己的篆刻道路。陈巨来说他在篆刻章法上的领悟，全来自于一方汉印叫“太医丞印”，就是这个道理：

（汉印太医丞印）

当然，对于近代名家的学习，也可以依照各篆刻元素有条理地进行学习。比如，我们看到赵之谦的这方“沈”字小印：

（赵之谦刻“沈”）

我们学赵之谦这样的名家，不能迷信认为他的任何一面都是好的。比如这一方印，优点在于章法，但水旁的几笔明显在下刀上欠缺肯定，而内边框也有失爽利，但章法上的的巧思则使这方印成为经典，左部的水旁伸长到底，右部两垂脚则分别往左右斜出，在右下角留出了大块的空白，这使右部的重心陡然上升，呈现开张横势，与左部的纵势保持平衡，形成强烈的疏密对比关系。我们学赵之谦，可以学习章法上的优势，而刀法上的问题，不能一齐学了去。

一方面提高审美，一方面增加练习，对于拿在手里的汉印作品或名家作品，在自己的审美之下，学习其中理解到的优、缺点，对于任何的大家，在学习和取法上都应当采取“扬弃”的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