吾心自有光明月 须有恩威化梗顽（上）——记王阳明从“天泉证道”到“广西成道”
吾心自有光明月 须有恩威化梗顽（上）——记王阳明从“天泉证道”到“广西成道”
吴孝斌
王阳明出生于浙江，成名于北京，悟道于贵州，事功于江西，成道于广西。自“天泉证道”证道之后，王阳明在广西完成了他人生的最后使命，并将阳明心学运用发挥到了极致。阳明心学在广西得到了集大成，其在广西的军事思想、理政方略等，都是其“良知之道”运用到极致的体现，广西是他的实践之地、事功之地，更是他的成道之地。
一．“天泉证道”诠四句
“法即无顿渐，迷悟有迟疾”，王阳明对先贤圣学（经典）的学习体悟也是一个渐进而顿悟的过程。从贵州龙场开始悟得“心即理”，进而“知行合一”、“致良知”。
嘉靖元年（1522年），王守仁回乡守制。此后近六年的时间里，他在绍兴、余姚一带创建书院，居乡讲学，宣讲“王学”，其心学思想日渐成熟。
“致良知”是王阳明心学思想的核心观念，“良知”，既是道德意识，也指最高本体。他认为，良知人人具有，个个自足，是一种不假外力的内在力量，只要遵从我们的内心良知，人人有做圣人的潜能。“致良知”就是将良知推广扩充到万事万物。“致”本身即是兼知兼行的过程，因而也就是“知”和“行”合一的过程，所以致良知也就是知行合一。
嘉靖六年（1527），广西田州岑猛作乱，后又有卢苏、王受构众煽乱，攻陷思恩。五月，王阳明被任命提督两广及江西湖广军务兼都察院左都御史，出征思恩、田州，平定暴乱。六月，先生上疏请辞，未被允许。九月，起程赴广，起程前夕，先生在天泉桥(浙江会稽阳明宅院的一座小桥)上与学生钱德洪、王畿上讨论阳明“四句教”，即“无善无恶心之体，有善有恶意之动；知善知恶是良知，为善去恶是格物”，史称为“天泉证道”。
天泉证道图（网络图片）
“圣人与天地民物同体，儒、佛、老、庄皆吾之用，是之谓大道”，王阳明以儒家为主体，又充分消化吸收了佛道两家文化的精髓。“四句教”总结了人与天地万物之间所存在的关系，个人的认识和群体之间人性本质的变化。这是王阳明在“致良知”学说纯熟后，对心之本体“良知”的透彻体悟。
“无善无恶心之体”，无善无恶是心的本体，人心原初状态是纯粹无染，无关善恶。这个思想源于《六祖坛经》的“不思善，不思恶，恁么时，哪个是明上座本来面目”。王阳明自己也曾说：“不思善不思恶时认得本来面目，此佛氏为未识本来面目者设此方便。本来面目即吾圣门所谓良知。”
“有善有恶意之动”，有善有恶是意念的发动，人的起心动念才有善有恶，善与恶都因自己的好恶念头而起。
“知善知恶是良知”，知道善恶是人的良心发现，良知存在于人的内心，恰当应用便能知善知恶。“诚意”而“养知”，寻回天之良善，达到本体明滢通透。
“为善去恶是格物”，行善去恶就是格物。正心是格物的方式，正物之不正才是格物的最终目的，从心而发，使人的行为、活动都“为善去恶”，合于至善之正。
有学者研究认为：四句教就是王阳明心学之纲！因为“无善无恶心之体”是他的世界观，“有善有恶意之动”是他的人生观，“知善知恶是良知”则是他的价值观，而“为善去恶是格物”就是他的方法论；四句教是一个正循环，正确的世界观会让人拥有善的人生观与价值观，当人人都拥有善的人生观和价值观后，会反过来自然而然地塑造善的世界观；如天地万物一样，生生不息，周游不止，一善百善，天下皆善；一和皆和，天下皆和！
心性问题历来是中国哲学上的一个重要课题，孔子建立了以“仁学”为核心的哲学体系，孟子以“仁义礼智”为“四德”（或称“四端”)而有性善说，陆九渊开创了心学思想体系，王阳明则在陆九渊的基础上，形成了独立而完整的心学体系。“四句教”是对心之性体的进一步总结与完善，其核心是强调本体与工夫的一致。
以“天泉证道”为标志，王阳明的人生境界达到了常人无法企及的高度。
二. 本体明滢察实情
嘉靖六年(1527)九月初八（“天泉证道”次日），王阳明即从家乡出发前往广西。十一月二十日，抵达位于梧州的两广总督府。
证得“无善无恶心之体”的王阳明到达广西之后认真调查研究，以其廓然大公、无私无我、明滢无滞的心性体察了广西困局之真实情况，对广西之乱有了正确的认知。
明代的广西属十三行省之一，地处边疆，民族众多，战略地位特殊而重要。《读史方舆纪要》载：“广西，在五岭西偏，襟带三江，堤封甚广。然而外迫交趾，内患猺獞，诸土司之顽梗，又数数见也。”“昔人言，广西之境，大约狼人半之，猺獞三之，民居二之。”其时地方土司林立，流官管理困难。土司不时反叛作乱，八寨与大藤峡更是匪患久聚，长久未平。嘉靖初始叛乱持续，加上前任总督姚镆思路不明，无视土官与流官的设置问题及民族问题而一味诉诸武力，处置失当，不仅耗费了大量的人力物力，还对地方造成严重破坏，生灵涂炭，良民流离失所，已是严重影响到了广西的社会秩序稳定与经济发展，危及国家的稳定及边境的安宁。
王明阳更是在广西困局的表面现象下，以良知自在的明觉状态体察到了更深层次的原因，“看得理学不明，人心陷溺，是以士习日偷，风教不振”。当时的广西远离国家文化中心，地处文化边缘，儒家等中华文化传播不普遍，大部分民间百姓没有受过主流文化教育，圣学不明，人心不明、良知蒙蔽、秩序混乱、以致于叛乱横生。
三. 罢兵行抚良知用
面对思恩、田州之乱，王阳明广听建言，并进行了深入的调查研究，他认为卢苏、王受等地方民族首领之所以反抗朝廷，主要是因为“改土归流”政策执行不当及当事官员的草率用兵，造成了“不顾万余之命，竭两省之财，动三省之兵，使民男不得耕，女不得织，数千里内骚然涂炭者两年於兹”之恶果。
“夫所可愤怒者，不过岑猛父子及其党恶数人，而已其下万余之衆固皆无罪之人也。”为安民从善，稳定边疆，王阳明良知致用，他主张对卢苏、王受的地方武装进行政治招抚，“开其自新之路”，使其能“安心定志，涵育深仁而感慕德化。”并上疏详细分析了穷兵开战的“十患”与罢兵招抚的“十善”，得到了朝廷的认可与授权。
嘉靖七年(1528)正月二十六日，在王阳明招抚政策的感召下，卢苏、王受率众七万余人至南宁府城之下分营屯扎。次日，卢、王二人囚首自缚，各与其头目数百人前往王阳明军门投表乞降。王阳明将卢、王二人各杖一百以作警示，即对众人善以抚慰，并督令其各归其位，各复其业。
《王阳明先生图谱》之卢王囚首自缚
至此，王阳明以其良知思想在军事上的完美运用，采用不战而屈人之兵的战略，使众人“各悟本心，匪从外得”，彰本心之明，不折一矢，未伤一卒，即平定了震动朝野、调集四省兵力、历经数年屡次征剿而无果的思田之乱。并为进一步平定八寨、断藤峡之乱打下坚实的基础。
四. 为善去恶决剿抚
在完美地和平解决了思田之乱后，广西各地父老看到王阳明迅速平定了思恩、田州叛乱，于是成群结队前来告状，请求王阳明乘胜解决断藤峡（也称大藤峡、永通峡）和八寨问题，他遂决意武力征剿八寨及断藤峡。
王阳明当时作此决策主要基于三个考虑:
一是解民之忧、申明正义。“但惟八寨瑶贼，积千百成徒，流劫州县乡村，杀害良民，虏掠子女生口财物，岁无虚月，月无虚旬。民遭荼毒冤苦，屡经奏告，.......缘此瑶贼与之居民，势不两立，若瑶贼不除，则居民决无安生之理。”“况臣驻札南宁，小民纷纷诉苦，请兵急救荼毒，皆为朝不谋夕。各贼之恶，委已数穷贯满，神怒人怨，难复逋诛。”
二是贼众无视招抚、略无忌惮。面对官府的招抚，八寨、断藤峡之徒却视于无物，“独此断藤各巢逆贼，自知罪在不赦，恃险如故，截路劫村，略无忌惮。”“而此（八寨）瑶贼独敢拥众千百，四出劫掠武缘等处乡村，杀人放火，略无忌惮，此臣所亲知；即此焻炽桀骜，平时抑又可知。”
三是申明赏罚、惩恶劝善。剿抚并用，恩威并施，“善有所劝，恶有所惩”，对穷凶极恶之徒必须惩罚，同时也注重抚民化民，“劝惩之道明”，即使盗贼罪孽深重，只要他们愿意悔悟，仍要给予其立功赎罪的机会。
万历《广西通志》武宣地图“永通峡”标志
嘉靖七年(1528)四月，王阳明利用卢苏、王受的士兵及即将返程的永顺、保靖的苗兵对断藤峡及八寨进行突袭，前后只用三个月就彻底取得完胜，他有感而写下《破断藤峡》《平八寨》二诗（详见拙作《王阳明<破断藤峡><平八寨>赏析》）。
尽管当时王阳明征剿八寨及断藤峡并未得到朝廷的授命，但却是他践行心学思想“为善去恶是格物”的重要体现。
主要参考资料：
1.《王阳明全集》（王守仁撰，吴光、钱明等校）
2.《王阳明广西之行展现的良知思想及实践探究》（作者：何大雪）
3.《阳明四句教与儒佛关系研究》（作者：彭啸）
（2021年9月21日晚，未完待续）